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对一些有突破性思考的学者观点的介绍和评析ZT [推广有奖]

虽然黄宗智的概括不准确也不完全，但不能说它是没有价值的，恰恰相反，他的这种概括本身就是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事实上本身就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推广。我们可以把符合遵循黄宗智所说的规范信念的那类观点当成是一类，把不符合不遵循那个规范信念的观点当成另外一类。为了称呼方面，可以把第一类称为黄氏类，第二类称为非黄氏类。然后再在每一类的内部再作进一步细致的划分

关于黄氏类的划分大体上就如黄宗智所说，只需要把他说的不准确的地方修正过来，并且分析的更细致一些就可以了。

在中国方面，所谓封建主义模式也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模式也好，本质上都信奉的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从秦汉开始中国的古代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然后应该从这个封建社会里寻找资本主义萌芽，并且都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歧仅仅在于一方大力鼓吹渲染所谓的封建力量对商品经济的摧残压迫阻挠破坏，而另一方面则更多的从事实出发证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证明雇佣劳动的存在。

可以发现这两方的观点虽然对立，但使用的逻辑其实大体上是一致的。既然中国在事实上最终是没有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资本主义，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能导致资本主义，所以中国肯定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虽然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但也受到重重压制和破坏，所以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缓慢，所以也需要一直等到西方的入侵，才能使得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

中国方面的两种观点大体如此

再看西方的情况，黄宗智对强调中国停滞的一派只列举出了一个冲击反应模式，但事实上这大约仅仅是作为一个代表而已，如果要再做细分的话，那么主张中国停滞论的那一方应该有三种流派，第一种就是冲击反应模式，第二种是传统近代模式，第三种是帝国主义模式

其中传统近代模式是冲击反应模式的深化细致，而帝国主义模式则是站在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但也一样认为中国是停滞的，西方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变革乃至革命，所不同的只是，作者更进一步的批评西方试图阻碍中国的变革或革命

对近代早期模式，大体上应该就如黄宗智所说的。

黄氏类的情况如此，再来看非黄氏类的情况。

在非黄氏类中有一类应该是和黄氏类对称的。属于黄氏类学派的观点的实质是认为经济基础的某些条件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如果没有出现资本主义，那么这些经济基础的条件肯定未得到满足。而与之对称的应该就是从上层建筑（比如意识形态，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甚至宗教等等）出发，认为上层建筑的某些条件导致资本主义，如果进入了资本主义，那么上层建筑的这些条件，肯定得到了满足，如果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那么上层建筑的这些条件就肯定未得到满足

一般从上层建筑角度进行分析的人都是持有中国停滞论的，而且也没有中国和西方的区别，中国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分析也大都来源于西方。

这种类型观点的主要代表就是韦伯，至于中国的顾准，钱师群等人的观点大抵是都是韦伯观点的变形，甚至变相的抄袭贩卖。

除开这种与黄氏类对称的观点以外，那么还有一些种类的观点学派都应该算做对黄氏类观点的反思和突破。比如黄宗智本人的观点就可以算做这一类。还有彭慕兰，柯文，黄国斌等人的观点、

对这几种观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后面会加以分析

3、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

黄宗智既然对传统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系统的质疑，那么他当然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在文章中前后提出了如下几个“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传统理论中规范信念的质疑

第一是“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

第二是“产量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第三是“城市工业化”，但却“没有乡村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这点里的城市工业化黄宗智也主要是指19世纪后的中国）

第四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第五是“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同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的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

第六是“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却“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

（文中还提到了中国革命的结构与抉择问题，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就略过了。）

黄宗智对所谓悖论现象的解释是“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首先应该承认黄宗智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悖论现象如果不纠缠于某些某些名词术语的歪曲使用（比如“自然经济”），那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用这些“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的质疑也是有力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他在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明清合论”，在黄宗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明清连在一起说而不加区分，在他的观点中，明清这两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是本质相同，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社会，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一个命题。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按照黄宗智对“规范信念”的定义，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明清合论”是一个比“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更大的“规范信念”，如果说后者毕竟不是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同，那么前者却被所有的主流研究者当成了一个类似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须探讨不容质疑的前提。

黄宗智在证明那些悖论现象确实存在的时候所依据的事实绝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事实，而他在下结论的时候的，却又无一例外的把结论不适当的推广到整个明清时期，而不给出更具体分析与证明。似乎他认为既然清朝时期是如此，那么明朝当然就更是如此，这种想当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导致黄宗智尽管已经对传统的理论观念提出质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打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关于明清合论的谬误，我们在以后的部分还会予以重点论述，这里就先放下。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他对“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这个所谓的悖论现象的解释，这个解释也可以看成是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之所以在中国不成立的一个理论上的尝试性说明。

如果要对他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密化”也称“内卷化”（involution）。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呢？如果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产量增加，也就是在人口数量增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下的生产增加，或者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为了不歪曲原意，我们还是引用黄宗智自己以及其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解说。

黄宗智本人对这一个概念来龙去脉以及含义的陈述是：

“为把我的过密化区别于过去的马尔萨斯的论点，我应指出我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塞拉普1965年的《农业增长条件：人口压力下农村变化的经济学》（芝加哥版）。博塞拉普把马尔萨斯的观点颠倒过来：马尔萨斯把食物生产看成是独立因素，在人口压力下供不应求；而博塞拉普则把人口看作独立因素，推动食物生产。博塞拉普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尤其是通过提高种植频度，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我在博塞拉普的框架上增加了这样的概念：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长江三角洲在南宋时已接近其极限。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是过密化，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的单线的密集化。我还增加了这样的概念；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

从这一段陈述来看，所谓过密化或者内卷化的最初含义是在农业上“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而黄宗智对这一概念推广后的含义是，第一“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就是所谓的过密化，第二，这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

其他学者对这一个概念也有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不妨引用一下，有助于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是“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83]

“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

“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环境，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84]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研究，“过密化”即involution．原译作“内卷化”，后来改译为“过密化”，是吉尔茨在其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ess of Ecological in  In-donesia一书中对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A·V·Chayanov，亦译蔡雅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1—2]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一系列论著，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华北》)、《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简称《长江》)和《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等，对吉尔茨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部分学者将其称之为“过密化”理论。”[85]

从上面这些学者对过密化概念的介绍概括中，我们大致对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应该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对突破传统的观念思想，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其本身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里主要说两点:

第一,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本身就有倒果为因的嫌疑!

也就是说在黄宗智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之所以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近代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的过密化。但是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不得不提出疑问，如果中国有所谓的过密化，那么西方有没有？如果答案是西方没有，那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答案是西方也有过密化，那么很显然把过密化当成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更说不通，过密化本身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

在前者的情况下，所谓的过密化理论没有作出真正原因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原来的问题包装了一下，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而如果是后者的情况，那么就更说明所谓的中国的过密化现象持续的存在本身倒不过是中国没有象西方一样走上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道路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

在答案是前者的情况下，黄宗智等人并非没有试图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而这更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仍旧是把问题归结到人口上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过密化，而西方人口相对少，所以没有过密化。但这样的解释就还是回到了我们在前面列举驳斥的各种传统理论当中的一种。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这样的观点没有太大说服力，事实上任何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是从少发展到多的，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多，那为什么中国就比西方更特殊，就一定是从较少的人口发展到过度多的人口，而西方国家则没有如此呢？再进一步说，黄宗智等人自己也察觉这一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事实上中国人口在明清交替时期，甚至在清晚期太平天国起义后，都有大幅度的减少，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减少，却没有能改变所谓的过密化的状况呢？

如庞卓恒所说“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那么，至少明初、清初数十年间不会存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黄宗智教授着重研究过的鲁冀两省为例，1800年时，两省人口总计约5000万，人均耕地4亩；但明初人口总共才约700万，人均耕地近20亩。为什么在相对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也未能摆脱‘过密化’的恶性循环呢？”[85]

根据庞卓恒的介绍，黄宗智的解释有两点，第一点是所谓分配的不均，贫农压力大；第二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明清时期出现。关于第一点解释，没有多大的意义，西方的分配也从来均不哪里去，并不比中国的情况好多少；第二点解释，不过是让问题回到了起点，首先明清不能合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清朝出现，不等于没有在明朝出现，其次，为什么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清朝出现？这其实还是在问那个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的生产力没有象西方那样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再说后一种情况，也就是事实和黄宗智想象的不一样，在西方其实也有过密化，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扭转了过密化的趋势而已。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正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崔之元说“英国剑桥人口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的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内卷化’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共同特征，……更有甚者，新近对美国麻省农业1780年至1820年间演变的研究，也发现了内卷化的特征。由此可见内卷化并非中国所独有，仅仅指出内卷化不足以打破‘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内卷化在英国是如何被突破的？商业化是突破的要害吗？”

