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意识，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进入新的千禧年不到10年，“冷战”结束不到20年，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不到30年，新自由主义就已成为当今正统经济观念的自由市场基要主义、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的特有名称。
　　现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全球金融危机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构成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冲击。这场广泛蔓延的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同时影响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危机，一场同时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更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造访全球的经济重创。
　　这并非历史首次。对新自由主义在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我们需要进行坦诚的分析。我们还要深入分析，如何以社会民主的方法恰当管理市场，以及国家在制定能够避免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的未来政策中应起到的正确作用。而且，政府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将上述分析与坚定地寻求全球合作相融合。

　　新自由主义之败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遭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混乱。全球证券市场自见顶以来已损失了将近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七国集团2008年的GDP之和。信贷市场萎缩，信贷增长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许多国家的房屋价格暴跌，美国的房价正在以有现代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这正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实体经济也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将遭遇60年来的首次收缩，经合组织内的失业人口将激增800万。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将把1亿人口推向贫困。
　　此外，危机还正在导致政府产生空前的花费和债务，这对未来几十年都有影响。据测算，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GDP的12.5％。对银行的一系列救助和担保所产生的债务（实际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将总共超过13万亿澳元，比美国参与所有主要战争的花费总额还要高。这些对美国未来的国际借贷将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
　　然而，当经济危机触及普通百姓的生活之时，当失业激增、薪酬增幅降低、资产缩水之时，金融部门高管的薪酬却脱离当前的实际继续飙升，困惑因而迅速转化为愤怒。2007年，标准普尔500位CEO的平均薪酬为1050万澳元，是美国普通工人的344倍。前50强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经理的平均收入高达5.88亿澳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1.9万倍。2007年，华尔街上最大的五家公司用于分红的金额竟然高达390亿澳元。投行高管的收入如此丰厚，他们管理的投行却要依靠美国的纳税人摆脱困境。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源于巨大的贪婪。困惑，继而愤怒的百姓不禁要问：怎能允许这一切发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滥用职权，才会让这一切成为可能？难道没有任何警示？如果有，为什么被忽视了呢？
　　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说：“当前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是，它并非由外部冲击引起，而是由体系本身引起的。”索罗斯是正确的。当前的危机是由自由市场理论30年主导经济政策的顶点。这种自由市场理论，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基要主义、撒切尔主义或华盛顿共识。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点，就是政府行为应被限制，最终被市场力量完全取代。

　　反管制极端
　　被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推翻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出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恶果完全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结果。到了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对这一反税收、反管理、反政府保护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给予了政治上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这些说法又以“效率市场假说”为基础。这一假说中最强硬的一派认为：金融市场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融合了各种信息，因此可以反映出对资产价格的最佳评估。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而且价格又完全有根据，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资产价格会产生泡沫，如若发生，市场会自行修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介入，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有效性出现偏差必须归结为外部原因。泡沫和其他问题的产生，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完善”导致的，而非市场自身原因。这一理论支持“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这种说法。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还认为，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而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
　　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的社会团结概念，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面对一片拒绝削减公共服务的呼声，新自由主义政治计划采取了“饿死困兽”的战略，靠减少税收来扼杀政府投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能力。其最终目的是，让私有市场占据尽可能多的经济空间。
