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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一名瑞典人，对瑞典医疗保健有切身体验的我，对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 Frank)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在奥巴马医改计划上，瑞典人可以教会我们什么》一文中宣传的错觉，必须有所回应。
读到这些来自经济学教授，却与基本经济学理论脱节的东西，真是令人惊奇。但暂且不谈理论，弗兰克教授只要实地考察最近的公共急诊室，就足以无可挽回地粉碎他所有的幻觉。现实情况是，瑞典医疗保健是中央计划悲剧的完美例证。既昂贵——雪上加霜的是——还让无辜者白白送命。
作为社会民主党建设“人民之家”(Folkhemmet)计划的一部分，全民免费医疗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这个宏伟抱负还包含全面免费教育、为穷人提供现代住宅、强制ZF养老计划，等等。姑且疑罪从无，假设计划鼓吹者拥有良好的意图;可往往是良好意图，铺平了通往地狱终点的道路。
这个计划推行还没多久，在各个方面就已陷入灾难，现在，甚至随便找个路人，都明显知道这一点。他也许不能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但他能够明白，这个体系绝不像宣传的那样可行，并且情况在迅速恶化。
在这个乌托邦计划开始以前，瑞典拥有可以说在文明世界当中绝对最低的税收，毫不奇怪，生活水准位居前列。而这个计划，将瑞典变成一个全球第二高税率(仅次于丹麦)、通胀猖獗、经济不断衰退的国家。
医疗保健在经济学上毫无神秘之处——它只是一项服务。就像其他服务一样，在自由市场上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及不断改善的质量充分提供。但也像其他任何服务一样，当中央计划者将手伸向它时，就会发生故障。宣称医疗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失灵”，就如同说前苏联的面包生产存在市场失灵。
让我们看看，由瑞典ZF(当然也就是由纳税人掏钱啦)提供免费医疗之后发生了什么。注意同样的经济法则及激励也适用于ZF决定接管及免费提供的任何服务。同样法则也差别甚微地适用于奥巴马医改计划。
在瑞典，免费医疗一开始尚被认为仅仅提供给穷人。对那些喜欢原有医疗服务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当ZF突然提供免费选择，许多人为求免费医疗而舍弃他们的私人执业医生。公共体系不可避免地扩张，而私人医生则失去患者。然后，他们要么被迫接受公共体系的雇佣，要么离开这个行业。最终结果是铁板一块的公共医疗。在它的运营中，我们能发现弗兰克教授所称的规模经济吗?或许。但只要考虑到管理这个体系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的扩张，就算有规模经济存在，也会被其成本及低效抵消殆尽。
这样的结果在瑞典显而易见。只剩下极少数私人诊所。除此以外，大部分从业者都被吸纳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庞大的官僚机构被架设起来，以实施对公共医疗及伪私营医疗所必要的中央计划。
每四年一次选举时，瑞典人对三个层面的ZF投票：国家、省及地方ZF。省ZF是中等水平的地区性ZF;有二十个这样的省ZF。它们几乎全力经营公共医疗，但总是资金匮乏，常常入不敷出。
自由市场制度优势在于供求共同形成价格，我相信德高望重的弗兰克教授知道这一点。价格对医疗从业者发出信号，告诉他们：病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评价最高的又是什么。假如对心脏手术的需求激增，其他条件不变，服务价格也随之看涨。医疗从业者会被提升的价格引导到能获取更高利润的领域。会有更多的医生愿意提供心脏手术，实施心脏手术的产能提升，增长的需求得到满足，价格又会开始回落。某些人抗议说：医生靠最大化利润，借病患的苦痛过上好生活，这是不道德的。但比起凭借大家的饥肠辘辘盈利赚钱的农夫，这究竟又有何不道德可言?
