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者] 刘攻芸与陈岱孙 [推广有奖]

1900年，中华大地阴云遍布；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华民族带着深深的屈辱迈进了20世纪。这一年中，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的两个大户人家——刘家和陈家，先后迎来了两个小生命：一个是后来曾经叱诧民国金融界、担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刘攻芸；一个是一生一心从教、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的陈岱孙。一年后，他们的前辈乡贤严复翻译引进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原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被正式引入中国；他们的另一位同乡陈衍，正在清末湖北洋务新政的大潮中，大力倡导“实业救国”的理念，积极宣传现代经济学。两个小生命的诞生，让三坊七巷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兴盛再一次默默积蓄着经济学后备人才。

三坊七巷，这片福州近代富绅的宅第街区，住着当时福州大部分的名门望族。各大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各有联姻关系，不可避免地错综复杂了。刘家和陈家也有联姻关系，刘攻芸是清末一代帝师陈宝琛（陈岱孙的伯祖父）的外甥，论辈份，还比陈岱孙长一辈。刘家的祖宅在三坊七巷的光禄坊的10-13号，而陈家在光禄坊和文儒坊都置有宅院。两家既是近邻，又有亲缘关系，关系不可谓不亲密——称之为同一个大家族亦不为过。两个家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历代英才辈出，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是三坊七巷浓浓书香文化的代表。刘家十四世刘家镇为当时福州巨富，是林则徐的挚友，曾创办当时福州有名的圣功书院和凤池书院；刘家镇的两个儿子刘齐衢（刘攻芸的曾祖父）和刘齐衔（林则徐的大女婿）同榜双进士，往后几代读书当官的颇多；从十七世刘崇佑开始，接连两代都留过洋，新思维、新知识的获得使他们能够成功投身近代福州的实业界，名燥一时。刘氏家族的血脉中渗透着政、教、商三重文化因子。而陈家在教育科举的道路上却表现得更为专注：明清两代中进士的族人竟有21人之多，为当时福州地区首屈一指；最辉煌时，这一家曾经六子皆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在当时福州成为美谈；宝琛、宝璐（陈岱孙的祖父）等兄弟都曾担任过当时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的山长，教育恩泽惠及八闽。

几近相同的家族出身和成长的文化氛围，使刘攻芸和陈岱孙在30岁前的人生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两人同年出生，幼年都曾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早年都有清华学校学习（刘后来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留学欧美的经历，都主攻财政金融并获得国外知名院校的博士学位（刘获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岱老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完成学业后都于1927年回国，后都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清华，他们也曾短暂地共事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像他们两位获得国外知名大学博士学位的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可谓凤毛麟角。两个人本来可以携起手来，秉承家族无私育人的传统，共同致力于教育事业，很可能成就中国经济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历史在1929年这一年开始转向了。1929年，刘攻芸从清华调任中央大学，教授银行学并进行银行实践，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实权人物。1929年8月，刘为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所赏识，出任中国银行总会计，主持账目更新——刘攻芸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数年后，同样的机遇垂青于陈岱孙——他被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相中，力邀其出任民国财政部次长。然而，那一刻陈岱孙委婉地拒绝了。晚年岱老曾经不无风趣地对此调侃道，自觉能力有限，官场陋习看不惯，挣钱又累，再加上求学时学的是财政金融，只学花钱，没学挣钱。言语中透着清高。对现实官场的看不惯，使他从此专注于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事业，27岁有机会参与组织清华大学的经济系，并且很快成为系主任，开始掌握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导向。而刘攻芸在人生而立之年的叉道口，开始踏进财政界，实践着他经济治国的理念。同一个家族出身的两位经济学家，30岁前，行进着相同的人生道路；30岁后，一个从政，一个从教，演绎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学风雨人生。