　　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了正统经济理论，其反映就是减税浪潮迭起。政府吹嘘自己在减少债务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同时拒绝承认在教育、技能和培训（能够提高生产力）等领域的投资缺失所带来的长期经济代价，并否定公共债务在为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进行融资中的恰当作用。
　　新自由主义者还对彻底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劳动力无异于其他商品。在理想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应仅限于对人身安全的保护，而非适当的工资或是最低谈判标准。合同法，而不是什么更具广泛含义的社会法律，应当压倒一切。
　　政府中的新自由主义者，还众所周知地不愿承认和应对市场失灵的情况。气候变化就是一个有力的例子。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将其描述为人类历史中最为严重的市场失灵，新自由主义者们却将其归结为对市场力量的肆意干预。

　　金融自由化矛盾
　　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的符咒，在金融市场的管理中更为明显。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防止主街的商业银行受到华尔街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但金融服务业斥资3亿澳元进行疏通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于1999年被废止，解除了禁止商业银行拥有投资银行的命令。由此为成立庞大的金融服务联合大企业打开了大门。
　　这些私有金融联合企业的极端冒险行为，却将政府置于同样规模的风险之中，因为一旦银行出现问题，政府就可能需要大力干预。这实在是极具讽刺性和极端虚伪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的论调之一就是反政府。然而，在泡沫时代，没人在意这些，巨额利润被私有化，潜在的损失却通过对固有的银行保障机制的操作社会化了。
　　在国际上，《巴塞尔协议》监管银行风险。现在看来，2004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II》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其条款规定银行风险由本身存在缺陷的信用等级和银行“自我监管”的内部评估模式决定。即使在那时，在创新金融结构模式下，《巴塞尔协议》也可被轻而易举地规避：人们有意利用结构性投资工具，将风险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抹掉。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许多美国的大银行走出‘借款’业务，进入‘转移’业务，忙着筹集贷款，将其重新包装后售出，几乎不再重视其传统的风险评估作用和信用分析职能。”
　　而至关重要的风险评估职能，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移交给了等级评定机构。这些依靠银行吃饭的等级评定机构，禁不住巨额利润的诱惑，在评定时往往“高抬贵手”。2008年10月，穆迪信用质量部前董事总经理詹姆斯·福斯（Jerome Fons）承认：“穆迪的工作重点，已经从保护投资人转向追逐市场销售。管理层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如何将收益最大化。”最终，对收益的关注，导致一些私人等级评定机构放松对客户投资的固有风险的等级评定。
　　金融自由化还导致大量无管制的金融机构蓬勃兴起，我们今天将其称为银行中介市场：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基金和抵押贷款经纪人。债权转股权的比例达到30∶1的投资银行，在薄弱的、充满缺陷的会计标准下得到了支撑，这又鼓励了上市公司为它们的资产“标上市场价”，也就是在暴涨时将其资产按照市场价格重新评估。
　　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金融危机，理应能够叫停现在的活动，让人们开始思考、进行干预和采取行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发达国家对这些呼声却不屑一顾，认为这主要关系到亚洲和其他陷入危机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批判裙带资本主义，似乎比批判还在继续管理全球金融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包括对冲基金对国家货币未加限制的冲击）要容易。人们终于看到了进一步的警示：其中包括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对冲基金的终结和2000年-2001年网络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每当危机来临，美国联邦储备局总是通过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进行救援，为市场重新注入流动性，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后，又发生了海湾战争，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LTCM的崩溃和2000年-2001年网络泡沫的破灭。每次的应对方式都是相同的。
　　投资人愈发相信：问题出现时，他们可以受到被称之为“格林斯潘PUT”的货币政策的保护。这一政策提倡低利率、高流动性和保护资产价格。简单的货币政策，被视为拯救市场不稳定性的灵丹妙药。实际上，这却是火上浇油，因为借钱更加便宜了。
　　低利率让美国产生了新的借款阶层，他们受抵押贷款经纪人的鼓动花钱买房。其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入次贷市场，并从这里被导向缺乏良好信用历史的借款人。同时，金融市场在盛行的反监管文化下形成了新的银行模式——所谓的“起源-分配模式”。抵押贷款经纪人筹集贷款，继而将其卖给对冲基金和结构性投资工具，由此充当起信用等级评估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中介。
　　两个世界在此交汇了：一个是成为格林斯潘新自由主义金融秩序标志的宽松信贷世界，另一个是实际扩散风险的具有新型银行模式的无监管金融机构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毒害由此产生了：出现了空前大量的资产泡沫。最严重的是，泡沫通过银行中介市场渗入全球的金融体系。泡沫一旦破裂，与国家给予保障的主流商业银行体系的联系意味着国家（而非市场）需要为此埋单。新自由主义的精髓，由此被转嫁给了今天和未来的纳税人。
　　一直比大多数机构更具怀疑精神的国际清算银行，是首个发出警告的官方机构。在其2007年的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全球巨大的信用泡沫，会让我们置身于另一场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除此以外，没有采取任何系统性行动。
　　尽管在十年中发生了三次危机，危机前后都有明显的征兆，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仍确信他们的立场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完全被他们不容质疑的信念所蒙蔽，认为市场有其内在的修正能力，以至于拒绝承认已出现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不符合他们的模型，因此他们干脆对证据视而不见。强硬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目前的危机，现在是宣告过去30年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失败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新自由主义和它制造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被证明只是伪装成经济哲学的个人贪婪。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挑战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