自由市场制度就是这样，借助系统性地分配生产能力(“供给”)，从而迅速满足患者的需要(“需求”)。对更低价格及更高质量的努力追求，由于竞争总会带来额外利益。这个法则对于医疗、手机或园艺服务都同样适用。
公共医疗体系的官僚机构，既然无法利用市价分配资源，就必须采用其他手段。首先，根据预估需求，猜测骨折、心脏手术、肾移植来年的数量，试图进行计划指导。这些瞎猜注定枉费心机，后果是某些领域短缺而其他领域过剩——同样地——转化成人道灾难及经济浪费。
没有利润动机，就无产生适应实际情况的动力，也就无法将昂贵设备利用到最优水平，无法让服务水准提升，无法让病人得到善待而有尊严。所有改变都必须由高高在上的计划者靠命令往下推动。最让医生及护士沮丧的是：他们不能自由地将技艺发挥到极致，不能尽其所能地帮助患者。许多最好的医疗从业者选择改行。
虽然不大可能用数字描述，但瑞典的医学职业技能水平明显低于美国。从多个层面，从医生甚至到学生，都能发现这一点。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医学院的学生，他在一家瑞典大医院呆了一年。当他察觉到瑞典学生们从未在手术室里多花时间，就深感震惊;这里没有追求最优秀的动力。当然也有人无悔地热爱本职，工作出色，但这个制度不利于这样的态度。
经济计划总带来失败。当计划者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优越性，却依然固执己见。他们宁可尽量模仿市场，使用“新公共管理”、代金券制度或医疗交易所这样的时髦技术。通常，这些解决办法的结果，甚比彻底的计划至更具毁灭性。为使系统运转，他们不得不把每种医疗情况简化成代码，每个病人简化成ID号，每个疗程简化成计划(武断的)成本及收入数字。
一家主流报纸最近披露，医生被要求根据病人成为未来纳税价值来区分优劣次序。老年人的未来纳税价值当然较低，所以在这套机器中自然列为劣后等级，而更得不到适当治疗。在私营医疗体系中，你可以决定自己的优先等级，例如你可出售房屋，将收入花在恢复健康上。在社会主义的体系中，别人为你设定优先等级。
我们知道，每个计划-诱导行动都会导致五个自相矛盾且始料不及的反应，每一个又会招致更多计划-诱导行动。最后以像瑞典这样的失败体系而告终，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却并非轻易得到。
在瑞典，对于非危重病例而言，你必须到公共“医疗中心”。对从普通流感到脑瘤的任何病症，这里永远是起点。你必须根据你的医疗服务区域去指定的中心。接诊只有通过预约。这些中心每个早上通常有30分钟的窗口，这时你可申请其中一个预留空缺。注意要提早预约，否则轮不到你。而同一天很难得到约诊。你会被分派给一个全科医师，也许你以前从未遇见这个人;很可能是连一口瑞典语都说不好的外乡人;很可能是一个讨厌自己工作的家伙。假如你情况严重，就会踏上转介专科医生之旅。这个过程会耗费数月。与弗兰克教授所认为的相反，这并非该体系确保最大产能利用率的“特色”。这是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特色，类似于苏联等候面包的长龙，没人称其为“特色”。
这个医疗“等候长龙”就是死地绝境。当一位病人得以见到专科医生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治，这样的事极为常见。转介落空是家常便饭。官僚体系造就无精打采、冷漠无情的雇员，拒绝额外帮助，不为失误负责。
假如你情况危重，你会到一家像前苏联那种庞大规模医院的急诊室。弗兰克教授盛赞这些大得异常的设施提供了“规模经济”。斯德哥尔摩有两家大型医院。2004年它们由一家知名咨询公司合成一家。“合并”当然是失败的，所以多年来讨论再次把它们分开。
急诊室完全是不同的体验。除非你呼吸困难或大出血，你等上5-7个小时就能见到医生。但你只能在工作日及办公时间才能期望这个“高”水准服务。非办公时间或周末情况就糟透了。医生大多忙于为中央医疗部门填表，在小方格上涂划代码以完成履职报告，而不是去探视病人。患者立即见到医生的案例虽有报道但也极为罕见。
关键是要在六至八月份以外计划好你想要解决的重大健康问题，因为医院在夏季实际上关停休假。
由于缺少利润动机，免费服务不仅糟而且贵。一家大银行(瑞典银行)最近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每个赚钱谋生者平均要向ZF上缴70%所得，包括从薪水当中无形扣下的一大笔钱。随着时间推移，免费体系越来越贵，因此，即使税收不断增长，弥补也变得不可能，每年都有更多病情被列为非威胁生命而不再予以覆盖。
在中央计划失败的最后阶段，计划者干脆放弃。他们想要从整个事态中脱身，于是决定“私有化”医疗服务。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将医院贱价甩卖给关系好的“企业家”。计划者将自己转变成质量监管和保障者，从而制造一个高度保护的“市场”，那里的“企业家”只被要求提供ZF-质量的服务，却索要ZF做同样事情花费成本决定的价格。显然，这里形成的永久利润空间如此巨大，足以让你驾着救护车穿过，却没有竞争来阻止这一点。
这个情况，不仅是在医疗行业，而且在所有伪私有化及严重管制的行业，如教育、制药、养老当中，都是极为普遍现象。
当人们发现，巨额利润被转移到避税港，医疗行业中的利润又被迅速非法化，这个行业被ZF国有化。兜了圈又回到原点。
以上是事情的明显经过。在瑞典，各政治派别及媒体专家都广泛一致地同意，医疗行业中尤其是税金上的利润是不道德的，应予取缔。为此说不定哪天就会立法。
瑞典的私人医疗市场小到可怜。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因为大家已为所有“免费”的东西缴纳近70%的税收。然而，政客拥有私人医疗保健，这些自然由纳税人支付。他们看起来如此特殊，为别人设计的医疗体系，对自己却不适用。
当我的家庭搬到美国，光办好医疗保险就花了三个月。这期间，家人不小心折了腿，我们在半小时车程外找到一家“五分钟诊所”，拍片、矫正及打石膏，没有等待——全部费用200美金。这样的服务，瑞典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尚未被ZF完全摧毁的市场，能创造价廉物美服务的案例。 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服务如此昂贵，是因为这个行业的过度管制，还因为法定关联同样过度管制的保险业。管制保护这两个行业免受竞争。奥巴马医改计划无疑会使它们更加昂贵、更加官僚主义、更加难以获得。修复美国医疗保健的方式，是切除中央计划及管制的毒瘤，而不是更多地移植中央计划及管制。
我已看到(和生活在)美国医疗保健的未来，它(奥巴马医改计划)绝对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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