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要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暨政治经济学开篇词

zhongjia_hit 发表于 2017-3-7 09:04
政治经济学其实应做为经济学的开篇课程

张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和性质

内容提要：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支，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中其他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学术传统。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中存在不少混淆，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区分西方正统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由于新政治经济学存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同的缺陷，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并不大。当前要特别警惕把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联起来的做法。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水调歌头 发表于 2017-3-7 09:12
关注研究内容本身

“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简称NPE）[①]是近30年来取得较大发展的一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支，在中国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与我们习惯上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起来有一定的联系，从而造成了不同学术传统一定程度的混淆，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也产生了一些误解。本文的目的是消除这些混淆和误解。第一部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学”进行分类阐述，同时明确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第二部分阐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研究对象与主题；第三部分明确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最后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对待新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种种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对西方世界当代经济学用语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作一简单说明。
（一）当代西方世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
古典时代的经济学都以“政治经济学”为名。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这个名称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也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但是，“政治经济学”这个用语一直没有离开过经济学，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出现了含义各异的“政治经济学”。有学者按照不同标准对当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类，[②]但由于回避了西方经济学存在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两个对立阵营这一事实，从而使得这些分类稍显杂乱。本文把当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正统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类别多数情况下并未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多以“公共经济学”、“产权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选择”这样的名称出现，卡波拉索和莱文将其归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围绕着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用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理论展开分析：一是市场和个体决策之外的公共领域和集体决策问题，二是与政府和政策有关的政治问题。有关第一个主题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也就是市场失灵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政府干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著作集中体现了这种思路；[③]另一种是产权方法，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和契约理论为基础，排斥政府的作用。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将在后文详述。
第二类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在西方被归为非正统经济学之列，与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等学术传统共同构成了非正统经济学的主体。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有时也被直接称为“政治经济学”，比如菲利普·奥哈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涵盖的就是非正统经济学的内容。[④]《政治经济学评论》本期刊发的贾根良教授的论文对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类是介于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之间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要么不依赖于某个学术传统，寻求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或者其中的某一个主题进行“多元”的解释，比如卡波拉索和莱文划分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以正义为中心的理论”；要么希望在正统与非正统之间建立联系，把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非正统经济学传统的框架中去。[⑤]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缺乏鲜明的价值观，没有牢固的理论基础，很容易表现为一个大杂烩。
（二）两种“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威廉·C.米切尔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在文中谈到：“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正在出现，它把政治学的主题与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联系起来。还没有一个名称来描述这整个领域，我姑且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⑥]他所指的这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就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米切尔的这个名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去研究政治学主题。今天的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已经超越了公共选择理论，但其含义并没有发生变化。2008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词条中，虽然没有“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是用了“政治制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个词条来指代“新政治经济学”。[⑦]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自1968年以来并未发生改变。更准确地说，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分析政治学的主题。本文所阐述和批判的对象，也就是这种新政治经济学。
不过，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冠以“新政治经济学”之名的分支。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安东尼·佩恩（Anthony Payne）、安凯·胡格威特（Ankie Hoogvelt）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创办了《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杂志。他们在发刊词中指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需要用新的分析模式和新理论来分析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把根据理性来分析个体能动性的“小气的”理论与从制度和历史来分析整体结构的“情景理论”结合起来。[⑧]
这种结合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新政治经济学”力图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个本源。在甘布尔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三层含义，一是政策层面的，关注的是公共收入的最大化；二是规范层面的，关注的是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想形态；三是科学层面的，关注的是社会系统实际如何运行。[⑨]“新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关注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之后已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新政治经济学”在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要借助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未曾中断的学术传统的力量。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常常以异见运动形式出现的“制度主义支流”，第二个来自革命性的源泉，“成长为一种真正激进的传统，进而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发达和不发达的系统性联系理论，以及最终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理论”。[⑩]这两个学术传统都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这种“新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和政治是相互渗透的，因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可见，它并非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去探讨政治问题，而是希望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新的世界秩序。正因为围绕着新的世界秩序这个研究对象，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四个主题：（1）比较政治经济学，探讨管制和政策管理问题，以及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特征；（2）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可持续性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来保证现有社会和经济模式的再生产；（3）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关注不平等问题，以及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4）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全球化以及新世界秩序的演变问题。[11]
可见，这两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截然不同。前者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分析政治领域问题的一个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支，后者则属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力图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用新的理论模式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因为受到正统经济学的排斥，如同其他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分支一样，非正统的“新政治经济学”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以至于经济学界谈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指的往往是前者。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下文所说的“新政治经济学”指的也是前者。