对于20世初立志赴欧美学习经济学以服务祖国富强的海归知识分子们，他们大都选择着三种不同的职业生涯：或是一心从教，为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培养更多经济学实用人才，陈岱孙是此类的典型代表；或是从书斋中走出，踏入政界，将经济学这门致用之学服务于中国现实社会，刘攻芸是这方面的实践者；或是两者皆有之，以马寅初为典型。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些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都不可避免地同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命运也同国家的命运共沉浮。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民族的使命感，使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都义无反顾地去实践，即便他们有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正是由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青年陈岱孙在上海黄浦公园门口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时，才会从内心经历深巨的创痛，从此远赴欧美，刻苦学习现代经济学，孜孜以求富国强民之道；27岁，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又毅然回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祖国，自甘清贫，任教于清华。即便是后来经历了财政学心血手稿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的学术打击后，他仍自强不息，又专心致力于西南联大的重建和教学工作。动荡的时局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又使他绝不容许自己仅仅做一个书斋式的经济学家，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又积极“入世”，为国家民族献言献策：抗战期间，陈岱孙发表了许多文章，或抨击国民党的亡国政策，或为抗战出谋划策；1946年，他与闻一多、朱自清等联合发表了《十教授的公开信》，反对独裁，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建国。拳拳的爱国之心，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当陈岱孙在教育界实践着他的教育强国的理念时，刘攻芸正一步步地向民国财政金融界的权力中心迈进。刘的通达仕途既有赖于他的卓越才于，又得益于其前辈张公权的提携。张嘉璈、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货币史专著《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的片断》一书中，对其才干及学术成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这位务实的金融界前辈的提携下，刘从最初的中国银行总会计升迁至央行副总裁（1947年3月）。于是，民国时期许多重大的经济事件都不时地活跃着他的身影。作为一个正直的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刘攻芸在民国的黄金时期，为维持币制的统一和经济的稳定，也做了不少事，其才于为当时金融界所瞩目。1946年至1949年这四年，无论经济上还是政冶上，都可谓是国民党统冶时期最跌荡起伏的四年——国民党重燃战火，财政赤字剧增，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数届内阁治理通胀乏术，ZF一连更替了五届内阁。继宋子文内阁倒台后，张群继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嘉璈被委任为央行总裁，邀请刘攻芸作为副手出任副总裁，共同维持已是风雨飘摇中的国民ZF财政。当刘攻芸为维持国民ZF的金融盘子竭心尽力时，陈岱孙与清华、北大两校十五名教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反对国民ZF“救治”经济危机的方案——两个昔日的同窗好友，政冶上，从此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对于1948年国民ZF发行金圆券，刘与其前辈张嘉璈都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没有充足的准备金，发行新币等于发行大钞；然而，他们寡不敌众，金圆券如期面世了。金圆券的面世加速了国民ZF的垮台。1949年初，在国民党核心人物都准备滑脚之际，刘攻芸又在这个时候接受新的任命——出任央行总裁，后又出任李宗仁ZF的财政部部长，毅然挑起了这个财政破摊子。李宗仁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不无感激地写道，“刘（刘攻芸）和翁（翁文灏）都得到了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李宗仁的这句话说得颇为公允，当时蒋介石下野，国共开始新一轮的和谈，国内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然而国民党内部就是缺乏这种在关键时刻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担当的人。程思远后来回忆道“那时李宗仁已请求法院修改行政组织法，……，只留下八个部和两个委员会，藉示精简，但找不到人来当部长，这表明时局危难，无人愿跳火坑。”对于一个浸淫国民党政界二十年的资深经济学家，刘攻芸对自己的选择将要承担的后果不可谓不清楚，但是他毅然地站了出来。刘后来受到了蒋介石的辱骂，从此“失宠”，到台湾后，更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对他来说，更大的耻辱却是从此背负“帮蒋介石偷运黄金去台湾”的骂名。今天，在关于他的有限的简介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这一点。这位即便当上了财政部长的书生，对当时的金融时局的掌控也颇为乏力——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大量的黄金、美钞偷运到台湾。于是刘攻芸成为了众矢之的。逃离大陆的那一刻，这位堂堂的民国财政部长想必是凄凉无助的——作为李鸿章家族的孙女婿，对这一家人都不能“保全”，只能带走家族中的三个后代。而这一年，陈岱孙拒绝了国民党ZF接他离开大陆，又谢绝了友人劝他去美国定居，自愿留在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陈岱孙的人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刘攻芸的晚年也是不如意的：他在台湾呆不下去，又辗转到香港；1963年，新加坡独立后，去新加坡经营矿业，做事又百般不顺，事业一败再败；于1973年，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而此时的陈岱孙以其内敛达观的性格熬过了十年动乱的文革，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二春。陈岱孙、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经济学老人，又一次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前沿，再次扛起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大旗，在北京举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在人生最后二十年，不懈地无私育人，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培养了大量经济人才；他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主导意见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走向。陈岱孙以其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完美地实践了他的“我的一生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教书”的人生理念。

刘攻芸和陈岱孙，这两个同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从同一个大家族中走出，人生的境遇是如此的不同！大浪淘沙，历史是这样的巧合。相同的出身，相同的求学经历，不同的职业道路，最终不同的人生结局。一个跟了国民党ZF，虽有才而不能施展，最后郁郁而终；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一生倾心教育研究和经济建设，最后成为受人景仰的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比较一下这两位同一时代、相同出身背景的经济学家的人生旅历，我们在感佩岱老无私育人的人格风范和平凡而精彩的教学生涯时，我们也在感叹刘攻芸郁郁不得志的无奈人生。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必苛求刘攻芸最后的政治选择。但是，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那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关键的时候都勇于挺身而出，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内心的勇敢与坚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士”的精神大义。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带着深深的屈辱进入20世纪；一百年后，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逐步实现着岱老青年时“足兵足食”的国家富强的理想。今天，我们经济学者的人生职业道路或有不同，然而这种精神、这种理想都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只要我们大家都有如此信念，中华民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一定能真正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岱老的未竞事业正由他一代一代学生及经济学后辈学者继承着……

谨以此文纪念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逝世十周年！

作者：林 航，系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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