　　富兰克林·罗斯福肩负起了“大萧条”后重建美国资本主义的重任。深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影响的美国民主党人，同时也肩负起了重新拉动战后内需的责任，通过制定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以及实施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来管理国际经济活动。而今，重任落在了奥巴马政府和那些愿意给予奥巴马和全球金融体系国际支持的人士身上。
　　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将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恰当地平衡。一条贯穿上述三个事件的主线就是：依靠国家机构重建规范的市场和重新拉动国内与国际需求。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不能“一刀切”。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展开，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危机对就业造成的严重影响。保护主义已经开始抬头，尽管其方式比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要柔和和隐蔽。不管是柔和还是强硬，保护主义都会加剧全球需求的萎缩，注定要将衰退推向萧条。
　　而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不仅要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的生产力能够提供最好的保障这一理念，同时保证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和提供者，政府遵守公正原则以补偿由市场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根据哲学上的描述，社会民主政体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其具备平衡私有和公有、利润和工资、市场和国家的能力。这一哲理在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挑战面前，再一次发出了清晰和具有说服力的呼声。
　　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这是我们需要立即应对的挑战。一旦失败，则会招致极端左翼分子和民族右翼分子将一直被否认的新的政治观点确立为合法的危险——历史上不乏造成大动荡的前例。
　　事实上，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灭亡，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了基础性地位。国家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在三个清晰的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个系统的规则的最终责任。
　　社会民主主义者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部分参考长期以来的凯恩斯传统，但同时他们还需要超越凯恩斯，因为在距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70余年的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现实情况。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政治语汇中流行起来，而很久以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认为，他们推出了处于中间道路的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而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与提供者。而且，由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机制来保证的透明和竞争公平至关重要。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的信念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基点在于相信人格尊严、机会均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本着同样的精神，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的文章中把自由当做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手段，同时自由本身也是一个目标。与此相应，政府也有明确的职责提供诸如全民教育、医疗、失业保险、残疾保险和养老金之类的公共产品。这与哈耶克所持的“人的价值必需首先并不带情感地由市场来决定”的观点正好相反。
　　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持续的挑战，即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创新、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同时又使之与有效的管理框架相结合。这个框架必须能够管理风险，纠正市场问题，资助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寻求实现社会平等。
　　这种政府的范例，有霍克和基廷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早期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霍克和基廷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他们的改革使澳大利亚经济走向了国际化，消除了保护主义壁垒，使其向更大的挑战开放。他们大幅提高了澳大利亚私有经济的生产力，同时扩大了国家在提供医疗与教育这些能够促进平等的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在当前的危机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能够坚持他们将国家置于中心地位的一贯立场，新自由主义者却不得不面对陷入意识形态纠葛的困境，迫不得已向他们从根本上摒弃的国家寻求帮助，以拯救金融市场的崩颓之势。
　　这使得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在经济上采取当前的实际措施，如规范信贷市场、干预以及需求方刺激。新自由主义者则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他们无法利用非国家机构或机制来抵御风险，重建信心，恢复收支平衡，或推动全球资金流动。这些只有通过国家机构才能完成。
　　全球金融危机的早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左翼还是右翼政府，在采取保障银行系统稳定的行动中，都肯定了国家的中心地位。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却抛出了“道德风险”理论。这相当于当房子正在着火时，却还在争论谁应该给消防队付钱。
　　全球银行界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惟一的结果就是系统崩溃。2008年底维持信心、恢复流动性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为主流金融机构提供明确存款保障。公众通过他们各自的政府表示出的对这一措施可能带来的不利条件的欣然接受，显示了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银行系统的稳定本身就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正如为凯恩斯作传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评论：“当危机来临，我们发现国家纳税人仍然是银行的后盾，国家破产制度非常重要。”           