qlmnd 发表于 2017-3-7 09:16
学习，谢谢分享。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源和流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如前述，本文将新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分析政治学主题的一个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支。相应地，它的理论渊源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宏观领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微观领域的公共选择理论等对政治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涉及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激发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去探寻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所谓时间不一致，其含义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是理性预期的，那么政策问题就表现为政府和私人部门这一对理智的对手之间的动态博弈形式。比如政府在某个时间向私人部门宣布了一项政府认为能实现最优结果的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的经济当事人相信了这项政策，据以确定自己的行为。但是，政府在随后的时间可能因为某种激励而不再执行这项政策，而是选择了另一项它认为最优的政策。这种事先和事后的最优政策选择之间的差异，就被称为时间不一致问题。换言之，如果政府在t时间得到一项最优政策，而在t+n时间通过重新最优化得到一项不同的最优政策，那么私人部门在时间t时候估计的最优政策就是时间不一致的。[12]时间不一致问题讨论的是理性预期的当事人如何通过判断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来形成自己的预期，其中必然涉及到要根据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来对政策制定者的动机进行假设，从而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围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只不过，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的假设过于表面化”。[13]新政治经济学受到这一研究主题的启发，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矛盾与经济政策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去。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理论渊源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早期研究，包括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唐斯的中点选民模型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定扩展到政治行为人，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政治代理问题，认为在存在利益集团、寻租动机等因素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代理人会违背大多数选民的利益。[14]安东尼·唐斯在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把经济人假设和新古典方法运用到选举问题的研究中，认为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候选人或者政党会偏向于争取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所谓“中点选民”，据此赢得选举。[15]奥尔森则是着重解决理性个体参加集体行动、做出集体决策的矛盾，从而为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政治活动这样的集体行动进行分析找到了一个出口。[16]
正是以上这些以及其他将新古典方法和理论运用到政治问题上的早期研究，为新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17]新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改进以上研究、解决它们存在的诸多问题，发展出了更加成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治分析。比如，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大量采用博弈分析；在唐斯模型中加入制度约束，克服多数同意投票规则中的“孔多塞难题”；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政治代理问题。同时，新政治经济学还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到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分配等有关的几乎所有政治问题的分析。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
既然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一致，那就是理性、自利的行为人的选择问题。因此，本文把看似包罗万象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两类：政策选择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前者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下研究经济政策的最优选择问题，后者是研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实现最大配置效率的问题。
第一类研究主题“借助经济学的基本工具为政策选择建立模型，并将其视为理性人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作用的均衡结果。”[18]这类研究“主要围绕代表性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而展开”，[19]而“代表性民主国家”意味着特定类型的一种政治制度，新政治经济学把这种政治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而且是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20]在这种既定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应基于公共利益而作为，但政府存在出错的可能。因而，良政必须由能对政府官员提供足够激励的制度框架来保障。但仅有激励条件远不是良政的完备条件，必须确保能选择出卓越领导者——激励条件和政治选举是两大核心主题。”[21]
于是，这一类型研究主题的出发点就是“政府存在出错的可能”，由此引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判别政府的“对”与“错”？有关“政府失灵”的讨论，即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政府失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政府干预失灵，主要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结合，得到政府干预无效的传统结论。[22]干预经济的政府是“错”的，不干预经济的政府是“对”的。第二层含义是政府未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公共利益的政府是“对”的，为私人利益的政府是“错”的。
从政府失灵的第二层含义中引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政府为什么出错？利益不一致是政府出错的根源。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追求的是私利，选民需要的是公利。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选民难以实现所需要的公利最大化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利益集团的影响，政治垄断产生的寻租，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领导人的执政能力等因素，都增大了政府出错的可能性。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出错的可能？这是从上述政府失灵的第二层含义中引出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主要研究领域。第一个办法是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解决方案，设计恰当的激励机制，在制度安排上让政府官员将对私利的追求与公利的实现相结合。与信息问题相关的媒体、民间社团等因素对“良政”的促进因而也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仅有激励条件远不是良政的完备条件”，所以需要在选举制度上做文章，保证“卓越的领导人”能够当选。
总之，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类研究主题围绕着什么时候最优政策，为何不能实现政策的最优选择，如何实现最优政策选择这些问题而展开，在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的同时，也涉及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再分配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具体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类研究主题是最优政治制度的选择，其中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比较不同政体下的政治决策，具体涉及总统—国会制政体和议会制政体，就两种政体下的政府规模、公共品支出效率等问题进行比较，得到的结论是两种政体各有优劣。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对所谓“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进行比较研究，重点探讨两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以近年来阿西莫格鲁和合作者的系列著作为代表。[23]第一方面的比较难以确定哪种政体为最优，但第二方面的比较得到的结论再清楚不过了。