“总之英国的经验本身亦不能用‘商业化带来发展’概括，它也经历了内卷化；商业化并未克服内卷化；资本主义大农场主经济并不见得是突破内卷化的最佳方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黄宗智教授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的文章，实际上要求我们对整个世界近代史有一个全新的考虑。”[87]

既然西方比如英国其实也有内卷化也即过密化，那么真正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当然就不可能是过密化本身，因为出现过密化或内卷化现象，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西方的例子就证明了一点。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遗憾的崔之元对此给出的答案却依然是归结到人口上面去，他说

“英国突破诺曼政府以来农业内卷化的最初诱因，来自发生于1348年的黑死病。它使得此后一世纪人口骤减，从14世纪初的500万人降到15世纪中的不足200万人”[87]

但正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中国地区在明清时期同样经历过人口大规模大幅度的减少，用人口的减少来作为原因，是没有说服力的。

对于倒果为因这一点的说明，就暂且到这里。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第二个根本性的缺陷，则是过密化（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许多疑问，本身就似乎不明确其意义，甚至连这个概念的必要性似乎都成问题。

比如黄宗智说

“博塞拉普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尤其是通过提高种植频度，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我在博塞拉普的框架上增加了这样的概念，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长江三角洲在南宋时已接近其极限。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是过密化，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的单线的密集化。”[82]

黄宗智理解的过密化是所谓劳动密集化的过程超过了某个极限，然后出现了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效应，但是实际上按照经济学的常识，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的情况，对某个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多，最终的结果总是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但是边际报酬递减基础上继续投入更多这个生产要素，本身并非不合理的行为，事实上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它并不会在投入的劳动力发生边际收益递减的时候，就停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恰恰相反它会继续追加投入，让边际收益递减下去，一直让边际收益减小到和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时候它才会停止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如果把过密化单纯理解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那么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是否也都是过密化？

对黄宗智过密化概念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过质疑，比如赵冈在《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一文中说：“王国斌批评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提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史。其实大一经济学如果真正能融会贯通，是足足够用的。如果把几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定义与彼此间的关系弄清楚了，说明白了，许多批评者的立足点便都不攻自破。黄宗智犯了一个毛病，也是学院派学者常爱犯的毛病：把简单明了的事实冠以迷惑性的新名词，结果扰乱了读者的思路与注意力。‘过密型生产模式’一词新鲜是新鲜，但没有必要；‘内卷化’一词则更是一个败笔。”（当然这篇文章里，赵冈又用固定的劳动力存量对过密型生产做了他自己的解释）[88]

他在《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一文中则通过对生产函数的图解，把意思说得更具体，“研究者可以为自己使用的名词另下定义，但是与经济学逻辑有冲突，这要从生产函数的图解上看出。……黄宗智不采用边际产量的惯用解释，而自创一新名词——过密化，而且包括边际曲线的全程，从B点（指边际产量最高点）起，一下全是过密化式的操作，毛病就出在这里，过密化是一个比较性名词，超‘过’了什么？那一阶段算是不过密呢？所以我们才帮助黄宗智加上一个F点（指‘市场上最低工资水平，或农民的最底维生费’，实际上就是边际成本），理性的企业业主都是在BF这一阶段操作，不论是英国、中国、任何国家，不论江南江北，任何省份皆然”

这样的质疑，当然是切中要害的。

如果再分析一下就明白，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最核心最关键的倒不是他本人所认为的什么边际报酬递减，而是所谓的“固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前提，如果技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进步，就算出现一段时间内的边际报酬递减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进步，那样的情况，增加劳动投入，使边际报酬递减到等于边际成本，本身就是效益最大化的行为，这样的过密化本身是合理的，没有这种过密化，反倒是不合理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黄宗智对所谓过密化的指责其实质就是说在中国没有出现技术的普遍提高，而西方是出现了，那么如此一来，过密化这个概念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说过密化，倒不如说技术的停滞，来的更简明，也更合理。人为的使用一个意义本身含糊不清的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又没有增加多少特别的意义，这有什么必要性呢？

再看黄宗智引来作为基础的博塞拉普的例子，“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事实上从刀耕火种发展到一年数熟制，这里面本身并非是单纯的增加劳动投入的问题，恰恰相反，这里面本身就有农业技术飞跃性的进步在这里。那么这样的例子是否能作为黄宗智定义的过密化的例子也是很成问题的。把他看成是人口增长推动的过密化，也是说不通的。倒过来说，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口的发展，可能更接近于事实，事实上，假设已经在实行一年数熟制的条件下，人口发生突然的减少，减少到和25年一熟的情况下同样多的人口，那么这些人口依然还是会实行一年数熟制，而且边际报酬肯定高于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

以上说了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两个根本性的缺陷，尤其是第二个缺陷，更可以说是致命的，如果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本身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本身就是混淆问题的本质，那么这个理论是很难站立住脚跟。但是如果因此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倒，那么就是更大的错误了。事实黄宗智的理论是有致命的缺陷，但是这个有缺陷的理论却比一些看似无可挑剔的理论有更大的价值，有更大的启发性。为什么我这么说的呢？误打误撞也好，无心插柳也好，黄宗智的理论以及是使用的概念名词（内卷化）如果抛开他本人赋予的含义，本身确实可以挖掘更大的理论潜力，确实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提示我们思考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技术进步这三者之间一些深层次的关系的问题。如果对他的定义做一些修改，就可以发现，内卷化的概念或者过密化的概念完全可以保留下来，而且有非常巨大的价值。我在后面部分中还会介绍别人对内卷化概念超越经济学之上的扩展。此外，单纯限制在经济领域本身来说，这个内卷化的概念也有加以修正扩展的价值，但这个工作，在这篇文章中，暂时还不会做，可能留待以后的文章了！

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评介，暂且就到这里。

㈡、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1、对大分流基本观点的介绍

彭慕兰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分流主要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才发生，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西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足以让它在以后的发展中比中国更先进的地方.而19世纪初的分流又取决于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比如英国煤矿有积水,需要蒸汽机抽水,以及地理位置和工业发达区接近，另外西方有美洲这个可以移民缓解劳动力过多的因素。

我们来看看彭慕兰自己是怎么说的？

“首先，在我看来，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40]中文版序言p1

在彭慕兰论证过程中，作为上面这一观点基础的另外两个方法论的观点是

第一“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

也即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应该把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来和西方的英格兰进行比较。

第二、避免欧洲中心论的方法，“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如果房间里有一头当时不应该存在的大象，可以委婉地假装它不在那里，但那完全不是事实。在我们打算集中描述其他区域的历史时，欧洲突发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头房间中的大象，而我们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这种方法的关键是不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看成是反常的、需要特别解释的现象，而是把欧洲突发的现代性看成是反常的、需要特别解释的现象！欧洲本来完全也有可能和清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一样的道路，欧洲的领先和突飞猛进，本身并不一定有必然性，也并没有太多的预兆。

按照这两种方法论的观点，彭慕兰对中国和西方在18世纪晚期前的经济做了许多比较，反驳了许多传统的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经济原因的看法。

比如关于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的问题

“杉原薰认为，早在1500年西欧就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的道路，而东亚在同时期走商劳动密集的道路，与他的观点相反，我认为欧洲本来也可能走上一条东亚式的劳动密集的道路。事实上很多迹象表明，欧洲有许多富裕区域已经被引上了一条较为劳动密集的道路，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40]p11

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方面，在1800以前，西方都没有决定性优势

“无论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从起点推回到多久远，工业资本主义一是矿物质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使之摆脱了前工业社会共有的制约——是到1800年才诞生的。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方面，都没有能显示出西欧经济在那以前有了决定性的优势，使工业化只能在那里而不是别处发生。其次，在英国以外的欧洲的工业化至少到1860年还是相当有限的，设想有一个以为西欧共同特征为基础的欧洲奇迹是危险的”[40]p13

还有亚洲的商人和欧洲的商人相比，也并没有证据表明遭受到更多的没收掠夺

“乔德里认为‘有权力占有能产生持久收益的商业投资可能会比直接向商人征税更好，这样一种观念似乎从没有在亚洲统治者的脑海里出现过’”[40]p158

“然而亚洲的大商人是否比他们的欧洲同类实际上遭受过更多的没收是不明确的。一旦我们把欧洲君主们赖帐时发生的事实上的没收加入进去，这样一种观点显得特别值得怀疑”[40]p159

