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超打造之初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赚大钱，或者不是仅仅考虑了经济性、不单单从市场逻辑出发。文旅项目、体育产品等，天然具备公共性，难以极致市场化、资本投机逐利性差，长久以来缺乏发展动能。而与此相对的，则是老百姓的旺盛需求，因此，也不乏前赴后继者，然而入局者往往沦为市场的追随者，或陷入产品逻辑、在内容层面卷，要么动机使然，在资本层面击鼓传花、左右腾挪。此类项目的普遍现状是：政府花了大力气投入，昙花一现、持续性差，其实反应的核心问题是：各方主体忽略了自身的核心优势——每个地域、行业、团队所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即资源。一旦想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就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来往哪去的灵魂三问，资源上接地气、站住脚，别丢了西瓜捡芝麻，所谓地利。接第一段，贵州，留在国人脑海中的第一性一定是山清水秀、民族风情，这是中观层面的客观资源优势。微观上，我相信地方行政主体之所以选取榕江作为一个破局点一定经过了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比较，美景、美食、淳朴民风之外，加之榕江的足球基因（发改的专题文章中，称其有80年足球历史，5万足球人口，县城人口总量为40万），脚本是自洽的。其实，贵州的村超之所以选择“村”而不是“城”，就是深深得抓住了乡土中国骨子里对于“热爱”的“热爱”，应该说这是极致的单纯、不掺杂其他商业运作，而这种情绪共识一旦放大，就产生了巨大的势能。村超试图引导国人重新认识生活，或者说宣誓了一种生活的能力。进一层，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看国人对待足球的态度，往往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但作为一项群众基础颇高的体育运动，足球的喜好者基数还是巨大的（尤其在当下娱乐活动较为单一的社会现实中），加之目前经济下行情况之下、很多人已经遗忘了生活本来该有的色彩，生活沦为了生存，因此某种隐秘又普遍的“情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计划性较强的背景下，行政手段往往是商业行为的重要起点，而时间会把政策切成两半，那些政策中自然留存下来的部分称之共识（或符合客观的逻辑规律），而另一部分只是压下来的规则、规矩。流量经济的场域里，留下来的流量往往是自生长、自组织的，具备较大自发性。同时，还要一方面应对黑天鹅对于流量的冲击，一方面不断迭代内容对流量进行阶段性激活、应对消费者的喜新厌旧。这样的流量产品不好营造，所以更升维的做法是，合理利用规则，政府引导不干预，不纠结于内容，更专注于框架。对于村超来说，其核心框架即“人人都是主角，没有看客”，多方主体做好自己擅长的角色。从球员到裁判员用的都是当地村民，有专业开挖掘机的师傅、理发师、开小卖部的个体户、特警……包罗万象，“村超”的奖品是猪蹄、稻香鱼、小香羊、本地鹅……保证了乡村赛事的原汁原味。当然，除了看球，还有县、村组织的各种秀和暖场活动、美食美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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