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富论是8年前的事情了,第二遍的时候做了笔记。修经济思想史的时候又重温笔记——实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读原书了。后来听见电台里有博士发表所谓“与斯密对话”反驳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颇不以为然。
众所周知,即使是凯恩斯理论也只是对斯密理论的补充,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理论都建立在斯密的国富论上。
斯密所倡导的市场有自动平衡的机制确实在后来的很久一段时间都实现得不理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斯密时代,政府也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政府不仅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经济市场的参与者,而且,麻烦的是,英国当时还有很大的教会势力,他们参与市场还凭借一种所谓“天赐”的特权。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破坏市场的平衡和稳定。斯密在著作中严厉抨击教会和官方凭借权威对生产行业的压迫,指出,农业是所有其它产业,更是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基础,农业要想获得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土地的改良,而官方的十一税严重妨碍土地的改良最终将使得英国的对外贸易失去交换的基础。斯密以此为例希望建立一种理想状态的市场机制原本无可厚非。国内很多学者把一个已经建立起自由市场信念的国家制度中加入政府的干预机制误以为是斯密理论的失败简直可笑至极。西方在接受凯恩斯理论后所施行的政府调控同样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他们的权利制衡制度的完善可以保证政府在参与市场的同时不能随意凭借自己的欲望而轻易改变市场运行规则从而使得交易仅对自己有利。这一点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斯密的理论都没有能完全贯彻落实的基础上,就已经要后退到拾起政府干预的把戏将不可能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斯密的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母体,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将经济学和国家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作用。其中提出对政府职能的严格规定对我国异常庞大臃肿而低效浮夸的政府机构无疑有着极好的比照作用。可以这样说,大多数没有成功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失败原因中都有政府机构过于庞杂,职责和权利限定不明确的因素。我们读国富论往往重视了该著作的市场理论方面而忽视了其政治原理方面,从而抽掉了斯密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