对早期资本主义的限制也并非一些人想象的资本不足，而东方的工商业缺乏足够资本所以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研究的核心区域中没有一个经历过工业化资本绝对不足的状况。如布罗代尔所指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限制并非来自资本太少。它们的产生是由于在可以通过把大笔资金投入固定的厂房和设备，从而运用技术改进生产过程之前的时代，资本缺乏适当的出路或者更准确的说，问题在于缺乏比投资于头衔和其他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资产对富人更有吸引力的足够投资的出路”“英国大多数早期工业项目是由企业家或他们的亲族提供资金而不是求助于金融机构”[40]p168

利息率的的高低也并非实质性的影响因素

“对于早期的工业革新者来说，投资的高额回报足以使高于英国的利息率不会成为一种抑制因素，相反，17和18世纪的荷兰——可能有全世界最廉价的借贷——没有产生一种有活力的突破。”[40]p170

还有西欧的新兴企业在单纯经济竞争的场合并没有表现出比亚洲商人更大的优势“如果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有自己独有的优势，人们会预期这些优势应该在欧洲企业与亚洲商人竞争的场合表现出来。但是首先出现优势的场合，却是地理位置和地方政治都有利于运用武力，建立独家垄断或近似于独家垄断的领域。在欧洲商人夺得某些贸易控制权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看起来也是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不是优越的商业组织形式。一般说来，在武力无法提供一张王牌的场合中，欧洲人发现自己输给中国人、古吉拉特人和其他亚洲商人的次数，至少和击败后者的次数一样多。此外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应该是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经常付不出红利，甚至需要周期性求助于各种特权以挽救公司避免破产”[40]p170-171

西欧和东亚一样，也同样面临严重的生态问题

“尽管西欧的人口密度在绝对意义上低于中国或低于日本，它却面临同样严重的生态问题，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到18世纪后期，如果没有重大的制度变革，节约土地的新技术和土地密集型商品进口的巨大增长，都不会出现进一步广阔发展的余地”[40]p211-212

彭慕兰在书中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这里只是摘录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但已经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

结论是“尽管人们能够确定在某些重要领域中，欧洲在比如说1700年就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在一些同样重要的领域中也能发现欧洲处于落后地位。由于我们知道19世纪发生的事情，我们太经常地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那些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指向欧洲的突破和中国的困境的标志上。但一个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会承认指向不同方向的标志，并且会问，为什么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英格兰面对的问题（举例来说，相当平淡无奇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产量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地力耗竭的迹象，加上相当严重的滥伐森林）变成了小得多的问题，尽管由于英格兰的人口在1750到1850年间增长了两倍，人们预期它们本应成为更大的问题，而同时江南在例如地方能源供给（它曾长时期用多种方法进行调整适应）及它对以棉布换谷物的贸易的依赖（这种贸易长时期运转良好）方面相对的缺陷突然变成了更为严重的问题。”[40]p3

那么在彭慕兰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19世纪初，西欧与东亚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大分流呢。吴承明对彭慕兰的观点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我们不妨引用一下“为什么英国首先实现工业化呢？如前所述，他主要归之于两项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因：一是英国的煤矿恰临近工业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发。英国煤矿不仅有地理之便，而且矿区多水，用蒸汽机排水，使得这一新发明因昂贵的机器得以不断改进和推广。江南需从华北远地运煤，实际是加深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并且华北矿区干燥，重在竖井通风，毋需机器化。美洲殖民地为英国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和积累了资本，但这不是主要的，因江南也有广大的外围地区，可担当同样任务。主要的是美洲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棉、木材、玉米、烟草等土地生产品，使英国省出2300万英亩土地以供它用。这等于是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了自己的生态瓶颈，避开内卷化。江南则无此便利。”［90］

对这两点，其他学者对彭慕兰的观点也有更详细的介绍。比如关于蒸汽机的发明问题，史建云说：“这种比较中最明显的一个实例是对中国和英国煤矿地理位置及地质构造的比较。在我们看来，这完全属于自然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虽有重大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煤矿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影响，充其量不过是距离和运输的问题，比如江南距山西的煤矿较远，获得这种燃料比较困难。至于地质构造，影响的大概主要是煤的开采难易，煤矿成本高低等方面。我们或者也会去探讨一下，山西煤矿的地理环境，如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外运费用高昂等会不会妨碍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产生。但《大分流》的比较，却直接关系到对生产力的作用，而且是对蒸汽机这个工业革命中最伟大的发明的作用。在该书第一章的结尾谈到，中国和英格兰的煤矿业者面临的技术问题有根本的不同。英国的煤矿经常渗水，为了把水抽干就需要有一台大功率的水泵，蒸汽机就是为此发明的。中国西北的煤矿中水的问题要少得多，相反，它们非常干燥，以至自燃成为经常性的威胁。尽管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充分解决，但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描述的通风技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尖端的。而即使有更好的通风技术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改善，通风技术也不会像蒸汽机那样，能够帮助解决煤（和一般商品）的运输问题。因而，正是英国煤矿的地质构造决定了蒸汽机诞生于英国，并最终引起一场技术革命。”

“在18世纪，这种机器的巨大成本、笨重体积和其他问题困扰着使用者，除采煤业外，其他工业部门和其他发明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改良水车上，只有在采煤业中蒸汽机才具有明显优势：在一座煤矿中，蒸汽机的笨重不是问题，它庞大的燃料消耗成本——随着与煤矿的距离拉长而迅速增加——也不成问题。蒸汽机使用的燃料通常是劣等煤，价格低廉，不值得人们花钱把它们运到别的地方去卖，因而蒸汽机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的。如果除去由其他相关行业的工匠转让技术所赋予的一些附加优势，除去能够通过附近煤矿的应用获得有关知识，再除去煤自身的低成本，那么蒸汽机很可能看上去并不值得推广。”[91]

关于美洲殖民地所起到的作用问题，“弗兰克抱怨说，欧洲中心主义者们否定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计量经济史学研究，这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贸易在18世纪晚期只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他认为，"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而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则基本接受了计量经济史学研究的成果，并做出他自己新的解释与回应。”

“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英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数量上看是很小的。连当代马克思主义奴隶史专家，英国‘新左翼’杂志编辑Robin  Blackburn也认为，英国海外奴隶贸易利润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最多不会超过12%。

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  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

‘生态缓解’这一概念，在波梅兰茨的用法中，指的是英国从新大陆（美洲）获得大量"土地密集"（land  intensive）的产品（如糖和棉花），从而缓解了英国自身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波梅兰茨认为，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茨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

“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92]

通过上面的引用，我们对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也基本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接下来，我就说一下对这一理论的看法。

2、彭慕兰研究中的可取之处

彭慕兰的研究中可取的地方，值得赞扬的地方有许多，这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是打破了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进行中西方对比研究研究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作风。他们认为既然事实最后表明中国在近代发展的过程中落后于西方，那么这种落后就一定有历史的根源，于是卖力的在中国历史中去寻找导致中国后来落后的因素，在西方历史中去寻找西方后来先进的引进，只要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就不管西方历史中是否有类似的甚至更多的相同因素，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之认定为中国落后的重大原因，反之亦然。再或者卖力去寻找中国和西方历史上的不同点，只要找到了，就欣喜若狂，自以为得之矣，也不去仔细的辨析，就把中国的相关特征贴上落后的标签，而把西方的相关特征贴上先进的标签。用这样的方式去研究历史，可以说一切结论都是事先预定好，需要只是收集事实去附会结论，这样的研究显然对人们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只会让人们在谬误和偏见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这点我们在上面研究弊病部分中关于一些常见思维错误中曾经说过

而彭慕兰的研究显然打破了这种错误思维方式的支配，吴承明对此做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的

“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78]

对有些头脑僵硬思想教条的人来说，他们研究历史唯一的手段就是把既成事实看成宿命论的结果，然后带着放大镜去挖掘阉割史料，从中国挖出一些东西，贴上落后的标签，从西方挖出一些事实，贴上先进的标签，如此便心满意足，完事大吉，算是完成了对他们信奉的历史必然性的证明。

彭暮兰的研究不管有多少缺陷，但仅凭这样一种能够打破传统旧套突破定式的思维方式就值得高度赞扬！

其次，他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澄清了长期以来的误区，打破了传统的偏见。事实上，他为了论证东西方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对以往各种认为导致东方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梳理和批驳，应该说这里难免有一些错误和不足（比如黄宗智等人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但在更多的地方，则是建立对东西方的相关材料充分引证基础上的对照分析，对澄清许多传统的偏见和谬误还是相当有力的，这仅从上面一些相关摘录中也就可见一斑！

