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第二篇,也在搜狐博客上贴过,但是后面的内容是在这里首次发表^_^
遭遇超级巨牛Acemo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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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
今天下午第一次参加哈佛经济学系的Seminar,就遭遇了传说中的超级巨牛Acemoglu。夸张一点说,在经济学界,如果一个月没有看到A兄的论文,你会怀疑他是不是不在人间了。这位身高超过1米8的土耳其彪悍老兄发表的论文和他的身高一样在当今经济学界数一数二。他21岁大学毕业——这没啥稀奇,而且大学也不是名牌(University of York),但是他一年之后就获得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硕士学位,并继而在两年之后又获得博士学位!毕业留校担任一年讲师后,投奔MIT,当了四年助教授、三年副教授之后才转正,这也没啥稀奇的,但是此时他才33岁。之后,他便一帆风顺,2005年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此时他已经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44篇论文!(注意,不是普通刊物,否则这样的记录早被国内的教授比下去了。)这些论文涵盖了所有经济学界的顶级刊物,以及从微观到宏观,从计量到劳动,从产业组织到制度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域。至于排名前五的AER、QJE、JPE、Econometrica和RES,对他来说发表就像点菜一样可以随时换口味。从博士毕业后的第一年开始,A兄在2005年之前平均每年发表3论文篇!如果算上最近几年,那么频率会更吓人。例如,2008年他发表了9篇论文。据说A兄每周工作100个小时,而且他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与两个相对固定的伙伴合作Johnson和Robinson完成的。今天在哈佛经济系经济史专题讨论会上报告的文章还有一个合作者,是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生Cantoni。他们四个人,一个是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是研究政治学的,一个是研究组织理论的,还有一个是研究经济史的。你说这四个人要是合作起来研究制度,可不是“黄金搭档”!不过,由于作者按照音序排名,因此A兄当仁不让地总是排在第一,以至于很多人可能只记得A兄这朵“鲜花”——例如,“残忍地”将他们团队简写为Acemoglu
et al.,而忘了后面支撑的“绿叶”。这种机制会不会影响作者的激励和回报呢?有兴趣的可以看我写的经济散文《
姓什么会影响你成为经济学家吗?》。 不过,今天的演讲者不是A兄,而是哈佛政府系的Robinson教授。A兄和另一个作者Cantoni就坐在我旁边的听众席上,并且和经济系的Alesina教授爽朗地聊天。看到我时,A兄礼貌地点头问好,我和他简单地聊了几句,并且一起照相。整个演讲是一个半小时,听众大概30人,其中大概10位是教授。(在这国内是不可思议的。国内来听讲座的基本上是学生,包括被强行安排的大一新生。)A兄四人合作的这篇文章题目是《激进改革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大意是说法国革命扫荡了欧洲国家的封建障碍,送去了先进的制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可见完全外生的制度设计也可能是有效率的。这篇论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再一次强调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的重要性,而且肯定了制度移植是有效的改革方式,甚至越激进越好,这与演化学派的制度观和渐进改革的中国特色是相反的。也许因为后面这个原因,A兄听说我从中国来,还特意问了我叫什么名字。关于具体内容,大家可以从网上浏览这篇文章,原题为[url=http://econ-
www.mit.edu/files/3951]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url]。听众席上的几个哈佛教授频频向文章发难,主要的问题聚焦于内生性和指标定义这两个方面。A兄在座位上敏捷应对,甚至等不及演讲的Robinson本人来回答。不过,大家都比较礼貌,没有出现特别火药味的辩论。
最后一个提问的听众可能是韩国人,英语实在太烂了,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简直是在念单词,不,念字母。不过,我很佩服他的勇气,我是不好意思这样做的,尽管我的英语比他要还是要强一些。
——————————新增加内容(关于学术)——————————
有网友问我,关于这篇论文有什么具体意见。其实,我总体上认为经济史的案例方法可能在讨论一个一般性命题方面存在取样不足的缺陷,但是如果当场问A兄这个问题,会显得很鲁莽,就没有提问。事后,我给他发了封邮件提及我的一些看法,他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回复了。来往信件内容如下(私人通信,请勿引用):
我的信件:
Dear Prof. Acemoglu,
> I'm Huihua NIE from China. Your paper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correctly emphasizes the long-run outcome of radical reform, 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wisedom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However, gradual reform seems the cause of China successful reform and Russia failing reform. Unless we doubt the long-run performance in China without reform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that is some Chinese economists' concern (for example, Xiaokai Yang, 2000). It's more interesting if you can discuss this question or extend your conclusion to this problem, I think.
Acemoglu的回信:
Dear Huihua,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mail and it was nice meeting you. Yes,
China is a very interesting case. I don't doubt that gradual reform is
sometimes possible. We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opposite question,
whether radical reform can also work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which many claim was impossible).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ase much better and hope to study this more one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