1993110 发表于 2017-3-6 20:47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新政治经济学作为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
虽然新政治经济学家否认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有关，认为其目标是“在经济学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产生有关政治的新洞见”，进而“补充而不是替代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产生的知识”，[24]但这种否定是无效的。
莱昂内尔·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的行为的科学。[25]这个定义为经济学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无论人们的行为是什么目的，只要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使用稀缺手段，或者必须权衡将稀缺手段用于哪个目的，这样的行为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还是当前的研究主题，都是把理性选择这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运用到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去。公共选择理论这个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50-60年代与贝克尔“入侵”社会学、波斯纳“入侵”法学一起，“入侵”到政治学领域，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已不再局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但并未改变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对政治学的“入侵”。这种“入侵”或者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政治经济学对待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态度是傲慢的，认为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理性选择观念上，表现在各种分析模型中，也就是认为经济学家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殊不知，在政治学家看来，新政治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不过是“肤浅的经济学类比”。[26]其次，新政治经济学并未全面补充政治学产生的知识。新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因为在政治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一个理性选择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威廉·里克尔的实证政治理论，[27]“研究特定政治制度中的集体选择问题，通过非合作博弈论工具为具体的制度规定建模”。[28]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主题与政治学中的这一个传统相吻合，所谓补充，只不过是对这个政治学传统的补充，但这个传统远不能代表整个政治学。
无论新政治经济学家如何辩护，都改变不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性质。相反，真正与政治学相互补充、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的经济学研究却被排除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外。那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充分吸收了社会学、政治学以及非正统经济学（主要是康芒斯）在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演化博弈论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克服了奥尔森等人的“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对集体行动以及相关的政治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29]但是，同样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却没有吸收奥斯特罗姆的理论，说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做法与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不相容的。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新政治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体相比，新政治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属性并不明显，因为它以政府和政策为研究对象，从而看似与排斥政府干预、宣称政策无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相干。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
首先，新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和政策的研究所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研究这些问题的工具主义做法。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和政策理论看到的是政府在公共利益方面的作为，认为“政府可以提高公民生活的活动范围，通过界定产权和司法判决为市场体系提供制度基础，对外部性进行规制，弥补市场对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规制市场垄断力量的滥用，对有关社会群体在资源分配上予以照顾”。[30]而新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政府在公共利益方面的无作为——政府失灵。如前述，新政治经济学探讨了政府失灵的原因，其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元素。人追求私利的本性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问题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找到了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利益不一致。自由市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极追求，认为自由市场是经济自由从而政治自由的保障。新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和政治作了一个简单的类比，用“政治市场”观念把经济市场的分析嫁接到政治问题上，探讨如何克服信息不完全对政治市场上的自由选择和均衡实现的干扰，保证自由、平等和秩序。[31]此外，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契约、产权、制度等理论，都是原封不动地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其次，新政治经济学对所谓“包容性制度”、也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推崇，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性。[32]新政治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包容性制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药方并无二致。“包容性制度”包括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者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33]可见，“包容性制度”从经济上来看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新政治经济学不仅沿袭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推崇，而且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药方中增加了西方民主制度这个维度。