至于第三点，我们可以说彭慕兰无论本身观点有多少缺陷和错误，但他对问题的认识和前人相比确实更加深入了一步。

以前的学者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进行中西方文明发展比较时。大都挖空心思的去寻找那些能证明中国在近代必然落后于西方的证据，寻找西方文明天然优越的标志，东方文明天然落后的特征，用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先进落后当成了整个历史的终极定论。

而彭慕兰的研究打破了这种宿命论的观念，打破了这种对必然性的迷信，这是一个大进步

如彭慕兰自己所说的“世界史的大多数重要课题都是研究‘西方的崛起’和‘其余地区’所谓的停滞之间的差异，大多数早期的宏观历史著作在写作时至少隐含有阐明这一分流之前因的目的。近期对世界史的研究中目的论的倾向更少，在不同的方面预示了这里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东西方重要区域的命运直到相当晚近还极为相似，为了解释这一分流而遍索遥远的过去或许并不是那么有用。”

此外，如黄宗智所概括的，过去的大部分经济史学者深信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观念，既然中国没有近代化，那么肯定就是商品化没有充分发展，或者有所发展也受到抑制。黄宗智明确突破了这种观念，认为在中国，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近代化，因为内卷化，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达可以和没有近代化并存。而现在彭慕兰等人的观点则在黄宗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而且在西方也同样是如此，所以并不存在中国比西方更停滞的问题，在彭慕兰看来之所以能出现资本主义，在西方也是一种突变，一种幸运和天赐，是特例和偶然导致的结果，主要归因于蒸汽机发明的条件（煤矿积水和地理位置）以及美洲的利用。

彭慕兰的理论本身未必正确，但是正如法国历史家马克.布罗赫所说“有时候，在一门学科的发展中，一种设想，哪怕表面看来很不成熟，往往比许许多多的分析研究更为有用，换句话说，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他们更为重要”[93]p1

3、彭慕兰观点中的一些缺陷

上面是说彭慕兰的研究中值得赞扬的地方，下面就来说他理论中的一些明显缺陷错误。

第一点还是明清合论的错误

彭慕兰在他的著作中，仍旧是把这两个朝代不加区分地放在一起说，仍旧是把清朝当成是明朝的自然延续，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可以发现，当彭慕兰在论证近代以前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在各方面没有明显的劣势，在那些对资本主义发展比较重要的特征方面也并不比西方缺少的时候，他在能够用清朝时期的资料证明的时候就用清朝的资料，在不能用清朝的资料证明的时候就用明朝的资料，这样一来，他的论证本身就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最明显的一点是在谈到东西方在近代以前消费模式（奢侈消费的扩散化现象）类同的时候，彭慕兰用来论证他观点的正是以明朝时期的情况来和西方做对照

“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百姓所模仿，这种模仿受到了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也创造了集中的市场。它受到了新的自我观念和扩大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的进一步的鼓励，从而不仅使爆发户而且使中间阶层甚至某些穷人进行追求时髦的奢侈性消费”“在明代的中国，日本和同时期的西欧，消费者需求广泛超越了阶级，它在空间的扩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这种消费社会的产生不是独一无二的。克鲁内斯（craig  clunas）指出，中国明代（1368-1644）上层社会的住宅中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绘画、雕塑、精美的家具等等。此外，他还发现——正如在欧洲一样——对于一个具体的环境、个人或目标来说，拥有正确的奢侈品种类变的越来越重要。因而举例来说，雕刻精美的床被证明是适用于男性还是适用于女性，在同样的专门作用出现与欧洲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了;真正富有的人家还可能会在一年的不同季节使用不同的床和椅子,同时名声最高的奢侈品——以出自伟大的艺术家而著名的作品——日益成为商品，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得到它们，而不再是只在私人间流传。随着有钱人越来越能够通过消费改变地位，公开出版的参考书开始就如何正确地评价和展示这类物品提供建议。一些建议告诉旧的上层人物怎样通过品位重现他们的地位，即使‘市侩们’可能有更多的钱购买奢侈品；另一些手册以爆发户为对象，建议他们以正确的方式获得和展示这些物品。”[40]p121-122

“这些论说开始出现的时间略早于欧洲同类文章；在整个明代新的文章不断写出，旧文章则反复重印。”[40]p122

而彭慕兰自己也承认，明代的这种消费现象，在清代建立之后，却开始减少甚至消失，可惜的是他对这一点却没有深入探讨下去，而只是一带而过。“即使西欧、中国和日本人实际的商品积累看起来非常相似，还是有着令人感兴趣的差异。欧洲人消费的增长和变化似乎在实际收入上升和下降的不同阶段一直持续着，并在18世纪中叶以加速度发展。中国和日本的同类趋势并没有显示出同样的加速度。举例来说，克鲁内斯注意到，一旦清代的新王朝在中国稳定建立（约在1683年），并开始把精英人物引到明末有很多人逃避的公益事业角色，谈论奢侈的新出版物就急剧下降，由于确认等级和身份的古老方式重新确立，他说：‘清谈成为多余’，一个‘消费社会’的发展由于没有达到‘必要规模’而停止。品位指南方面的新书出版减速，完全可能代表着新的商品和风尚发展成为全社会渴求的社交礼仪必须条件的速度正在放慢”[40]p142

彭慕兰的论述也就仅此而已，他可能自己也认识到，如果对这一点深入追究下去，可能足以推翻他的整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和西方的真正分流并不在他所说的18世纪晚期，而是在17世纪中期，确切的说是1644年！

第二个明显的缺陷是对清代经济状况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

我们可以接受彭慕兰所说的在18世纪以前中西方经济之间的差异不足以导致日后的大分流的结论（事实上，按照我的观点，导致分流的原因并不在经济本身上，也正因为此，我才说彭慕兰的观点和以前学者的观点相比更接近真相），但是这并不意味18世纪以前的清朝经济状况就真如彭慕兰所美化的那样。

按照彭慕兰自己的说法

“就研究中国史的具体著作来说，我的观点的一般延伸与最近李伯重、李中清、王国斌和其他人对清代经济成就正面的再评价一致。（在这一意义上，也以吴承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为基础，但在一个方面突破了他们的研究，即，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是必然构成对发展的制约。）”

但是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本身就已经是对清代经济的过度美化（相应的是对明代的贬低），以他们的观点做基础，相当靠不住的。

这种对清代经济状况的过度吹嘘，理所当然的招来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和质疑，如黄宗智质问的“他们的另一个附加花样是后现代主义的去欧洲中心化口号。国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论调很有吸引力，因为把18世纪的中国说得十分美好，甚至领先世界，足可使人感到骄傲。(但是，果真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其后的19世纪中国？)其实，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这样的论点和50年代美国保守派反共、反中国的论调客观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看法是传统中国文明十分灿烂，因此，共产党革命完全缺乏任何历史和社会基础。现在，美国50年代保守主义的这一套看法，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完全恢复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全盘错误的，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抛弃了无谓的革命，才正确地走上了像西方一样的市场主义的道路。在本质上这是纯粹的西方中心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斯密古典经济的市场主义的抽象化理念化，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推动之下才会使明显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起码在美国如此。”[94]

抛开后面那些政治上的定性，黄宗智本身针对“把18世纪的中国说得十分美好”这种质疑，还是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基础之上的。黄宗智和彭慕兰围绕对十八世纪中国和西方经济状况对比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长篇累牍的辩论（关于他们争论的内容，可见[95]，以及[96]）。以我的观点来判断，在这些辩论中，黄宗智针对彭慕兰进行的一些事实基础上的质疑，还是相当有力的。

张家炎在《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中对他们的争论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不妨引用一下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认为，为了认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似，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尽量写成是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增）的变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它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形成（其中症候之一即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下溺杀女婴）。中国后来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减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以为一匹棉布的生产过程中，要用3天来织布（并因此估计一个从事棉布生产的农妇收入会高于一个男雇工）。其实，织布一般只花1天，4天纺纱，余下来的是弹花、上浆等工作的时间。又譬如，他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10匹棉布和2匹丝绸，甚是无稽。国外经济史研究倾向于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彭书正犯了那种错误。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从实证到概念进行全面的否定”。[97]

这样的一个评论不能说完全公正，但至少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第三点缺陷是彭慕兰本身提出的解释中西方分流的原因也无法令人信服。

