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刘易斯二元论的社会背景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没有对劳动有“户口”限制、对土地有“所有权/使用权”限制的、法律公平执行的国家内的经济现象的模行。
刘易斯二元论的模型设想,农业人口的工资设定的比工业工资低一点,不是太低,但足以使农民有动力从农业移入工业;然后重要的是工业的积累资本会以返回再投资到工业来扩大生产能力从而可以雇佣更多农民作为劳动力的这种方式进行,从而使得工业生产不断扩大,工资也不断增加。
但是中国的具体制度约束是,农业部门的“户口”限制使得农业部门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自由的意义在于优质的、生产能力高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而被挤压在农业内部,另一方面,对土地权利的限制使得农民不可能将人身与物产同时顺利的流动,这样要进入高一级的台阶——工业部门,就非常困难。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农业部门的教育方面非常忽视T.W.Sultz的功绩,这位诺奖获得者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即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谓是无以复加。他认为,农民质量的提高最终来自教育。我认为“民工荒”不是数量上的“荒”,而是质量上的“荒”。能到工业部门工作,并不是说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的,这是要经过技术、知识的培训,这是需要金钱、时间和社会的共同投资的。不在教育上下功夫,怎么能收获高质量的劳动力呢?
还有一点补充,整个社会极其缺乏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尊重、重视和理解,这简直就是重复了另一位诺奖获得者Gary Becker的警戒, 他指出,一个人群对于另一个人群的权利上的歧视事实上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这在中国是一个没有明文写出、但是整个社会都被浸淫的一个事实,是一个经济学无能为力,只有仰赖社会学、人文学和哲学来共同探讨的一个价值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