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其实不关闭 [推广有奖]

从康熙解除海禁，到乾隆、嘉庆年间，大清帝国深深地融入了全球贸易圈之中，直到辛亥革命，从未完全“闭关锁国”。只是，贸易的开放并不意味着体制的开明与思想的解放……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一举击败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王公，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最后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也为靠拢中国奠定了坚实的一步。

　　这是1757年6月23日，夏至后的第三天。英国人当然没想到，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这年有着相当特殊的含义——尽管后世史家并未十分重视。

　　在英国从南面靠拢中国的同时，西面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几乎与普拉西战役同时，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的军民，起而反抗占领此地的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入侵者。阿富汗帝国皇帝爱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处循《清史稿》译法）本已班师，只好再度出兵印度。

　　当时的中亚地区，是中华帝国、准噶尔帝国、阿富汗帝国三大力量角逐之地，在清军的持续打击下，准噶尔帝国正在迅速崩溃，阿富汗帝国则耗费数年时间，积极筹建反华同盟，试图与中国争夺此地的控制权。

　　德里的暴动，直接导致了爱哈默特沙无暇东顾，这为乾隆皇帝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标杆：1757年

　　这一年，西征的中国大军终于击败准噶尔帝国的最后实力派人物阿睦尔撒纳，他逃往俄罗斯，并在当年病死。八旗军的西征铁骑，在与阿富汗帝国的交界处停住。

　　战争之后，乾隆皇帝在这片被称为“新疆”的地区，开始鼓励当地人与东南沿海进行贸易。随着清王朝在中亚霸权主义的建立而带来的贸易扩张，把该地区和西藏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中国的北面，则依然是一派宁静，享受着自康熙以来的和平红利。已经开放了将近30年的恰克图贸易口岸，仍在缓慢地增长。俄罗斯商人们带来毛皮，中国商人们，主要是晋商则带来茶叶。各方互换交易，不温不火、波澜不惊。

　　这一年的冬至前一天的12月20日，乾隆皇帝下旨，欧美商人“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自此，一个被欧美称为“广东体系”的“单口通商”时代开始了，直到1842年。

　　在主流的历史话语中，“广东体系”普遍被看成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象征。如此解读，过于粗糙。“单口通商”最多只能算是“限关”，而非“闭关”，欧美贸易并未被禁。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史实是，“单口通商”所限的，仅仅是欧美商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在其他口岸自由贸易。

　　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都推动着清帝国自觉不自觉地走入全球化的商业体系之中：东南沿海各口岸连通欧美及东南亚；北方的恰克图口岸连接俄罗斯；新疆各地则连接中亚、印度——乾隆时期的清帝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商业运行的齿轮之中。

　　三角贸易

　　大清帝国最主要的外贸，就是中英贸易，这为大清国获取了巨额顺差白银。

　　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算，从1700年至1830年的130年内，仅广州一个口岸流入白银总数就在9000万到1亿镑，折合3.6亿至4亿银元。

　　巨额的贸易顺差，对于大清国未必是好事，其大大推高了物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访的英国使团发现，大清国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与英国差不多，英国副使斯当东记载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吏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根据过去传教士的账目看，过去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同英国差不多了。”

　　根据经济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在全国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地苏州与扬州，每石“上米”的价格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都是0.99两，而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分别是4.30两和4.80两，上涨了430％至480％。粮食的上涨，带动物价整体上涨。丝价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每担100两，涨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255两，到嘉庆四年（1799年）达到了270两，也上涨了近两倍。

　　被后世当作盛世标志的贸易入超，不仅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改善，相反倒是推动了物价飙升。

　　巨额顺差的最关键因素，是英国无法提供一种能与茶叶匹敌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好在英国有一个与中国毗邻的庞大殖民地——印度。用印度产品对冲中国产品，就成为英国官方的第一思路。

　　这种能够打开中国大门的印度产品，最初是棉花。1740年，为了弥补与中国贸易的巨大逆差，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了1116担印度棉花，结果大受欢迎，此后便不断增长。但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印度棉花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的平衡作用。

　　在平衡贸易过程中，印度的棉花显然还是太软了，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硬”东西。

　　此时，一场技术革命产生：鸦片这种毒品的消费方式，由吞服变成吸食，不仅提高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致命风险。新技术拉动了市场。据英国皇家鸦片委员会（成立于1895年的官方机构，专司鸦片贸易调查）日后的分析，原本鸦片人均年消费量大约7两，技术更新后，年均2斤至6斤。