比如以蒸汽机的完善而论（如果单纯的是发明蒸汽机，那蒸汽机很早就发明了，甚至古希腊时代就有蒸汽机的雏形，公元1世纪希腊数学家希罗就已经注意到蒸汽力量，并设计制造了蒸汽推动的空心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蒸汽机，此外西方传教士也在明清之际把Branca冲动式汽轮传入到中国，并做了相关的设计实验以及应用论述），本身就和西方科学技术的普及发展和深入发展有密切关系，而并非仅仅如彭慕兰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煤矿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核心区之间更接近，以及英国煤矿有积水问题，而中国没有。从科学普及发展角度上说，西方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足以让普通工匠都能接触到必要的足够的科学理论知识以及具备相当的科学文化修养。比如改良蒸汽机的瓦特，祖父是数学教师，父亲是建筑师和造船师，并且瓦特还自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解剖学，此外瓦特还结识了大学的一些教授，其中就有物理学家约瑟夫.布莱克教授，了解他的潜热理论。显然没有这个科学文化普及的大背景，改良的蒸汽机是不会仅仅因为煤矿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水问题而自动出现的，更不会得到推广应用。

另外中国的煤矿虽然集中在北方，但南方并非没有煤矿，事实上明代的时候南方的煤矿就已经得到开采利用。还有中国北方煤矿虽然没有积水问题，但这也不意味着如果真的出现蒸汽机就找不到用途，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当时的时代，限制技术发展的并不是技术需求不足，而是技术供给不足，从需求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某样技术，是说服力不够的。

还有美洲的利用问题，这点上彭慕兰的说法也有问题。确实美洲不是中国发现的，而且通过大西洋到美洲，也比通过太平洋到美洲来得更方便一些。但是第一点，谁发现美洲并不等于谁能更好的利用美洲。比如美洲是西班牙最先发现的，但是，真正更好利用美洲，并且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却是英国，而英国对美洲的大规模移民也只是在17世纪以后，而中国在明朝晚期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知道了美洲的存在，没有满清的统治，没有理由认为明朝的中国人不会向美洲进行移民。至于说到距离的问题，纵然从太平洋到达美洲比经过大西洋更困难一些，但是就算不到美洲，那么到澳洲也是一种相当合理的选择。可以说问题关键并不在于美洲，关键还是满清的统治扼杀了明代中国人进一步向海外移民发展的势头。

第二节、对国内一些学者观点的介绍
㈠、许苏民对清代明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根本原因的认识

这里主要依据的是他《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98]一文。从许苏民这篇文章的论述来看，他是中国少数几位能够摆脱明清合论滥调束缚，深刻认识到以清代明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倒退的学者之一。

这篇文章本身是许苏民针对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而发的，所以论述也相当有针对性，开宗明义就是这么一段话“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明确指出，认为‘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反事实的断言’。一些中外学者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认为晚明100年中国江南经济的繁荣不过是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而彭慕兰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偶然因素所导致的观点，至今也未见有人予以廓清。本文试图证明，晚明中国江南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绝非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以清代明的历史倒退所导致；而‘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首先许苏民对明代晚期经济上呈现的进步景象，旗帜鲜明予以歌颂肯定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从李卓吾到顾炎武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律的论证，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首先从江南开始的‘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变化，使‘苏州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这已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学者们往往把这一现象与中国历代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以下新的时代特征：一是国有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让位于私营手工业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地。这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大。二是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经济区和农村专业户。大量史料表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1978年农村改革后的状况，其实也正是晚明江南农村的景象。三是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隶属松江府的上海县，迅速崛起而成为谚号‘小苏州’的繁华商业都市，‘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上海周边诸县，大量村落发展为城镇，拥有两千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万家的市镇约二十余座。四是商业资本大量地、持久地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打破了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的传统怪圈。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徽杭大贾”们多投资于市镇手工业，甚至有出卖土地而以资金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看不到这些事实而死抱着马克斯·韦伯的信条，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还有就是明代晚期民间海上力量的崛起

“而17世纪那位著名的‘国姓爷’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文坛宗盟五十年’的江南名士钱谦益的学生。他通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将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网络，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商品经济主动走向世界，又何来西方白银的输入?”

对于晚明中国科学思想的兴起，以及孕育科学突破的情形许苏民更是大书特书

“科学思潮的兴起，则宣告了自然科学向伦理学闹了独立。人的追求真知的天性从伦理学的境界论中解放了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怎样去‘格物致知’，晚明中国哲人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当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稿的时候，江南学坛盟主王世贞最先发现了它的价值，称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传统的伦理学范畴‘性理’、‘格物’从此具有了科学知识论的意义。而明万历九年(1581)朱载堉的《律历融通》、《算学新说》、《律吕精义》等科学著作的问世，则开创了与近代英国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方向，即研究和发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方向。他所提出的‘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命题，正是对一切自然规律都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近代科学原理的精辟概括。”

“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日食，引进西洋火炮，再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畅论‘坚船利炮’及战守之策；从明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编成《农政全书》，到明崇祯八年(1635)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崇祯历书》137卷告竣，再到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问世，如此等等，都无不证明，晚明中国科学技术与英国处于并驾齐驱之势。更有徐光启提出在中国发展十项科学技术事业的计划，黄宗羲主张以自然科学取士，王夫之盛赞新兴“质测之学”，方以智畅论“质测即藏通几”……都无不标志着在中国正在孕育着一次科学的突破。”

对明代市民力量发达的程度，许苏民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即使比起同时期的英国也更进步。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ZF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对晚明时期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许苏民也作了特别的歌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这里说李贽下狱算文字狱其实是不确切的，严格地说是李贽自己狂狷偏激的行为得罪了一些人，于是把他抓进去拘留了一些时间，监狱给他的待遇还相当好，最后给他定的处分不过是让他回自己的家乡去而已，李贽已经76岁了，不想再回自己的家乡，又一心希望成为烈士圣人，于是就夺了服侍他给他理发的人的剃刀自杀了。他的著作本身在明代是最大的畅销书，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禁毁，这点有明人记载作证是无可怀疑的。

在歌颂了晚明时期中国的进步景象之后，许苏民对中西方分流得出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大分流’是从1644年开始的。这一年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正在推进之中，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后，历史便大踏步地前进；而1644年中国则发生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浩劫，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虐和恐怖的时代。从晚明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向着清ZF禁止和限制民间外贸活动的倒退，从晚明市民社会的萌芽向着清ZF全面扼杀结社自由的倒退，从崇祯皇帝确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向着清ZF大兴“文字狱”的倒退，满清ZF几乎把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历史也就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

许苏民总结了四大原因：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康熙、乾隆之流为其‘族天下’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3．全面镇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

许苏民总结说

“在中国17世纪下半叶，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最伟大的观念变革——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变革——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而遭到窒息，晚明的自由火炬变成了沉沉黑夜中时闪时灭的萤火。再没有人敢像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没有人敢像东林党人那样公开主张“以众论定国是”，也没有人敢像黄宗羲那样大讲“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更没有人敢像王夫之那样批判专制集权强国论；晚明江南知识界普遍流行的真理大于权势的观念、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中才能确立的观念，等等，都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中化作了流淌着的鲜血，殉道者的血肉洒满了神圣的思想学术殿堂的台阶。到鸦片战争时，江南已经比英国落后不下3个世纪了。……综上所述，把江南与英国做比较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乏可以质疑之处，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受到广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制约，当游牧民族的铁骑如狂风暴雨横扫中国大地时，尽管江南人民反抗最烈，但也无法摆脱被征服的宿命。”

应该说许苏民是道出了中国在近代落后真正的原因，这一点就足以让他高出其他中外学者一大头。

㈡、田昌五强调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观点

田昌五在一些基本的观点方面也依旧是遵循传统的看法，比如认为中国战国开始以后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比如认为中国古代ZF对工商业的控制是造成资本主义在中国难以发展的原因。但是他在工商业力量对中国古代历史演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是可以看见他对一些问题是经过自己认真独立思考过的，是有独到见解的，是能打破一些滥调看法的。这里，我们就他这方面的观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他虽然从概念上采纳了传统观点认为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说法，但是从内容上，他对中国战国以后的社会形态与西方封建社会以及所谓涯细亚形态的社会之间的本质性不同，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说“中国类型的封建土地关系，既有别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更是亚细亚形态所不具备的。我们用不着恪守亚细亚形态的信条，把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关系死捆在亚细亚形态的车子上；也无须附会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把中国的封建制切割得面貌不清。”[99]（下同）

