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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认为：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不管规模大小，都是不确定的。我认为，这既是对人类的巨大挑战，同时也是希望所在。假定人类对未来的东西充满了确定性，很多人就要自杀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会完蛋，肯定会死，肯定会破产（注：这是记者访谈开始，丁先生先从社会学角度关于不确定性的解释。为了引文的完整性笔者没有删节，后面的话则是引文的关键字段。在此注释是为了提醒以免误读前文）。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儿，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列宁，甚至包括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心里边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都有一个大致的方案，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这个意义上的“过渡”指的便是遵从历史规律前提之下的过渡。在中国来讲，这一点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代，很多人开始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设想，而且经过了一两百年的试验，渐渐发现原来这套对社会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说美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惊人的，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对美国社会未来的变化表示担忧和恐惧。只有在世界上少数一些国家和社会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和担忧、恐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通常是一个曾经有着一两千年的古老的、延续性的社会。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研究中国的哪一方面，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社会也好，教育也好，科技也好，生态也好；全世界研究中国的这些专家，不管是华人还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日本人，他只要五年没来过中国，心里就会没底。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虽然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延续性最强的社会之一，但又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有些变得越来越好，有些在倒退，有些基本上维持现状，你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是很怪的，是从逻辑上推不出来的。中国1989年那一场悲剧以后，这个社会有些方面变得太快了，有些方面变得太慢了，有些方面变得好，很显著，有的方面变得好是非常微小的，还有一些方面甚至倒退，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
2、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的建议是：
走出去不能简单输送金钱和过剩产能：推动亚投行，具体运作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间会发现很多的挑战，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中国现在想的是，第一，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把中国过剩的产能输出去，把中国基础设施的唱主角的建设公司，也给他们送出去。
这样的话，给其他的国家送过去一些钱，然后不一定会考虑到这些国家本身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偏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来的，怎么样去把这些国家真正的搞好，这些可能目前想得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间，如果还是像过去中国几十年在非洲的投资、援助的方式的话，最后会发现，送给那么多国家一些钱做那么多投资，这么多投入，效果并一定会像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好。
亚投行要防止变成中国外派的金融机构：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比较犹豫到底要不要加入亚投行的原因。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亚投行变成了中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派出，而不是一个多国参与的跨国金融机构的话，其他的国家会慢慢的对亚投行失去信心的。
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亚投行如果是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而不是中国国内的外派的金融机构的话，那就说明这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走出去的样本。反过来的话，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的“走出去”还会有非常长远的路要走。
3、财政部：对于亚投行，我们不像世行和亚行那样经历了多少年，还经验。尤其是要考虑金融风险和呆坏账的出现，这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
另外。国内也有业界人士认为，国内企业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的国际间合作之间的协调关系，亚投行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协调都要有一个权衡的整体框架。例如，公路、港口、铁路以及电力和水利项目中招标表和贷款附加条款是否涉及到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环评依据是采用中国的标准还是欧洲标准等等技术装备和施工组织方案的选定以及人力资源的来源和配置等等都要有充分的估计和预案准备，还有亚投行内部仲裁机制如何建立等等。不过，在亚投行的框架下，中国企业有可能得到与欧洲国家企业合作竞争的契机，进而加快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优势。所以，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和战略思维应当得到重视，这与斯蒂克利茨的分析和看法基本吻合。亚投行这个“引擎”预示着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速度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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