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事情:仅以身边事为例,不能概全。
1、关于扶贫的制度(考虑调查了解范围过少,仅供参考)
首先,这是一件好事,制度设计也是好事,但执行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了解到的是接受补助的贫困者是真的生活艰难的人,他们应该得到帮助,也应该能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好。然而,一次性几百元的补助,照相、需银行卡存取、等待送达(或者拜访)这些让他们重新定义是否值得。他们需要这笔钱,但他们觉得照相的姿势、来回的存取、以及等待还不如不要这笔钱。说归说,但考虑的自身情况,还是需要的。
无论是照相、银行存取等等,很清楚是为了保证这笔钱落到实处,执行的也没有问题,可以保证将来的有据可查。然而,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制度取代的琐,以及服务背后隐含的要求,更多的是必须,而非说服与信任。
结果,制度执行的非人化,对群众未能形成正向激励,反而觉得这些事够烦,政策正能量变为0或者负。
2、划片上学问题
社区下面多个小区,每个小区的住户有变化,社区人员也更多的靠要求,而非走访与沟通,建立了卡片同样如此。通知你到社会体检,如果不来,后面是什么什么证明不给你开等权力威慑,而不是关心。当然,居民的不对是不可否认,但这并不是社区人员为此而惰于义务的理由。所以,当需要证明时,不说态度,仅说只能证明现在等等,甚至于不予证明,最终教育局甚至于不会相信这些证明。当这些都没用的时候,社区服务与居民将转变成另外一种关系。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下执行的问题。
教育局不相信人证,只相信单子,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3、总结
制度设计可能不需要考虑人情,但执行需要;人情与制度应当如何协调,执行者不仅自己会从接受者角度考虑,也要教会他们如何替别人考虑,并最终将这种正能量传递给社会,让人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接受制度,并减少制度流程。因为,在信任的环境中,可能仅需一句话,就代替了几年的证据(这些未必能留住)。这才是服务型政府,当然,开始很难,但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