其次，和许多传统论者喜欢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社会不同，田昌五在这点上是明确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里把他的相关论述摘录一下：“可以说，没有相应程度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不会有土地买卖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土地买卖，足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在有些时期是相当发达的。”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虽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但并不限于小农经济，而是以农业为主兼有多种经营的综合经济。在有些时候的某些地区，农业经济甚至不占主导地位。因此，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说成单一的农业经济，这是不正确的。由于是多种经营，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在多数时期是相当发达的。商品主要不是来自小农经济，而是来自国有山林川泽的产品和加工品，即所谓川泽之利和山林之饶。例如盐铁就是山海之藏，而山海是属于国家所有的”

“说农民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这不过是文人手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至多是个别的例外。中国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在多数农民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粮食和布帛生意却格外兴隆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田昌五把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这也是其他学者所没有的洞见，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他说

“我们以往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而不谈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作用，是根本说不通的。事实上，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作用较之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要严重。所以，在封建ZF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时候，农民仍不免于贫困和破产以至流亡。当然，在多数情况下，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是由饥民和流民举行的。租地农民反而很少参加农民起义。结果，中国号称以农立国，农业却是最不稳定的，如果说农业也有稳定的时候，那也只是暂时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还存在着工商业和农业的矛盾。中国的史学大圣早已模糊认识到这条规律，说‘用贫求富，则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依市门’，今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而无视这一条规律，这就难免要把中国历史装进亚细亚形态的葫芦里，甚至抱着这个死葫芦侈谈什么超稳定社会结构了。我们必须从这条死胡同里走出来，把中国历史学变成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

在许多喜欢用自己的想象和生搬硬套的概念来强奸历史的学者那里，他们习惯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受到种种破坏，所以社会停滞得不到发展。但田昌五这段话应该说明确叙述了相反的事实，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恰恰是商重农轻，农业受到商业的剥削和压制，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工商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是决定中国古代社会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见解是相当有洞察力的，远比许多皮相之谈要深刻的多

下面是田昌五根据具体的朝代对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一个叙述，这里摘录一些内容

首先是战国时期和西汉初期的一些情况

“如所周知，战国时期的东方六国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是比较灵活的，对商人的限制也不那么严格，所以六国就有大铁商、大盐商和其他商人。……汉初经济落后，开放山林川泽，实行租赁经营。‘山泽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得为私奉养矣，不领于天子经贾’。这样就很快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非农业的富豪，如‘陆地牧马二百蹄，……羊千足’，一年即收入20万，这种陆地显然是不可耕的草场。有些人不顾事实，说那些素封之家是什么地主，反而把问题掩盖起来了。什么问题？‘用贫求富，则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是也”

“战国时期已有商人兼并农人的问题，汉初则更甚。这里所说的兼并是以贱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囤积居奇，农业号称拙业，商人是不愿在拙业上化力气的，但粮食是人们生活之必须，又是非常可贵的。”

“兼并土地的不止是商人，还有贵族官僚和其他方面的富人，农业虽然号称拙业，但土地多了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这样一批兼并土地的宗族豪强地主和商人很快涌现出来，代替了传统的封君势力”

然后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的情况

“西汉晚期，对地方豪强和商人的政策均有所放松，这股封建势力更加恶性膨胀，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而有限田限奴婢之议。王莽企图对工、农、商业实行全面国有化，解决上述危机，结果引发了赤眉、绿林起义，进入东汉时期，除了皇室贵族外，社会上明显形成了两股封建地主势力，一股是儒学官僚地主势力，另一股是商人地主势力，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实行农、林、牧、渔、工、商多种经营。因此这种庄园犹如地方商业城堡，并通过商业和大城市相互联结，而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以往把这种商业性的庄园说成是自给自足的纯自然经济的欧式庄园，这是不对的。他们“舟车商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怎能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呢？实际上，他们的庄园是西汉以来那些牧业主、渔业主、林业主、农业主、工商主的集合体，庄园仅仅是其经营形式而已。……把东汉时出现的部曲佃客看成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也是不对的。中国的特点是‘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这是商业高利贷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全是由政治权力造成的。”

接着是魏晋时期，

“商业又从封建庄园伸入城市，城市商业也开始活跃起来。……由于当时缺乏铸币，杂用汉代货币，钱重物轻，所以钱币成了人们崇拜的东西，鲁褒的《钱神论》即为此而发。爱钱如命，视钱如神，何可以自然经济论之。”

根据这些叙述，田昌五总结出了三个判断

“大致说来，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第一次大循环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第一，这是从土地国有转化为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通过兼并和买卖形成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

“第二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决定的因素不是什么水利灌溉和政治权力，而是商业高利贷资本。”

“第三……从汉初起，商业高利贷资本开始猛烈地冲击农民经济，农民‘当俱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故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开始恶化了。此后终两汉时期，除东汉初年自耕农有所回升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占主导地位。……农民之所以陷入贫困以至沦为奴婢，主要地不是由于过重的赋税徭役所致。汉代通行三十税一，每亩年税不过一文钱，所以又习称百一之税，即耕田百亩交税钱百文。加上人口税和更赋钱，总计不超出十分之一。所以，说农民的贫困是由于赋税徭役的负担过重，农民起义是反对封建赋役，这是不对的。汉代的编户农民均按一夫百亩交税，佃客亦然，但后来农产量有所提高，这点赋役仍然是不重的。那么，农民为什么会陷入贫困破产以至四处流亡呢？按汉初人的说法，‘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之所以流亡者也’。此后，商业高利贷资本侵入农业，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东汉末的荀悦说：‘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恣富强’。指责轻徭薄赋反而帮了官僚商人地主的大忙。农民脱离土地，本来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但由于商业高利贷资本转入土地和农业，所以又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就是这样轮回转生的。对中国封建社会各种亚细亚形态的论调，其错误均在于忽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形态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破坏作用。所以，他们的论点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说的是，田昌五虽然看到了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仍旧把官方对工商业的控制当成了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他见解的缺陷和不足所在了，在以后的部分，我们会对这一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不管怎么说，仅凭上面所叙述介绍的这些内容，田昌五的贡献就应该值得高度肯定了。

暂且不要转载,如要转载，必须注明原作者杜车别㈢、陈支平对中国古代集权专制以及地租制定性的质疑

陈支平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100]一文中表达了一些对传统观点的质疑。

首先是对一些论者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无孔不入的高压专制提出了他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中央集权专制，对于土地，人口的控制能力，也可以说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并不怎么样的集权强大，甚至可以说是低下的。……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晚期发展，中国集权的政治专制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是中央政权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能力，却有着整体下降的趋势。……以明清两代的情景言之，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ZF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ZF对于征收赋役维持‘原额’的办法，并不是说中央ZF不需要太多的财政收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ZF在与官僚地主进行人口土地的争夺中逐渐处于劣势，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极为保守和不利的态势。……中央ZF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试看宋、明、清历朝，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无法对于全国的‘经济’实行有效的专制”

应该说他的质疑还是相当有力的，不过他把清朝和宋朝明朝放在一起说，还是有些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表现，而且也缺乏事实之佐证，不过这也不必苛求了。

陈支平另一点相当有力的质疑是对传统观点里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地租、赋役、利息”这些东西的定性理解问题。按照主流的传统观念“当人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时候，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到地租、赋税以及利息等在封建社会里是否有着存在的合理性，为了强调地主阶级、封建国家专制整体对于农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人们几乎一致的认为地租、赋役、利息等等是一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对另一个阶级实行经济剥削的产”。而陈支平对此的质问是“我们应当问：在怎么样的社会里，才会取消地租、赋役和利息呢？”

这一个质问，问得好！

在传统观念的话语体系了，土地、地主以及地租这些概念似乎和封建捆绑在了一起，把这当成了封建社会的特征，只要和土地沾边，那就是和封建沾边，商人购买土地，也甚至被当成了罪恶，当成了是所谓封建地主化的表现，至于收取地租则更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样一种离奇的观念，在许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其实却不过是莫名其妙，毫无根据的观念而已！

陈支平的观点应该说突破这种被强行灌输的教条的束缚，他说

“地租、赋役和利息的收取，并不能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如此，甚至在今天的社会里，这三种令人憎恨的剥削亦依然存在，可以这么说，地租、赋税和利息，还必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它并不以人们的憎恨程度以及阶级感情随意消亡。

我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时……，只要一看到地租二字，那么其中有一方就一定属于地主阶级，而对于这个地主到底拥有多少土地，收取了地租后他能维持怎样的一种生活，却概而不问”

对于赋役，陈支平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主要是田地之税，虽然大家都说封建国家对于农民实行‘残酷’剥削，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田地赋税，其实是很轻微的，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直至明清时期，ZF对于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控制在‘十一而税’的范围内，从秦汉到明清，田赋的加税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因为战争灾害等原因而进行临时性的加税，也要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一个政权要维持自己的存在，总要收取一定的赋税，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略，以及抵御自然灾害赈济灾民，这些都是需要国家有相当的收入才能做到，把收取赋税就当成所谓的封建剥削，这种观念本身不过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来对待古人而已。

