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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昨晚临睡前，恹恹地对我说：“妈妈，要是我评不上全优生，你会骂我吗？”
我一怔，按照常理，无论从学习，还是品行，我的孩子完全够的上全优生资格。
“妈妈，你不知道，我们班47个同学，有43个选我做全优生的。可是，老师却说，有些同学还要更关心集体，更主持正义。我会不会评不上啊，妈妈。”
原来，学期初，孩子曾经被委以重任：谁上课做小动作啊，谁要说脏话啊，谁抄作业啊，暗中观察，及时报告。我的孩子在忠实地履行“老师的小帮手”，如实地汇报老师布置的任务后，被几个很铁的同学“敬而远之”了。她自己也在日记中抱怨，我讨厌同学们一看见我往办公室跑就喊“告状去了，告状去了”。我再也不要做“地下党员”了。
我孩子的遭遇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老师安插“耳目”来管理班级，恐怕比比皆是。我曾看见一个优秀班主任很得意地推广：要想及时的有针对性地了解班级、管理班级，关键是多培养几个心腹。
我相信，老师的本意无非是更好地管理。心腹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和对同学的关心。本无可厚非。但是——
一个和谐的班级，应该是友好亲密的，真诚团结的。可是由于心腹告密成风时，一部分学生无端地不自觉地被置于“监视”之中，互相防范，互相猜忌，还能建设一个进取向上的集体吗？真正让人受伤的不是武器和暴力，而是冷冷的不信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告密文化”曾经非常发达。中国自秦以来就建立了告密制度。专制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是被告者。这样便于监视和控制。统治阶级豢养一批打“小报告”的爪牙，是实现“人治”的需要。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父子、恋人、夫妻，往往也上演“大义灭亲”的悲剧。“正义”的掩护下，大行告密之道，以告密为荣，幼小的心灵可能从此滋长“踩着别人的肩膀上”的思想。教育也就不自觉地趁机培养出许多“小人”和“奴才”——把别人的自主生活，正当权利和正常言行当做“密”去告。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探春曾经冷笑着说：“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虽有一些危言耸听，但“告密”文化普及到小学生，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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