1993110 发表于 2017-3-6 20:47

四、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一）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体现了中国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起初，新政治经济学是与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其他著作一起引进的，其中有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著，也有涉及新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教材。最有代表性的是几套译丛：较早的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其中收入了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介绍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这套译丛出版于2001年前后。2008年左右，新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渊源的代表作中译本大量出现，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收入的多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引进新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的同时，国内学者有关新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文章在2000年以后开始集中出现。这个时期的译介文献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尚不清晰，比如前述两套译丛中都包括了阿尔伯特·赫希曼这位显然与西方正统经济学格格不入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介绍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也有诸多混淆；[34]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推出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甚至与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少关联。
随着汪丁丁主编的辑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陆续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了第一卷，至2016年8月，该辑刊已出版32卷），中国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这份辑刊刊载的论文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和政策问题，与新政治经济学基本实现了“接轨”。
尽管如此，由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在中国经济学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时至今日仍然有诸多冠以“新政治经济学”之名的论著，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混乱。
（二）中国经济学界对待新政治经济学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区分。中国经济学界传统上是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名称对经济学进行区分，忽视了“西方经济学”中始终存在的两种对立范式：西方正统经济学和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今天在中国经济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正统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了解并不多，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中国支持者甚至完全不了解非正统经济学。这是造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混乱的根本原因，因而混淆了属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与属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分支。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本身不值得追捧。虽然不可否认，新政治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表现出严密的逻辑，运用了精巧的模型，与传统的公共选择等理论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研究范围也大大地拓展了。但是，囿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先天不足，新政治经济学存在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仅能在新古典框架内不断精细化。卡波拉索和莱文指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局限：[35]（1）缺乏政治的过程观念，简单地把政治理解为把既定偏好转化为政策“产出”的机械程序。（2）缺乏对制度的历史演化的分析。这一点是新政治经济学家也承认的缺陷，只不过他们把这个缺陷看成是“不想把任务变得复杂”，而不是不能进行分析。[36]（3）对政治和政治参与者的分析缺乏系统观、整体观。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三个局限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缺乏过程、演化和系统观念，就只有把政治问题当作技术问题来解决。
另一方面，最近受到热捧的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比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其实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正如杨虎涛指出的那样，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观点只不过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与比如演化发展经济学这样的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非正统解释相比，新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异常肤浅。[37]
第三，警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误用”。中国经济学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有两种现象。一种是明确接受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将其用于中国现象的分析；一种是将中国经济学语境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寻求“创新”。前一种现象的代表是比如《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辑刊中的论文。对于这种研究，只要了解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很容易判断它们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价值。但第二种现象就尤其值得警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任务，中国迫切需要符合自身实际、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此作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38]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希望构建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看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实际上与之背道而驰。他们认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研究国家与经济、社会的互动，研究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研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国家层面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研究对于官员的激励问题。[39]这样的研究主题与本文所述的新政治经济学高度重合，显然是“误用”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