正因为陈支平摆脱了这种滥调，摆脱了这种乱给古人打棍子的思维方式，他才能对历史上一个现象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他说“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史学家们都注意到中国农民运动‘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的事实，农民之所以有这种意识，并且延续了一二千年，这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二千年来社会的残酷事实在中国农民的观念中的反映。”

而传统的一些论者唯一擅长的就是指责造反的农民觉悟不高，好象古人都是傻瓜，惟独他们自己才是聪明人一样，最终不过是让他们自己成为笑柄而已！

陈支平的结论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便不可一见到地租、赋税、利息等，就认为是一种阶级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剥削者，是那些依附于封建国家政权并与官吏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地主’，他们既损害国家和君主专制，也损害一般百姓，……以收取地租来划定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不太符合中国的历史史实”。

应该说陈支平的观点也并非没有缺陷和错误，首先他还是不加辨析的采用封建社会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其次，他过于强调所谓的官僚地主的作用，这恐怕还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另有原因，完全归咎于所谓官僚地主倒也不是太恰当。

㈣、曹大为反对因名废实以及确认清统治者责任的观点

这里主要介绍他在《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101]一文中的观点。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现在很时髦的否定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流行观点,他说“明中后期以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已经不是孤立的偶发现象，而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导向性。在一些弃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学者那里，似乎同时存在着贬抑这一变异的倾向。笔者以为，不能因为对传统的理论框架与概念运用持异议，而自身又未能建构起相应的解释模式和概念体系，便因名废实，对明中后期发生的重大变异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明中后期在生产关系、劳动组合方面发生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重大变化，毕竟是清晰可辨的事实。这种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变动的产物，同时必然反过来对包括生产力、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据实确认这一变异，乃是把握那一时代的历史特点，进一步探讨研判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演变和社会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仅仅根据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认资本主义萌芽，自然还不够妥当，但是他说的“不能因为对传统的理论框架与概念运用持异议，而自身又未能建构起相应的解释模式和概念体系，便因名废实，对明中后期发生的重大变异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却是一针见血，说到要害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的眼光超出于那些只会不动脑筋重复一些流行滥调的学者之上。

另外他对晚明时期思想科学等进步因素的歌颂，以及对满清统治者对中国落后之责任的分析，在一般只会重复滥调，一味把中国近代落后责任推卸到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学者中也是见不到的。

对明代晚期思想科学进步之叙述，这在其他学者那里也有类似论说，不过这里还是摘引一下

“明清之际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重科学、讲实际，高扬断义逐利、经世致用的主张，以负万死不回之气的反传统精神，‘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掀起一场批判旧世界，除旧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猛烈抨击‘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冷酷诫条，宣称‘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充分肯定作为人本能要求的情感欲望和私利的合理性

晚明还涌现了李时珍、朱载堉、徐光启、徐弘祖、宋应星等一批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科学巨匠。李时珍定稿于1578年的《本草纲目》，以无机界水、火、土、金石；植物界草、谷、菜、果、木以及服器；动物界虫、鳞、介、禽、兽，终至以人，凡三个层面十六部，‘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排序分类，涉及医学、药物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学科领域，明显含有近代生物进化思想，受到达尔文高度重视。

朱载堉1581年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千年的实行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被李约瑟誉为“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徐弘祖崇祯末年所著《徐霞客游记》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了大面积广泛考察，遭遇欧洲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一个多世纪。李约瑟评价他的《游记》，“不但在分析各种地貌上具有惊人的能力，而且能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读来并不象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象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诸种内在关联因素的同时涌现并非偶然，它表明烂熟的农耕文明母体并非万古不变，新因素的萌芽已经在为产业革命的启动准备条件。”

对满清统治政策造成的恶果之叙说，这点应该说也是有独到眼光的

“清代人口迅速膨胀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初年取消人头税有直接关系。康雍时期已经意识到“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的压力

清廷本来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赋税加以控制，而且倘能积极倡导工商业，拓展新的生产领域，人口还远未达到极限；结果却采用“率天下之农民竭力耕耘”、“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的方略应对。这种把大量过剩劳力控制在有限耕地之内的高度密集型经营模式，大大削弱了开发非生命动力能源和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成本低廉的“男耕女织”家庭生产结构愈趋坚固，阻碍了手工工场生产的扩展。清代生产总量有所提高，劳动效率却不见增长，人均生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虽然尚能维系庞大帝国运转，但却更加凝固、强化了农耕自然经济形态”。

同许多人竭力开拓满清统治的责任和黑锅竭力推到中国文化和传统本身相反，曹大为在文章的结论部分，相当明确的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满清统治之间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没有证据表明江南地区永远不可能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诚如这些学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江南地区完全有可能通过内河、近海航运从华北、东北、汉口输入煤、铁资源发展起具备一定规模的重工业，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南粮北调的先例，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清朝，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而且恰恰能够因煤铁南运东输而刺激交通运输、国内市场并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本文考察揭示的明中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诸项工业文明重要指标状况表明，中国注定不能自行进入工业文明的结论尚难成立。当然，断言清前期中国社会近代化变革缓慢的、凝重的、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也显失偏颇。结构性因素在中长时段制约着社会发展路向

“既然明中后期业已，萌动工业文明的趋向，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国非常具备现代转变的条件’，而且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亦曾提出相应革新的主张；影响社会转型的主要症结便取决于治国者的应对方略。只消把同为17、18世纪之交风云人物康熙皇帝、法王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三者的施政方针稍加比较，便可对导致三国日后发展走向与成败兴衰差异的原因一目了然。

“公平的说，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为执政者的‘文化’选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清统治者愚昧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开放，顽固推行强化农耕体制，修补复制传统结构的‘重农主义’举措，限制了近代因素的发展，坐失向工业文明转轨的良机，甚至使个别工业文明因素某种程度萎缩乃至断流，最终导致帝国迅速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陨落。”

当然，把问题仅仅归结为“治国者的应对方略”，这还是失之于肤浅，我们在后面的部分或者其他文章内，会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

㈤、何顺果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独有论的观点

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何顺果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新论》[102]一文中的观点，是针对比较流行时髦的资本主义西方独有论以及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无意义论进行反驳的。

何顺果在开头就说“在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以为资本主义是首先发生于西方某一国之内，然后才逐渐地传播于世界的。换言之，在这些人看来，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和条件只存在于个别西方国家，而世界上其余绝大多数国家与此无缘。它给人一种很强的经济宿命论的印象。”

用经济宿命论来概括资本主义西方独有论这种观点的实质，还是颇为有力的。

此外何顺果认为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乃至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都可能曾经有过资本主义萌芽

“只要哪里存在着较为发达的商业和商业资本，进而存在着社会经济生活商品化的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解体的事实，那里就有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萌芽不大可能是仅西欧，甚至西欧某一国才有的现象。

“伊斯兰主义不仅不反对发展商业和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为所谓伊斯兰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柱，因为古兰经不仅不反对财产的不平等，更不反对获取大量的财富和报酬，‘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我将他们在今世生活中的生计分配给他们’

“‘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 ‘安拉曾准许贸易’ 正因为如此，伊斯兰世界财富的积累曾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些观点本身未必正确，但从传统定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上来说，则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何顺果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萌芽并非什么神秘的天外来客，它乃是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商品化的必然产物，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这种趋势，也就有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因为它是孕育资本主义的温床：第一，它培植了商业资本家；第二它刺激了对商品的社会需求；第三它使封闭的农本社会发生结构性解体，所有这些都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必不可少。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或叫做‘需求的大众化’（《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p263）”

“我们终不能武断的说，资本主义萌芽仅是西欧某一国才有的历史现象，而它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与此无缘，根本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既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已发现的历史事实，乃是一个应当抛弃的观念”

应该说何顺果本身的思想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很大，如认为商品化就可能导致资本主义萌芽（这其实就是黄宗智大批判特批判的观点），还有用生产关系来判断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是他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是西方才能产生的观念的批驳，本身还是有一定启发性的。

所以这里对他的观点也提一下。

㈥、刘泽华的“共同体”分析方法的提议

这里主要依据的是他的《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71]一文

首先他说“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形态问题，几十年来大多是围绕着一个‘定势’做些‘加减’性的讨论。近年来有跳出‘定势’的萌动。然而就我而言，尚未想从“定势”中完全跳出去，只想多少做些调整或修正。”

