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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建立“东方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本没有“东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分。但是在中国，为了区别同样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简称：政治经济学），也就有了另外一个被称为“狭义西方经济学体系”（简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体系。
我们寻遍全世界，发现只有中国存在“西方经济学”的叫法。国外却只有“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区别（抑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区别）。这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的名称，是一种多少带了点“民族主义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称呼。
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实质上是所谓“古典经济学”一根藤蔓上的孪生子。如果离开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所提出和完善的“劳动价值论”，则马克思最得意之作“剩余价值论”将会失去基础。如果没有“剩余价值论”，则其鸿篇巨制《资本论》将会失去论述的目的和逻辑的根基。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而如果离开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理论”等假设，则整个“西方经济学”将会失去立论的基础。后世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的庞大“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将会被从根本上动摇。
两者本是同根生，但是两者却又水火不相容。“政治经济学”将对方斥为“庸俗经济学”，而在西方社会又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非主流经济学”。当前，对“西方经济学”攻击最凶狠的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样对“政治经济学”攻击最凶狠的是“西方经济学体系”。有道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让我们都禁不住感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并被其像生命一样珍视。同样它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源泉。《资本论》以其严密的逻辑推理、深厚的哲学底蕴、庞大的理论体系，使得所有攻击者都望而生畏。而“劳动价值论”就是该体系最坚固的理论基础。
然而来自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论理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必然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必欲除之而后快。而“西方经济学”在提出“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一系列“价值论”后，却发现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劳动价值论”。“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在马歇尔总结“供需均衡理论”后，干脆回避了在“价值论”上的争论：以“均衡价格”替代了“价值论”。然而在国际贸易、垄断与竞争等理论上，他们又偷偷使用了“劳动价值论”的原理。所以在“价值论”的争论上，“西方经济学”失败得非常彻底。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根本无法彻底否认“劳动价值论”。这是因为其自身就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则就会否定“古典经济学”。而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就等于否定了其自身。
但是坚守“劳动价值论”的结果，最终导致的是对“剩余价值”的争夺。所以在政治上支持“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力量必然要求夺回“剩余价值”。于是“共产革命”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革命成功后，为了避免“剩余价值”被少数人攫取，所以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也就同样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但是毋庸讳言，“政治经济学”体系更加适合指导“计划经济”，并在“市场经济”领域要较“西方经济学”逊色不少。实际上“政治经济学”并不能为当前“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经济提出多少系统可行的政策建议，否则当代中国也不会出现“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现实情况。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又不可避免地被“西方经济学”盖过风头。
而“西方经济学”以“自由市场”、“理性经济人”、“看不见的手”、“资源稀缺”等假设入手，在马歇尔等人的综合与集成后成为了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独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虽然无法在“价值论”方面胜过“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因“政治经济学体系”主动放弃了对“自由市场”的研究，所以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当代获得了学术垄断地位。于是乎“西方经济学体系”飘飘然，自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政治经济学”因摒弃“自由市场”，所以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而在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大规模失败并市场转型后，服务于“计划经济”和“革命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后，国内“政治经济学”也顿然失语。一时间，全世界范围内“西方经济学”一家独大、风光无限。
当前随着物理学、数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试图转变成物理学一样的学科。引入“数学工具”、建立“数学模型”，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所谓“康庄大道”。而有了“数学模型”的加持，“西方经济学”也越发显得高大上了。似乎只要输入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数学模型”而输出财富。于是经济学家顺势变成了高深莫测的数学家。而只要提出几个假设、搞出几个数学模型，数学家也可以华丽丽地变身为经济学家。一时间，西方经济学家们不再屑于用语言交流，而都开始用“数学模型”交流了。
经济运行平稳，数学模型可以解释。经济运行繁荣，数学模型可以解释。经济运行衰败，数学模型可以解释。经济危机，数学模型可以解释。金融危机，数学模型可以解释。失业、有效需求不足、债务危机、社会危机，数学模型都可以解释。但是有人却说，这似乎是“神学”而不是经济学；那些“数学模型”就是神学家手中的万能符咒，死的能说活，活的能咒死。
然而在如此厉害、犹如神学的经济学指导之下，西方社会却逐渐产业空心化。面对金融海啸、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等等，整个“西方经济学界”束手无策。但是，似乎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救世之学，而不应该是“唾沫四射，却百无一用”的“空谈之学”。但是我们从其无视现实的做法来看，怎么看整个西方经济学都像是沦为了“空谈之学”呢。“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难道“西方经济学”准备学儒生，去殉葬生养它们的“西方社会”吗？