* 本文受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和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支持。
[①] “新政治经济学”在英文文献中偶尔也有“New Political Economics”这样的用法，但多数文献以及代表性文献都使用的是“New Political Economy”这个名称。
[②] 比如巴里·克拉克主要按照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划分了古典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四个政治经济学流派（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詹姆斯·A.卡波拉索和戴维·P.莱文从经济计算、物质供应和经济体三种分析视角，划分了八种当代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分析、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正义为中心的理论（詹姆斯·A.卡波拉索和戴维·P.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 Anthony B. Atkinson and Joseph E Stiglitz, 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0.
[④] 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郭庆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比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参见亚当·普沃斯基：《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张燕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⑥] William C. Mitchell,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Research, Vol. 35, No. 1 (1968), Focus—Trends and Issu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p.76.
[⑦] Timothy Besley and Torsten Persson, “Econom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eds.)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6: 480-48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⑧] Andrew Gamble, Anthony Payne, Ankie Hoogvelt, Michael Dietrich and Michael Kenny, “Editorial: New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96), p. 5.
[⑨] Andrew Gambl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3 (1995), p. 518.
[⑩] Anthony Payne, “The genealogy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in Anthony Payne ed. Key Debat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
[11] Anthony Payne, “The genealogy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in Anthony Payne ed. Key Debat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10.
[12] F. Kydland and E.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5 no.2 (1977), pp.473-490.
[13] 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4] 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5]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16]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7] 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较全面的归纳，参见以下文献：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第一章）；Timothy Besley,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Vol. 117, No. 524, Features (Nov., 2007), pp. F570-F587.
[18] 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第2页。
[19] 蒂莫西·贝斯利：《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李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20] 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第4-5页。
[21] 蒂莫西·贝斯利：《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第2页。
[22] 参见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杜两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23] 中译本见：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24] Timothy Besley,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Vol. 117, No. 524, Features (Nov., 2007), p.F585.
[25]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6] 彼得·范胡赛：《政治中的效率：挑战经济学方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2期，第104页。
[27] W.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28] 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第4页。
[2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30] 蒂莫西·贝斯利：《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第1页。
[31]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33] 李增刚：《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译序，第iv页。
[34] 比如宋胜洲的论文《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评论》2005年第5期）就混淆了本文所区分的两种新政治经济学。
[35] 詹姆斯·A.卡波拉索、戴维·P.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第196-198页。
[36] T.佩尔森、G.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第5页。
[37] 杨虎涛：《<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失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B01版。
[38] 比如《政治经济学评论》就多次刊载了专题论文讨论这一主题。
[39] 姚洋：《构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南风窗》2016年第24期。

wuyu0405 发表于 2017-3-6 21:06
不容易啊，政治经济学看得少了，哎忙碌的很。

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
——贾根良教授访谈录

笔者按：本文刊于《管理学刊》2015年第2期《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全文3万字。与彭慕兰和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相对应，本文提出了“中日大分流”的概念，阐述了笔者所谓“新李斯特学派”对“中日大分流”的初步解释。“新李斯特学派”致力于发展“新李斯特经济史”，它完全可以对中西“大分流”的经济史问题提出不同于彭慕兰和加州学派的历史解释。笔者建议我国年轻的经济史学者献身于这一事业，而不是迷恋“计量史学”。

编者按：2014年，我国各界开展了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活动，但很少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贾根良教授一直在关注反思甲午战争的讨论，并于2011年就开始研究中日两国为何因西方列强的挑战而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现“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其半殖民地！贾根良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专家，对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深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创建“新李斯特学派”。甲午战争无疑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本刊记者于2014年9月对贾根良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甲午战争发生的广阔国际背景及其对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谈谈“新李斯特学派”的看法。这个访谈为我们反思甲午战争和目前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更为深邃的历史视野，而贾根良教授的观点则让我们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摘要：晚清ZF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只是晚清ZF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ZF昧于世界大势，在于晚清领导集团毫不知晓日本明治ZF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晚清ZF走的则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发展战略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道路，然而，我国却陷入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知识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影响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值此纪念甲午战争失败120周年之际[①]，我们有必要重读世界经济史，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关键词：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改革开放；发展战略

wuyu0405 发表于 2017-3-6 21:06
不容易啊，政治经济学看得少了，哎忙碌的很。

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研究性质_  http://wenku.baidu.com/view/da0f ... b68a98271fe910eaf91

小小磊子 发表于 2017-3-6 22:01
我看这个题目就是如何将西经去繁为简的过程～！那么简化了是不是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呢？！我看就是先简后繁的 ...