　　随后，政府也表现出对私有信贷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的意愿。特别是，政府开始对银行进行注资，直接收购银行和公司债券，建立联合目的工具来分担私有金融机构的风险，并且提供主权担保支持银行间的借贷。在美国，对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的救援实际上相当于国有化的过程。在此之前，美国政府还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并将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变相国有化。在这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政府而不是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又一次前来救援。
　　这些措施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施的，它们也不是对国有化和国家控制的回归。当金融系统稳定、全球衰退放缓之后，我们将看到政府逐渐撤回对银行业的直接拥有和控制。目前干预的目的是保证私有信贷市场的稳定，使它们能够满足私有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不受监管和约束的金融创新的时代已经过去，并且不能让它卷土重来，否则，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稳定金融体系是防止系统崩溃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然而，投机泡沫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已经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失业率提高，并有可能导致一个漫长的全球衰退。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如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院的艾伦·莫然（Alan Moran）认为，衰退的代价应该通过降薪和裁员由雇员来承担。这与“大萧条”爆发之初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态度一模一样。
　　与此相反，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在增长停滞的时候，国家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保障对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总体需求。这意味着，国家政府必须参与直接需求方刺激，以抵消社会需求的大规模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次调低了对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总共调整幅度达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这个“增长缺口”说明了，如果要填补需求方缺口，避免大规模失业，政府将需要采取多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这就是经典凯恩斯理论，简单、直接。
　　用斯蒂格利茨的话来说就是：“在严峻的衰退中，货币政策很可能不能发挥作用，必须采取财政政策。”他相信，在经济增长大幅度降低时，货币权力机构本身会陷入流动性困境，不能够“引发信贷供应的增加，以提高经济活力”。或者，像其他人描述的，货币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在“推一根绳子”。确实，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货币政策在当前危机中的失效，证明了凯恩斯最初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是，财政政策必须加强总需求中的货币政策，两者缺一不可。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不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将比采取措施对预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果更严重，因此他呼吁当今的领导人“尽一切可能……把血液重新输入金融系统”。新凯恩斯主义者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确保这些刺激措施是有目标的、及时和暂时的。当社会消费和商业投资复苏时，财政刺激就必须相应地减少，以免在经济复苏时期造成通货膨胀。
　　因此，在提出刺激需求的积极措施时，还必须强调凯恩斯经济管理的中心理念：保持整个经济周期中的预算平衡。这个理念没有得到实施，再加对通货膨胀无限制的容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凯恩斯经济管理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失败。增加公共投资和民众家庭收入将刺激经济，但是当经济重新强有力增长时，就需要偿还实施这些措施所付出的代价。
　　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强调由投机泡沫和破产所带来的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这些投机泡沫和破产，正是由被凯恩斯称为投资者不可预测的“动物情绪”所造成的。金融管理措施必须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的中间人，同时自己不会成为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这就需要有更加审慎的管理措施，而不仅仅是确保机构个体遵循在正常经济状况下为保护他们免遭破产而设立的标准。必须约束整个行业促进系统风险的行为，如无止境地扩大衍生产品市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本身就是公共产品。

　　加强全球协作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处理当前危机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这次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全球金融系统不但没有将危机分散到全世界，反而把危机强化了。正统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金融市场最终会自我调整——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这只“无形的手”将找到它自己的平衡。然而，正如斯蒂格利茨辛辣的评论：“这只‘无形的手’之所以无形，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金融市场没有能自我调整。全球金融创新没有减少资产泡沫，而是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反管制行动，迅速将美国抵押市场的一个问题，转化成了现在威胁到全球开放市场未来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蚕食自己的另一个例子，只是这次达到了令人生畏的全球规模。
　　由此产生了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国家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管理；其次，现在的全球金融交易量能够击溃大部分单个国家经济体，这一点足以说明全球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管理；再次，实现这两个层面的有效管理，只能通过各国政府的团结协作。没有任何单独的金融市场解决办法，能够应对今天的全球系统不稳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要通过20国集团会议寻求协调政府行动：为全球金融系统迅速提供流动性；协调必要的财政刺激措施，应对全球衰退所产生的增长缺口；重新制定未来全球管理条约，包括新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现有的全球公共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它们在21世纪中所必需的权力和资源。