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更是专门为了埋葬“西方经济学”而准备的。“西方经济学”主张彻底私有化，而中国恰恰是公有制占主导。“西方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而中国恰恰实行庞大的经济计划（众多的五年计划、庞大的产业计划）。“西方经济学”主张金融开放，而中国恰恰金融管制很严格。“西方经济学”主张外汇自由买卖，而中国恰恰严守资本项目不开放。“西方经济学”主张产权清晰，而中国恰恰开始产权不那么清晰。“西方经济学”鼓励个人主义，而中国恰恰倡导集体主义。这个处处同“西方经济学”唱对台戏的中国经济，却把有“西方经济学”加持的“西方经济体”逼迫到工厂倒闭、产业空心化、大规模失业、债务危机的山穷水尽之地步。我们再也找不到如此有意思的事情了。
但是即使被现实如此地嘲弄，可是国内外“西方经济学”的“佐利克们”却依然一本正经地向中国推销他们的绝对自由化、绝对私有化、绝对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原教旨药丸”。这种放着欧美祖国的严重危机不理会，而不余遗力地向中国推销“救世药方”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有人说：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当代“雷锋精神”。有人说：这是“不远万里支援中国”的当代“白求恩精神”。我们只好哑然不语。
二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是“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而改革开放后，又是“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经过前30年“计划经济”的锤炼，后30年“市场经济”的淬火；中国经济百炼成钢。这才最终成就了当今中国的经济奇迹。可是，同样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却在用“市场经济”淬火时被炼成了“废渣”。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广义西方经济学”中，都有相应的指导学说。中国和苏联等一众国家，所参详的都是同样的“武功秘籍”，却为何差距巨大呢？
这是因为，中国自有“实事求是”的中华精神。无论指导“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指导“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中国人却都只用其可用之处，此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符合中国经济现实则用之，反之则弃之；所以才能够最终“百炼成钢”。
相反那些不知审辩理论和现实差异的经济体，在将自身“经济现实”削足适履地套用各种经济学理论（例如，休克疗法、彻底私有化等）并发挥到极致后，走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同时这也反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指导学说并不能轻信，必须审慎选择其中的理论；否则就是苏联或拉美国家的下场。
中国成功了，可是“经济学家”们和他们的“经济学说”却失败了。经济学作为“应用科学”，贵在“解释历史及现实”、“预测及指导未来”。而真实的情况是：人们无法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套用任何一个“既有经济学体系”。同时“西方经济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江河日下，深陷各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泥沼。
“广义西方经济学”面对严峻的现实情况，既没有做到提前预测，又没有做到事后及时指导问题的解决。为了掩饰“解释历史及现实”、“预测及指导未来”的双失败，所以他们只能说中国是经济学上的“特例”，或者宣称经济学太复杂。但是作为一贯秉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中国人，我们依然不得不对着“光着身子的国王”说：尊贵的陛下，您好像没穿衣服。如果换一种稍稍客气的说法，广义西方经济学似乎“江郎才尽”了。
清华大学管理系的文一教授，在一则视频中批评西方经济学的误导性；非常辛辣、非常有意思。该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也非常有代表性。大意是说：林毅夫长期以来反对全盘应用西方经济学指导经济发展，所以在中国只能是少数派的声音。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看不起林毅夫。回国后通过认真思考中国经济，才开始怀疑理论不对头，经过回顾西方工业化历史才知道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完成工业化的。而是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才开始养一帮人研究经济学的。并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这些人为了应用数学公式而抽象出来的出来的一套理论。认为这套理论根本不是地球上的而是月球上的。并举例物理学家研究一只鸡，为了使鸡符合物理学动量、冲量等研究条件，而将活生生的鸡抽象成“球形鸡”。一个没有翅膀、没有脑袋的鸡，还是鸡吗？所以认为数学家搞出来的经济学已经不是经济学了。虽然里面的名称还是经济，但是确实已经同经济学无关了。所以用这种经济学到非洲一指导，就把非洲搞垮了；到俄罗斯一指导改革，就把俄罗斯搞垮了。并不无庆幸地说，幸亏当时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有了就麻烦了。如果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回来指导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内容只有商人们能够读懂的东西才大致成立。以这个标准看，当今西方经济学中99%的东西商人们都读不懂，马云读不懂、任正非读不懂、比尔盖茨读不懂，那么这个经济理论就有问题了。经济学家们却用“商人们太笨不懂数学，所以不懂经济学”来自我安慰。（参见视频：文一教授评西方经济学的误导性）。
尽管“广义西方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解释历史及现实”和“预测及指导未来”的广泛失败。但是“广义西方经济学”以其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广泛的社会影响依然位列当代显学。当然因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及东欧等国家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后，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所以这里“位列当代显学”的西方经济学则是：马歇尔及凯恩斯所开创的“狭义西方经济学”。
这个“当代显学”甚至已经真的化身为神学了。某著名大学教授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了反对中国产业政策曾经发文“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在文中，他说：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ZF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ZF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请注意，他说的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信仰。（信仰，显然是神学的范畴。神学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信徒，而不会是学者）。此教授真心让人佩服。这也反衬了培养出如此神奇教授的西方经济学是多么地“厉害”。
三
当代“西方经济学”早已因其“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无法预测和指导未来”、“不合现实的假设基础”、过渡数学化、“微观基础和宏观理论油水两层皮”、“价值论和价格无法互通互证”、“机械化推理”、“线性思维”等重重弊端，而遭到众多的质疑。
