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层
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的科学,一般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事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涉不大。换言之,专家关注经济现象研究经济规律,而常人享受经济生活也就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世界是平的,经济以及经济学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能够幸福的科学。那么如何才能幸福呢?景仲生的新著《皇帝与柠檬》通过对经济学各种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通过人性与理性、成本与收益、资源与配置、信息与博弈、经济与道德、个人与社会等八个方面结合历史故事、社会现象、日常生活、家庭婚姻,个人经历娓娓道来,处处闪耀着经济理性和生活智慧的光芒。尤其,作者不仅把经济学像从大海里析出盐一样从繁杂的生活现象里析出来,而且再剖析出经济学中的人性,与心理学,伦理学,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更是十分难得和见功力。亚当·斯密《国富论》是一本划时代的经济学巨著,之前,是前经济史时代,简单地说经济还没有成为“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之后,开辟了近代经济学的先河,影响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进程,意义深远。但任何学问的发展,不能单线前奔而丢弃源头,只有反复刍嚼传统,才能使这门学问变得厚重而完备。景仲生《皇帝与柠檬》一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具有对伦理学回归的迹象,并且可以汇入人文经济学的海洋里去。
本书是继《做人的经济学》之后的第二部专著,可谓其姊妹篇。日常生活我们都浸淫其中,凭感觉生活,凭感觉消费,凭感觉点菜,然后埋单,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有些事,并不是你看上去的那样”。
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善恶取舍,是因为道德水平上的差异吗?不是。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较量,引发行为取舍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吗?不是。幸福不在于完美,而在于满足,而幸福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仅仅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吗?“再崇高的革命,再神圣的事业,事先都离不开成本与收益这种看似世俗的分析。”毛泽东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阶级的分化和归类,最终向革命有利的一方发展了。再如著名的“囚徒困境”。是因为人性的孱弱吗?不是,恰是人性的狡黠。[这种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选择,能得到最优的结果,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终导致对集体中每个人都不利的结果]。穷汉对富婆是否更忠心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个人为一种事物付出的成本越大,他对这种事物就越珍惜,爱情也一样。贫穷不能成为婚姻的保证。”这又是一个关于资源与配置的问题。除此之外,本书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激发读者思考,趣味性极强。比如“女英雄能不能爱汉奸?”“皇帝与柠檬是什么关系?”“美国的三K党与印度的加娜庙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如何盖好人生的房子?” “婚姻的稳定点在哪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博弈?”“你见过一元一粒的豆子吗?”,“何谓怪兽症疗法?”这些问题貌似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其背后则都有经济学在起作用,而每一个经济学原理的内核里都闪耀着人性的幽光,它们是柔和的,也可能是尖利的。
在本书的第四章,有一篇文章《穷困、富困及精神困》指涉的也是经济伦理问题。
关于经济伦理在我国古代文献里也有零星而不成系统的表述,如《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等等。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显然,一个人将什么称作‘我’,将什么称作‘我的’,这中间的界线很难画出来。”……深植内心的不安全感在折磨富人。“如果我是我的所有,而假如我失去了我的所有,那么我是谁?”
这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问题,不仅关涉经济学,也关涉到人生哲学。人们因为物质匮乏,贫困;因物质过于丰富,富困;而越过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如果依然不能解决好资源和配置问题,必然要犯“精神困”,艺术家自杀事件往往由此而发。当然,“精神困”不是精神病,一般人还是没有资格犯的。景仲生的文章是实用经济学,但触摸到了很深的经济伦理和哲学问题,因此,是一个具有日常生活警醒的启示,也是一种温和的劝喻。在前言部分,作者说“我试图以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揭示现实世界中人性的种种侧面,寻求人的行为支点。”这是一个不低的目标和期许。作为朋友,我只有祝福他,或者偷偷地问他,“老景,你富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