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地方债务问题，在社会引起的反响层面显然超过了2012和2016年。债务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灰犀牛事件，一开始是让你感受不到的速度移动，然后突然加速，造成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其实从来没有黑天鹅，黑天鹅主要是来自于观察角度不够。

无论使用哪种估算方法，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某个临界点。我们知道，最极端的临界点就是新融入的资金已经无法覆盖利息支出了。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破产，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在特有体制下面，可以不断的拥有融资能力，但是如果新增融资的规模连当期利息都无法覆盖的时候，这条路就走到了终点。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地方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一共在100万亿人民币左右。平均的利率在4.5%左右，那么一年的利息净支出是4.5万亿。还要注意到，这4.5万亿的利息支出，这里还不算本金，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越是人均GDP低的区域，偿债压力越高。所以，越可能成为系统性违约的起点。

债务问题的真正影响是传染链条。就社会总体而言，负债一定对应相应的资产。重要的资产收益率可以覆盖债务成本，同时资产方还要有足够的流动性可以还本付息。几乎不用验证数据，我们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资产收益率肯定是无法覆盖融资成本。当债务到期的时候，就会形成利息和本金的违约。根据财政部2022年年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345.29亿元，增长5.5%。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48.98亿元、2021年结转收入133.02亿元，收入总量为3527.29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734.3亿元，增长2.2%。调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1606.5亿元。结转下年支出186.49亿元。

可见，地方国有企业（很大部分就是城投，也就是隐性债务的主要来源）自身没有任何偿债能力了。

那么，下一步会如何推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