我国的历史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势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认为，“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16] 。马勇的意思是说晚清政府不放弃朝鲜，跟日本打了一仗，是犯了“颠覆性”的重大错误。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贾根良：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马勇的说法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他的观点纯粹是近十多年来席卷中国的买办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马勇这段话里关于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让我先谈甲午战争的问题。即使晚清政府当时拱手把朝鲜让给日本，这种绥靖主义也是无法阻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的，历史文献对此记录的很清楚：日本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就已经制定了先割走中国台湾、再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继而把全中国作为其殖民地的既定战略方针。如果按照马勇研究员的说法，晚清对日本一点也不抵抗，这难道不会更加刺激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导致整个中国在1937年之前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吗？马勇研究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晚清政府犯下的一个“颠覆性”重大错误实在是难以让人理解，实际上，他对甲午战争前世界大势的认识没有超过李鸿章，这是为什么他对李鸿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原因。马勇研究员的许多奇谈怪论，如“日本使朝鲜内部分化，就是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要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战争就是一个愿赌服输，不存在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买办史学”的典型观点。马勇研究员的观点在中国历史学界并不是个案，近十多年来，为袁世凯、李鸿章翻案，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等虚无主义的“买办史学”沉渣泛起，甚嚣尘上，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了，中国学术界现在仍很少有人了解和信奉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难道天命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就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殖民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甲午战争发生的背景。对于当时要崛起的落后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反对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保护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要对沉睡中的国家和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虽然后一方面是非正义的，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这种世界大势理解得就非常透彻，在他的“文明论”中，所谓“文明”的现代性就等同于对外扩张，了解这一点是理解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关键。“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主张与西洋列强一道侵略朝鲜和中国。……（对于福泽谕吉来说）甲午战争就是他们所持见解的实践，福泽感到‘这次战争宛如自己发动的一样’，为之欣喜若狂”[14]133-134。
在福泽谕吉看来，晚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专横残暴，自我沉溺，愚昧无知，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灭亡，天理不容，日本怎能与之共进退？西方列强侵略这样的国家理所当然，加入到这种侵略行列是日本走向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日本，福泽谕吉是一位被尊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启蒙思想家，现在日本的纸币上就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福泽谕吉一直就受到日本国民的高度尊敬，特别是印有福泽谕吉肖像的纸币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行的，这一点值得我国高度警醒。在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看来，通过战争建立殖民地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重压的唯一出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历史学界经过过去十多年研究得出的下述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歧路。这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日本孤注一掷，采取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取得胜利的方式，不仅使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胀，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的歧路。”[17]正如早就有学者指出的，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上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对外战略的梳理也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确立了，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随机性的赌博行为，而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本性使然。
而我们现在从晚清政府随意放弃琉球来看，其领导集团对当时这种殖民主义的世界大势毫不知晓，它仍然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看待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怎么有可能打赢日本为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殖民地而发动的甲午战争呢？实际上，当时中国在迎接西方挑战的条件上要比日本优越，假如晚清政府能够在洋务运动之初就接触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假如政府中能有像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有血性的战略家，它本来就可以顺应世界大势，仿照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很容易地把琉球、安南（越南）、朝鲜和缅甸等这些原先的藩属国变成晚清的殖民地。假如是这样，甲午战争就不会失败，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目前的台海问题和钓鱼岛之争也就不复存在，美国人现在岂敢重返亚洲！昏庸无能的晚清领导集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大的灾难！给我们留下了直到现在仍感到如此棘手的问题！由此可见，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是否以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为根据，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对国家兴衰是多么重要！这个结论对反思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将在后面具体讨论。
五、我们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记者：历史不能假设，旧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昏庸无能的晚清政府留给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目前美国对我国的军事、经济包围。2014年不只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任仲平又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说，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18]。我认为他这种看法太乐观了，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贾根良：任仲平的这种观点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没有消亡，帝国主义怎会消失？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任仲平说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新发展——金融帝国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肆虐，特别是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财富的史无前例的掠夺，在这方面，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和宋鸿兵等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成为历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谓全球化的新时代，只不过是美国通过军事强权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权为新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已，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殖民主义。
你刚才讲到了历史不能假设。确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引以为戒。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的悲剧将有可能重演，这就是我作为一位经济学者而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原因。因为早在2006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我就已经发现，中国在1993年后形成的发展模式与历史上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是背道而驰的，进而发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按照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阶段，“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所有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国家致富原则，凡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形成“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经济结构的国家，最后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虽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五大高收入国家，但由于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缺陷，最后也不得不沦落为依附型国家。日本在东亚为了建立其“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崛起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交流的政策上，“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任仲平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崛起国家所遵循的上述准则是否就不成立，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否已经翻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特点，所以，后发国家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原则已经不再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了。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已经修正为“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19]，这是因为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在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同时，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它们都集中在了发达国家所掌控的所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上，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则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
在旧殖民主义时代，所谓殖民地就是沦为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它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帝国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关系就从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进出口交换关系转变成了发达国家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低端产品的交换关系，发达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等理论诱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并牢牢地控制住全球价值链报酬递增的部分，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同样实现了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相同的经济目标。
我在上面之所以这样大段地讨论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实际上就是要说明，我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与“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种“全球化新时代”的国家致富原则背道而驰的。如果说在老的帝国主义阶段，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旧式殖民地”的悲惨地位，那么，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我国现在的“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格局，是否也存在着沦为“新式殖民地”的必然？从英国到韩国这样落后国家的勃然兴起中可以看出，在国际发展战略上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就是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一种客观历史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遵循这种客观历史规律，迟早要遭到其惩罚。我在前面谈到的阿根廷是这样，洋务运动时的晚清也是这样。在近代史上，我国沦为了“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半殖民地，现在我国又陷入了“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新国际分工陷阱，这哪里有什么“中国崛起”的事情？
我在2008年就已经指出，所谓“中国崛起”或“北京共识”，不过是外国人忽悠我们而已，目的是让我们陶醉在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的道路，而我们自己也跟着瞎起哄，殊不知危险已日益迫近。看看我国周边，现在已经不是狼烟四起了吗？在这方面，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洋务运动时期正好是西方主要国家忙于在国内发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因此在从鸦片战争到1860年掀起对中国的第一轮殖民主义热潮后，西方主要国家减缓了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侵略，暂时的和平使洋务运动滋生了自大的情绪，甲午战争前的晚清政府就陶醉在了“同光中兴”的盛世幻觉之中，而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漠然置之。在过去二十年中，喧嚣的“和平崛起”理论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幻想，盛世情怀不也是同样在我国周边狼烟四起的今天仍在流行吗？