　　英国人占领印度前后，每年卖到中国的鸦片，基本不超过200箱，南洋诸岛及欧洲本身，才是更大的鸦片市场。而技术更新后，早就有鸦片消费传统的中国市场，一下子被点燃了。英国商人再也顾不得政府禁令，蜂拥而来。东印度公司的实验室精心研究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中国人的口味则是重中之重。

　　中国人民就好这一口，这也终于令英国人舒了一口气。

　　“中-英-印”三角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不再需要如以往一样，再向中国运送大量的白银以便支付贸易逆差，代替白银的，就是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每年高达719万英镑，而中印贸易中仅仅鸦片一项的顺差就是637万英镑，冲抵了英国逆差总额的近89％。英国人站在三角形的顶点，对印度和中国实行着宏观调控。绿色茶叶、白色棉花和真金实银，纷纷涌向伦敦，英国产机织棉布则淹没了印度，印度产的鸦片淹没了中国。

　　多角竞争

　　与欧洲对华贸易相似，中美贸易也是一种三角关系：美洲的产品运往欧洲销售，获取白银后运回美洲，再运到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等；或者，在欧洲获取白银后直接开到中国采购。

　　美洲西北岸出产的海獭和海豹毛皮，成为在鸦片之前的主要出口产品。毛皮原本是俄罗斯人垄断的商品，但1776年，即美洲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这一年，曾经发现了澳大利亚的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在美洲西北岸廉价收购一批海獭皮，1779年以每张120银元的高价，在广州售出，引起市场极大关注。

　　随后，英国商人开始大规模介入毛皮生意。美国独立后，第一艘对华直接贸易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在其1784年的首航中，所运载的主要货物也是毛皮。欧洲其他国家也不甘示弱，1787年奥地利的“帝国之鹰号”、1791年法国的“强壮号”，都随着英美，开始在美洲与中国之间做起了毛皮生意，广州港的毛皮进口数量不断攀升。

　　美洲对华出口毛皮的攀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处境。没有印第安人协作捕猎和剥制，欧洲人的毛皮生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法国人率先在美洲推行“怀柔”政策，不仅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甚至还鼓励通婚，并因此诞生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人”，英国人也随后跟进。至今，法裔和英裔的“梅蒂人”，仍是加拿大比较主要的少数民族。

　　深感威胁的俄罗斯人，不惜动员国家机器，加大对远东及北美地区毛皮的控制，这导致了“俄美公司”——一家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企业——的诞生。但这并不能改变俄国人最大的软肋——交通。俄国商人在北美收购的毛皮，须经格陵兰岛，由海路运往鄂霍茨克，然后再走陆路运往恰克图。这条商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十分艰难，有时居然要走足足两年。相比之下，英美法等国商人，从北美洲直航广州，往返仅需五个月。

　　更为关键的是，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在市场辐射能力上完全无法与地处珠三角的广州相比。这导致俄国人试图开拓对华贸易的海路通道。

　　1803年8月，趁拿破仑战争之乱，俄罗斯的两艘军舰以广州为目的地，展开了该国第一次环球航行。两年后，这两艘军舰满载在美洲收购的毛皮，到达广州，买通当地官员，进行了第一次贸易，但随即被嘉庆皇帝喊停，相关官员受到处罚。大清帝国理藩院为此多次行文俄罗斯枢密院，指责其违反恰克图单口通商的规定，俄罗斯无奈，只能遵循。

　　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中断，大量生意被迫转到陆路。俄罗斯因此获得了一个攫取战争红利的好机会。据俄国方面的资料，从1800年至1824年，中俄贸易每五年增长20％至25％，24年间接近翻一番。而《剑桥晚清史》的数据也指出，从1800年到1824年，恰克图贸易总额增加了将近90％，进入高峰状态。

　　与俄罗斯并肩攫取拿破仑战争红利的，还有一个美国，他们趁机填补了欧洲人在广州市场上的空隙，迅速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从康熙解除海禁，到乾隆、嘉庆年间，大清帝国深深融入了全球贸易圈之中，直到辛亥革命，从未完全“闭关锁国”。只是，贸易的开放并不意味着体制的开明与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