他的这个对以往理论研究概括还是比较恰当，而本文试图达到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不仅仅是对定势的调整或修正，而是彻底跳出定势。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泽华虽然只是一带而过，但却相当有潜力有重要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他试图以共同体分析来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一点，他在文章中也只是提到了一小段话

“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关系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阶级关系，另一类是“社会共同体”，它比阶级关系更复杂，其中既有阶级关系的内容，又超越阶级关系。共同体小到一个家庭，大至民族、国家。基础性的阶级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起着制约作用，但其它社会关系又有其存在的依据，不能全进入阶级关系之中。据此，是否可以设想一种阶级—共同体分析方法？”

这个思想其实是很重要很有潜力的一个思想。如果进一步阐发，进行更详细的论述的话会有很大的价值。按照我的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应该从属于共同体分析方法，包含与共同体分析方法。

这里就不做进一步展开了，总之，仅凭刘泽华这一小段话，对他的观点就有做一介绍的必要。

至于刘泽华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归结为“王权支配社会”，这当然还是皮相肤浅之谈，还是那些重复了许多年的滥调，这里就不详细驳斥了。

㈦、韦森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韦森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103]一文，发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应该算得上这个研究领域比较新的研究成果了。实际上，他在这篇文章内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来解决问题，甚至还只是停留在重复过去提出的问题的阶段上。但为什么我这里也把他列出来呢？原因是他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或者介绍挖掘了一些对过去已有概念的深化理解，来描述中西方在近代发展不同的演化道路，而我在我看来，他引入的这些新概念，以及对旧概念的深化理解，还是有一定价值，有一定的启发性

韦森引入的概念有如下几个：马尔萨斯陷阱、斯密动力、布罗代尔钟罩以及制度内卷。我这里不打算对这些概念做一一详细的介绍，有兴趣者可看韦森的原文。韦森的大概意思是在近代的时候，东西方同样面临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况下，西方在斯密动力的作用下，产生了制度生成与演化和科技革命，并且彼此作用，互相推动，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中国，市场经济则被困在束缚在布罗代尔钟罩内发生了制度内卷和人口过度增长，并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发展停滞。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这是韦森自己也感到困惑和难以解释的问题。

可以看到韦森的工作只是用一些新旧概念组合在一起描绘大家都知道的现象，但我认为他对制度内卷这个概念的挖掘还是尤其具有价值的。上面我们介绍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时候，已经提到内卷化的概念，在那里内卷化和过密化仅仅是对involution这个英文单词不同的翻译法，而且其意义也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而根据韦森的考证，实际上，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并且是上升到一般演化理论的高度，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含义。韦森说“现在看来，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大致有三种‘路径力量’在起作用，即revoloution（革命）、evolutino（演进）和involution（内卷）。……内卷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体系或一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对内卷化这个概念进一步深化，以及其在经济上，制度上的不同表现，是很值得详细展开的，但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9343.html  杜车别后来在他的民族理论长贴里的第一章《对民族主义的分析》的开头第一小节里，已经在大段大段使用刘泽华提议的共同体分析方法了，他把阶级放在第二层共同体，与国家、政党等并列，低于最高级的两个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民族）。其实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就习惯用共同体分析法，还影响了秦晖，只是没有杜车别分的这么细。刚去了书店一下，发现前阵子听说下架了的秦晖的《走出帝制》又摆出来了，还有两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被撞了一下，算是因祸得福。

1、对不同类型共同体的简单介绍分析
民族的存在意义，就其根本来说离不开“分”，“合”二字。倘若要把道理说透彻，不妨先从远说起。宇宙之物质，地球之生物，再到人类之社会，都离不开“分”“合”。

从组成世界最基础的物质来说，只有“分”，而无“合”，则宇宙间茫茫一片只有基本粒子海洋，甚至可能连基本粒子都不存在。而如果只有“合”，而无“分”，则整个世界的物质聚集在一起，最后只能塌缩成一个奇点。只有“分”与“合”达成某种均衡，才有世界的存在。

从生物存在与进化来说，倘若只有分，而无“合”，也即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物种，那么即便生命能够出现，也延续不了长久，更遑论进化发展至更高级的阶段。而如果只有合，而无分，则所有生命都同属一个物种，则自然选择机制无从进行，进化也无从发生，而这唯一的物种结局也只能是灭亡。

人类社会本质上也可以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共同体，凡是具有某种相同特征和人群集合即可名之曰共同体，而根据赖以判定的特征之不同，即可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最简单的如以下几种，地域共同体，血缘（或“血统”）共同体，肤色共同体，性别共同体，经济地位共同体（也即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政治地位共同体（或可名之曰“阶层”，或有更恰当之称呼），政治组织共同体（比如比如国家，政党，部落），兴趣共同体，体力共同体，智力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从理论上说，可以举出无穷无尽的共同体。

人类之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形形色色的共同体，分合变迁，矛盾冲突的历史。

给共同体划分一下层次，凡是直接建立在物质基础的共同体，可称为第一层共同体，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则第二层共同体，以此类推

所谓物质基础，可以是生理上的基础，也可以是所处物质环境的基础，此是最基本的，其他一切皆从此衍伸而出。

如此，第一层共同体可以包括，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家庭亲属关系，以及由此上推的同一祖先的人群），性别共同体，体力共同体，智力共同体，性格共同体，等等

第二层次的共同体建立在第一层之上，则可以包括政治组织共同体（从部落到国家，还有政党，宗教之类的组织），经济地位共同体（阶级），政治地位共同体（阶层），兴趣爱好共同体，……，或许还可以列出一些来

第三层次的共同体也就是最高层次的共同体，有两种，一种是意识形态共同体，另一种是文化共同体

每层共同体在前几层的基础上产生，但又具备自己的独立性。底层的物质基础共同体不必多说了，对人类社会来说最关键的共同体就是第三层次的两个共同体，也即意识形态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把握这两个共同体，也即把握人类历史和文明之命脉所在。人类之根本分合，也即意识形态之分合，与文化之分合。

过去马克思曾经单独抽出一个经济地位共同体——阶级，以此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影响最大，最为关键的共同体，此是其思维肤浅不透彻所致。经济地位共同体——阶级，诚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然而也仅仅是众多共同体的一种，过于夸大其作用，甚至以为其他共同体的矛盾都从属于阶级斗争，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理论上谬误，实践中也导致有害结果

即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而论，并非出身工人阶级，以后列宁等人更非出身工人阶级，其自身之实践即与理论严重矛盾。在政治运动中，比起阶级共同体远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共同体，这才是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若以阶级为枢纽，则实践必受挫跌，这也为到现在为止的共运历史所证明。此处亦不展开论述，不过略提端绪。



正因为意识形态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为人类所有种类共同体之枢纽所在，所以人类社会之分合关键根本也体现于此两共同体之分合。至于第二层之诸多共同体之分合，并非本质关键所在，所以全合不分也可，全分不合也可。若全合不分者，如经济地位共同体（阶级），政治地位共同体（阶层），共产主义主义目标之一就让所有人经济地位相同，政治地位相同，可见全合不分在此，非但无害，反而是人类理想之境界。若全分不合也可者，比如每个人之兴趣爱好，纵然都不相同，显然也无甚妨害也。至于国家政党宗教者，共产主义之目标也是致力于其彻底消亡，当国家消亡，政党消亡，宗教消亡之时，亦可说以此类共同体划分之人类群体全分不合矣，也即一个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或者一个人就是一个单独宗教了。可见此种共同体全分不合，也是人类之理想目标。[1]

正因为第二层共同体非划分人类社会的枢纽本质，所以出现全合不分，与全分不合的情况都在接受范围内，甚至本身就是人类理想目标，所谓大同社会是也。但对意识形态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则不然。这两个共同体决定人类社会本质性的走向，乃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关键所在，所以无论是全分不合还是全合不分都会让人类社会停滞不前，甚至毁灭性的影响。



以意识形态而论，如果全合不分，那意味着整个人类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乃至一种观点，所有人的头脑就如同翻版复印出来的一样。而没有观点的分歧争议，则人类的思想显然无从进步，只能停留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上，这样的社会不过是一潭死水，文明进步自然不必说了，恐怕离灭亡也不远了。

如果意识形态全分不合呢？那同样不行！那意味着任何两个人都无法在观点上达成一致，无法形成任何共识。在这种情况任何有效的实践活动都无法进行，所有人都只能成天在分歧争吵中度日，这样人类也只有灭亡一途了。

只有意识形态的“分”“合”，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的情况，人类文明才能长远的存在发展。而这种均衡的位置越是合理，则人类社会进步越是迅速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