又来了……！
那么看得起我，我就喷两句。

本人半文盲一个，打杂地干活，各种大学的书都翻。
给我的印象是，武大的教材在概念的提炼上是国内名列前茅的。这上面，甚至清华、复旦、北大、人大的教材未必能和武大抗衡。

不过，许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上的把握明显拉了武大的后腿。
到现在为止，许教授还在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
到现在为止，许教授还没有看出西方在经济学理论上面临着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阶段了，也就是面临着19世纪初期、20世纪初期的局面，现在刚好是21世纪初期

我们回忆一下，西方在19世纪初，实践如何走在理论前面？记得1848年 J_S_Mill在他的《原理》开篇中怎么说？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再回忆一下29年开始的大萧条和其后的《通论》
看一下现在特朗普上台及其背后的桑德斯背景，如果历史再一次重演，那么马上就会有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著作出现。如果这著作出在中国，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现在看来更可能出在美国。因为美国已经开始了全新的实践。

我们在追，比如刘士余提出的“野蛮人”的说法，及其后李稻葵的反对。这两者之间能否展开大论战，从而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定论性著作，是决定我们中国在21世纪能否把经济领域的理论重心拿到本国来，从而结束西方执牛耳局面的历史。

决定历史方向的是立场，观点而不是方法。方法对立场和观点起支撑作用，但不是立场和观点本身。到现在为止，还在把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还在用数理方法归摄西方经济学，用历史方法归摄政治经济学，这就意味着你的研究没有任何前途。

如果你到上海来召集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一起开研讨会并邀请我参加，我会考虑提交论辩提纲。但现在，真心没空。我无心主动掺和这种历史决定。我闲得发慌就发一篇散文，不然，就宁可发呆。

xuguw 发表于 2017-3-6 20:37
《政治经济学》黑板经济学，如何开篇呢！！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修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