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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学报
韦定广
内容提要：本文以对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考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次危机与马克思晚年思想转变的关系。文章认为：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1873年经济危机存在着与以往历次危机不同的性质与特点；由此构成对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及社会变迁理论模式的挑战；马克思生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次危机的特殊性及其挑战性，并努力在理论研究上进行调整和转变。
关键词：经济危机　马克思　挑战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是马克思生前所经历的最后一次经济危机，是继第一国际解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之后，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及其理论研究产生较大冲击的又一事件。深入研究这次危机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对马克思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有助于我们“破译”晚年马克思之谜。例如：为什么马克思在最后10年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和修订工作，并迟迟不愿付诸出版？[1]为什么马克思晚年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人类文化学及俄国公社问题？马克思最后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却几乎忽视1873年经济危机与晚年马克思关系的研究。
（一）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源于5月9日维也纳的债券交易，24小时内股票贬值了几亿盾；接踵而至的，是信用全面瘫痪和有价证券交易中止。维也纳的交易所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由欧洲各国停止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导致美国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于是在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危机。但与以往各次危机比较，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2]
马克思最初对这次危机不但有所预感，而且抱着强烈的政治期待。1873年1月24日，在为《资本论》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特征，“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现在，“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3]但是，马克思没有料到危机会在当年爆发。因为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后，大约每隔10－12年一次（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而1873年危机距前一次危机相隔仅7年时间，这似乎多少印证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两个基本判断：周期越来越短，程度越来越猛烈。所以在1875年6月18日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这一次危机与以往危机比较，“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这是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34.139）这说明在危机爆发两年后，马克思依据他原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至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然而，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展开，逐渐显现出与以往5次危机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首先是危机的策源地和“震中”完全从英国移向美国。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而且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顶端或“中心”地位。因此，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4]但是，1873年的危机却始自美国，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迟至5年后才进入危机阶段。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次危机“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特别是在英国发生危机之前，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34.345）
其次，重工业既是危机中遭受打击的主要部门，也是危机过后经济高涨的基础。以往危机过程中，遭受重创的主要是轻工业。例如在英国，棉纺织业曾经是前4次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和部门。1873年危机虽然最初表现为交易所混乱和信用危机，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过剩却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无论是最先爆发危机的美国和德国，还是后来的英国，重工业在这一次经济周期的高涨和危机阶段都处于中心地位。危机期间，美国纺织业的生产只缩减了18－20%；德国1875年的棉花消费量下降了10%，1876年情况又趋于好转，各棉纺织厂消费的棉花甚至高于危机前的繁荣时期；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73、1874年仍在继续发展，生产量和出口量都没有下降。
第三，这次危机包括农业部门和部分非西方国家在内，从而真正具有世界性质。如果从“普遍”性生产过剩角度衡量，1825年、1837年的危机虽然在国际范围产生影响，但还都属于英国性质的危机。随着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工厂制度的发展，1847年的危机开始具有国际根源。而1857年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像1847年那样具有国际性，而且开始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847年后西方国家工业化与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的一个结果。英、法、美、德四国当时占有世界工厂工业的4/5左右。然而在“世界性”方面，1873年危机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一是涉及到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以及部分非西方国家的农业危机，成为1873年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运输工具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长途运输的成本，而且缩短了海上运输时间，这就造成大批廉价的农产品不断从美洲、澳洲、亚洲等地运往欧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导致1873年同时爆发世界性质的农业危机。二是危机不但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影响。在19世纪60、70年代，除了非洲内陆和亚洲、拉美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国家已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商品、金融与贸易相互联系，任何一处发生波动，都会迅速地蔓延开来，因而使危机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与同期性特征。
1873年经济危机的结果，一方面与以往历次危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毁灭性影响”；然而另外一方面，又并没有如马克思最初所预言，成为资本主义结束其寿命的信号。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具有总结这次危机的意义。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34.346）事实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认识的正确。1873年经济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统治，而正是在这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生产关系形式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过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危机本身及其后果对马克思原有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晚年研究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