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高塔姆•马卡尼
你可能几乎有点儿嫉妒那些中国媒体管制的受害者。出于对低俗电视节目的不满,中国广播电视管理机构最近发布通知,要求削减游戏竞技类、真人秀类和才艺竞秀类电视节目的数量。
中国ZF官员或许能够忍受消费资本主义,但他们显然无法忍受唯利主义和浅薄低俗。如此多的电视节目取材于浅薄恶俗之事,随后进行反刍,再有滋有味地传播出去。与此同时,在印度,苏希尔•库马尔(Sushil Kumar)在印度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成为首位获得100万美元奖金的选手,此后相当同质的节目受到了追捧。库马尔是一位26岁的普通职员,家里甚至买不起一台电视。不出所料,似乎为了突显整个事情那种电影般的社会机动性带来的矫矜,评论员们迅速强调指出,这与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的情节十分相似。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对许多人而言,真人秀电视节目是“整个宇宙”(Whole Wide Universe)中的“最重要事情”(The Most Important Thing)。因此,中国和印度对此截然不同的回应是一种终极证据:表明两国之间不仅仅有一条地理或政治界线,而且是一种“星际”界线。尽管我是一个印度人,但我觉得自己可能在中国更像是“在家”。
首先谈一些较为平民化的观点:尽管必须将此类电视节目斥之为令大脑退化的白痴节目,但它们的流行的确代表着平民主义的胜利。真人秀节目让平民百姓成为节目的主角,从而使名人文化大众化,其程度远远超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预言,并使人认识到贝克特真理(贝克特,爱尔兰著名荒诞剧作家——译者注):日常琐事可以像飚车的劲爆故事一样扣人心弦。它还将消极的观众转变为积极的投票者,从而为选举学专家提供了素材。
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一篇关于“老大哥”(Big Brother)的文章中,为这种做法的吸引力做出了最好的总结:“终极民主就是仅仅因为做你自己,而变得极为重要。”
然而,中国的限娱令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ZF对于自主自决和个人主义的敏感。考虑到那些节目为其商业竞争对手带来的巨大收视率,限娱令也是中国ZF不加掩饰地保护国有广播电视机构中央电视台(CCTV)的举措。
中国对低俗思想的担忧是切实存在的。今年9月份,官员们勒令湖南卫视停止播出最高曾吸引4亿观众的选秀节目《快乐女声》。当时的情况与上周一样,有关部门要求媒体集团播出更多关于道德、家务等题材的节目——或许最好被描述为“无伤大雅”的节目。
去年,在中国颇受欢迎的众多交友节目之一《非诚勿扰》中,一位女嘉宾拒绝了男嘉宾的追求,并声称:“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此事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思。
在另一个同类交友节目《为爱向前冲》里,一位嘉宾索性连隐喻都没用:“没钱别和我说话。”如果说这种毫无爱情可言的讯息表达得还不够清晰,那不妨换个节目名——“伪爱向钱冲”。
这些情感(或者不如说是情感匮乏)表明,中国的真人秀节目已经变得有点儿过于现实,而令人感到不舒服——就像是一种相当于禁欲者狂欢的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