　　然而，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几十年的统治之后，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时成为将新自由主义教条传遍世界的工具，因此也损害了该组织的长期地位，并导致了它不能在当前的危机中对之前被其忽视的国家经济体采取有效的行动。
　　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和资本流入全球经济中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我们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管理层薪酬。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今天全球金融体系的管理结构，反映的仍是1944年的力量平衡，这是很荒谬的。像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多边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应该在这些论坛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各国政府面临的更长期的挑战，则是解决在过去十年中动摇全球经济稳定的不平衡因素，特别是像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这样大的顺差经济体和像美国这样大的负债国之间的不平衡。随着美国预算赤字的膨胀，这些不平衡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从中期来看，克服这些不平衡并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全球宏观经济框架，需要更高水平的全球经济合作和协调。调整这些全球不平衡中的任何突然改变——例如，如果中国大幅度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都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给美元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带来灾难性后果。而这又是一个国家管理上的挑战。我们不能寄希望市场参与个体能够奇迹般地作出正确的选择。
　　目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政治不稳定的影响，还没有被充分纳入关于应对危机的政策讨论中来。世界银行的干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继续实施，都是应对危机影响的关键因素，否则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将被危机推回贫困。无论是出于本性还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倾向于推动这些进程，但是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预算面临着由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这一行动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他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伙伴）一样，从内心中怀疑一切形式的多边管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政府干预国内市场的敌视，和他们对国际政府机构干预国际市场的敌视是一致的。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的国际主义传统，他们两者之间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考虑到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市场管理、合作和协调的复杂性，国际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适宜的标志。事实是，由于全球经济力量的分散，单边解决方案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机制变迁进行时
　　这次危机的广度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意味着，仅仅对长期以来的正统观念做小小的修正是不够的。两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金融市场并不总是能够自我修复或自我管理；政府（国家的和国际的）永远不能推卸保障经济稳定的责任。这两个事实本身就推翻了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新自由主义遗留问题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最近对历史周期的反思性提醒，缓和了中左派由新自由主义灭亡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必胜的倾向。他指出：社会就像钟摆，摆动于兴盛与衰落、进步与调整、放纵与约束之间。每一次偏离中心的运动都会产生过量的危机，从而引发调整。平衡状态很难实现，而且总是不稳定的。
　　另一些人说，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更根本的机制变迁。这是战后历史上的第三次。第一个机制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凯恩斯模型；第二个是1978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的机制；第三个则是现在正在形成中的新机制。
　　也许这个新机制将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或者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不管如何命名，它的理念都是非常清晰的：建立一个明确由国家政权管理的开放市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政权采取干预措施以降低竞争市场必然导致的不平等。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地震式的变化都不可避免。断层线破裂为碎片，进而又逐渐导致更深层的构造变动。
　　无论政府还是它们所代表的民众，都对极端资本主义的无管理系统丧失了信心。正如萨科齐总统的表述：“放任自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更简练的说法：“现在老师们自己出问题了。”
　　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以防止“极左”或“极右”的极端反应占据优势。我们的赌注太高，包括长期失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贫困再次将魔爪伸向发展中世界，以及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与战略秩序内长期力量结构的影响。
　　我相信，社会民主主义者能够绘制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从而指引我们走出危机，同时帮助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坚实的长期秩序。这只能通过创造性的政府机构和政府间的合作来实现。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的本质上的恶魔。结构恰当、正确领导的政府有利于大众利益，它同时保护个人自由和公平，它是为大多数而不是极少数人设立的。■

　　作者为澳大利亚总理。文章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