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国内财经界对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关于国企改革的言论引起空前关注。媒体连篇累椟,洛阳纸贵。一场深刻而且广泛的关于国企改革是与非的讨论带来不同反响。不论赞许还是反对,总之都在加深认识。反省社会得失是经济学家的天职,这话说得不错。然而任何时候过犹不及。经济学家应该严谨,概念不能无限延伸,范围不能无限扩大。记得当代名人邓拓说过,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怎样做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以前概念不是很清晰,这一次倒是百感交集。相信郎教授以前确实很严谨,但郎教授每天都有高
论,俨然陆海潘江,实在不敢恭维。郎教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乱下结论,已经远不限于一种学术讨论,最突出的问题是许多立论站不住脚。
总结一下,郎教授“七板斧”诋毁中国国企改革,可圈可点。具体说来,郎教授的“七板斧”的手段分别是:偷换概念,指鹿为马;以偏概全,乱下结论;坐而论道,脱离实践;生搬硬套,背离国情;自相矛盾,枉已正人;浅尝辄止,信口开河;朝秦暮楚,莫衷一是。作为一个一直从事实践研究,实际操作的学者来说,实在看不下去。
前些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经济学家们,你们究竟离实践有多远?》几家媒体不敢登,理由时意见太尖锐了。今年八月份以来,就郎教授提出的话题,我也先后有多篇文章在媒体上发表,如《国企改革化“公”为“私”---与郎咸平教授商榷》、《MBO近期依然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郎咸平教授国企改革中国资严重流失观点不合事实》、《把“国企亏损”定性为“国资流失”是偷换概念》。作为学者就应该论理,摆事实,讲道理,这一点郎教授一直是赞成的。下面我就“经济学家究竟与实践隔多远”等问题及郎教授的七板斧一一作个分析,以就教于大家。
一、经济学家,你离实践有多远?
记得前些年有个著名的经济研究单位到某个省进行调研,对一些亏损的国企的大船搁浅,小船放生的做法,写了一个长篇报告,说是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说搞一个搁浅的大船是为了应付国家与社会的债务,不想还钱,国家应该制裁,等等。读过这些高论,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调研人员从来没有干过企业,连国企的实情都相当不了解,乱下结论,一个老国企,困难到资金转不动,银行帐户早就封死了,各类债主一大串,怎么生产,根本没有办法理顺这个关系,数千职工要吃饭,分成几个车间另立小公司,采用租用的办法,与原来的债务关系分开,先把资产盘活使用起来,养活职工,上交税收,或许做得好,还能一块一块还债买厂,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到了这些经济学家笔下好事全变成了坏事。真是书生误国!
按照笔者的体会,经济学家至少与企业有五道坎,跨越每一道坎都是一次立足点的转换。第一道坎是外来人员与企业职工是一道坎,这两类人看同一个问题常常结论是不相同的。比如外来人员看企业改革可以隔岸上观火,但在企业人员就是保住自己多年奋斗的休戚相关的利益的一场尖锐斗争。第二道坎是下岗职工与在岗职工,例如下岗职工看企业领导陪客户吃顿饭,认为厂子都这样了,还有人大吃大喝,在岗的职工则希望天天有客来,这样企业生意好,工资才能发得出。第三道坎是普通职工与企业管理人员一道坎。第四是一般企业管理人员与企业领导班子一道坎,第五是企业领导班子中副手与一把手是一道坎。立足点一换,看同一个问题,立场不相同,角度不相同,心态不相同,观点就可能有很大的变化。经济学家与实干家总是相差很多,两个角色的重合几乎非常难,但作为一个务实的经济学家,应该尽最大可能去缩小的差距,跨越这许多坎。但是我们生活中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确实有些象当年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每天挟着皮包赶场,说起来就是我很忙,我很忙,下边还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从天堂里掉下凡间的天才,不断地有高论,而且不需要与实践结合,自己的高论就是正确。一个从不实际动手烹饪的人要写烹调书籍,从不下厨的人要做烹调大师。肚子里没有多少实际感受,而谈起来却是一套一套,象兑了水的牛奶不知道是什么味。
有句名言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中国革命中陈独秀、张国焘都不敌毛泽东,缺就缺在对革命实践的研究。什么叫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国情。国企的情况你只有深入下去,与企业的各类人员都交朋友,把各种观点都结合起来分析,再找各类数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都做仔细的研究,才算有了一些了解,但也未必就是正确的。有的高谈阔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连20年国企改革中针对的国企的弊端都不清楚,不知道10年来国企攻坚问题是什么,这样的人来做经济学家,如果不是偏激,至少算是肤浅。纸上得来终觉浅,应知此事要躬行。经济学家没有在企业干过,没有深入调研,没有越过那多少道坎,体会就没法到那个份上。更不要说那些调查研究走走过场,蜻蜓点水的经济学家。下车伊始,道听途说就好发议论。但愿经济学家们能将注意力引导到深入研究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去,研究在中国这样一种国情下面如何使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研究困难的国企如何改革,那套改革措施如何具有好的操作性,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