而因为“西方经济学”漏洞太多，并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得以充分暴露。以致中国大陆近年来涌现出了反思和批判“西方经济学”的热潮；出版了大量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著作。我们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罗列如下：1、《微观经济学批判》（余斌）、2、《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张建平）、3、《经济学：范式革命》（戴天宇）、4、《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何新）、5、《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韩德强）、6、《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方宇军）、7、《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余斌）、8、《政治经济学创新及西方经济学批判》（杨斌林）、9、《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袁葵荪）、10、《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批判》（王荣花等）、11、《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批判》（梁建洪）、12、《富人经济学批判 ：中国经济学研究评论》（ 马传景）等。而这些仅仅是笔者简单搜罗出来的对“西方经济学”批判性的书籍，应该还有不少遗漏。
有人说：其实“西方经济学”早已被批成筛子了。但是，即使被批成筛子，又有什么用呢？“西方经济学”依然稳如泰山、矗立不倒。国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项依然照颁不误。大学里，“西方经济学”依然霸占讲堂。各种经济论坛中，西方经济学家们依然谈笑风生地指点江山。这是何故？
“这是因为这些林林总总的批判，虽然角度不同、深度不同。但却普遍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批而不立、驳而不倒。事实上，最有力的批判，不是批判，而是在旧的经济学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更合理的新经济学体系。”
“不建立这样一个新体系，即便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一门伪学，无奈之下，人们也只能继续用它，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继续欺世骗人的原因所在。弗里茨·马克卢普就曾叫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基本假定都是假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加以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套更好的理论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形式非常严谨，即使个别结论与事实不符，也能通过调整假设，消解种种反常，保护其理论内核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因此，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能去揪出它的烂根；同样，要建立一个新经济学体系，也只能回到原点，从根上开始。”（此上三段大意引自百度“东方经济学”词条）。
是的，我们只有回到原点，从根上开始；从人类社会的诞生起点、从经济活动的最初目的处、从各种经济现象的本质之处去研究，然后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但是，批判是容易的，建立是困难的。
有道是：鞑虏易驱，民国难建。“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学术积累，积无数西方经济学大师的功力，才成就当今的“辉煌成就”。但是即使这样，还被大家批成了筛子。那么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经济学体系”，且能够避免“西方经济学”的漏洞的全新经济学体系；显然是难上加难的。这甚至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少看起来也不是单独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在同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贤者们共同战斗。我们在同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方法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共同战斗。《管子》、《史记·货殖列传》及后世史书中所记载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都是我们创新经济学的思想来源。管仲的“轻重理论”、“本末理论”（本业和末业）、“官山海”（ZF专营盐铁酒榷）、“九府理论”（财政理论）、“策乘马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奢靡”（扩大消费理论）；后世重农抑商、盐铁专营、租庸调、摊丁入亩等等政策。中国并不是经济学的荒漠，中国经济学思想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甚至如果细究历史，则会发现西方重农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奎奈”，其思想来源就是中国的“重农抑商”思想。而西方重农学派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源头。“重农抑商”思想里，包含着众多不违农时、劳动获得财富的思想。
俱往矣，我们并不想同西方社会深究谁才是“劳动价值论”原创者之类的无聊事情。人类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是国人当自信，应明了中华文明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主流。
中国古人不擅长西方人的概念、定理、推论、结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更看重通过示例的启发与自身的体悟。所以古代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成套经济学理论。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人驾驭庞大帝国的才能。如果没有高超的经济管理水平，没有合理的赋税理论体系，没有合理的财政体系，没有有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可能动辄存世数百年。只不过中国古人不擅长建立西方式的成套经济学理论罢了。
中国古人之所以能够在没有所谓“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下，提出中国版的金融理论“轻重理论”、中国版的赋税理论“官山海理论”、中国版的财政理论“九府理论”、中国版的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奢靡理论”、中国版的宏观调控理论“策乘马理论”、中国版的计划经济“商鞅奖励农耕政策”、中国版的国有化改革“王莽改制”、中国版的私有化改革“废井田、开阡陌”等等。主要因为这些理论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中国哲学。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挖掘出管仲及其他中国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及其背后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特别是他们背后的哲学基础。并在该哲学基础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且能够避免现有西方经济学漏洞的“东方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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