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入门] 诸子百家的本质分歧是有为而治还是无为而治（续2） [推广有奖]

人们才能各安其分，不相侵夺，从而达到统治秩序的稳定。反之，若是超越了各自阶级所确定的范围和方式去求利，则必然要造成相互侵夺，犯上作乱，从而破坏固有的统治秩序，这是必须反对的。孔子把普遍存在的求利欲望，严格地限定在既有的阶级不平等的范围之内，并把这种不平等，作为人们普遍的求利欲望的现实基础和求利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孔子的欲利观念的普遍性和他提出的对于求利行为的阶级不平等的原则，构成了他的义利观的思想基础。他一方面承认一切人都有求富逐利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是任何求富的行为都是可取的。他坚决反对无限制地追逐个人的欲利。过分追求个人欲利是有害的，因此必须反对。为了区分求利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孔子运用了义的概念，指出义与利的关系应该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取利必须合乎义，合乎义的利，多取不为贪，不合乎义的利，虽少也不能取：不义而富且贵，这便是孔子的义利观。义利观是孔子观察和处理各种利害得失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孔予作为知识阶层和政治思想家，他是反对士君子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认为君子的职责在于掌握为政之道，而具体的生产劳动则是小人之事。所以当樊迟向他请教农业生产知识时，他说：小人哉，樊须也。孔子认为，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侵夺，会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不稳定，因为相互侵夺的结果，一些贵族富起来，一些则没落贫穷，造成贫富不均。那些被兼并而没落的贵族，不能不对富有的贵族怨恨，从而加深了贵族阶级内部的贫富对立，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因此，他要求富者要富而好礼，对财富的占有要遵循礼制的规定，不要见利忘义。孔子的这种反对任意侵夺财富和扩大贫富矛盾的思想，正是当时统治阶级间存在着严重兼并现象的反映，而不是被剥削阶级内部分化的反映。尽管孔子均无贫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协调和均衡贵族阶级内部的财富占有关系，但这并不妨害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集团的人们，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借用孔子的旗号，把它当作均贫富思想的立论根据。这种借用古人的衣帽，作为现实政治舞台演出工具的现象，在古今中外思想史上是不鲜见的。研究孔子的思想，尤其需要注意作出这种区分。

薄赋敛是孔子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主张，也是他创导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薄赋敛思想也是孔子富民思想的政策基础。

再次，薄赋敛又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政策基础。所谓德治，即是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而对民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的宽惠政策。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德治思想，把重民思想发展为以仁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把德治立基于民本。他认为统治者应施行仁政以安定人民，在广泛赢得民心的基础上，有效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主张对民实行宽惠的政策，他说；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并把博施济众视作最大的德政。他反对统治者赋敛无度，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强烈批判。

既然人是一般的泛称，则所谓爱人也就是爱一切人，即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内的。这种爱人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西周的以德和民、施德惠民的思想，因而旧有的德的概念，已经概括不了它，这就需要有能够反映当时新思想的新的理论概念，于是仁的概念产生了。孔子继承并发展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仁的新概念，把它作为礼治思想的核心，提出了仁政与爱民的思想。

在个人消费方面，孔子是等级消费论者。在他看来，不同等级(阶级)的人，由于占有财富的状况不同，他们的生活消费水平亦应是不同的。在孔子看来，无论对于贫者和富者，知足都是一种必要的美德。贫者知足，就能贫而无怨，进而贫而乐，富者知足，就能富而无骄，进而富而好礼(《学而》)。如若人人知足，也就上下相安，没有动乱了。但是，要做到知足，就必须自觉地节制欲望，即自觉地实行个人消费的克俭。因此，孔子把克俭看作是对于君子和小人而言都是必要的美德。尤其强调统治者个人厉行节俭的表率作用。

在国家财政开支方面，孔子是节用论者，这同他的薄赋敛的经济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孔子的财政思想，与传统的财政观念一样，是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的，根据这个原则，国家在财政开支方面就必然要求厉行节约，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财政平衡。因此他提出节用而爱人，把爱人与节用联系起来。一方面要施惠于民，减轻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在财政开支上，须采取节用的方针。但是他认为，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如同个人的消费支出一样，并非愈少愈好，而是要适度。所谓适度的标准，也就是礼制的规定。

第三，墨家墨子

墨子止楚攻宋，是墨翟一生中最主要的事迹之一。他既非社会上层的统治者，也非直接从事农耕的劳动者。墨子常与小生产者交往，学会了不少手工业技艺。他深知社会下层的疾苦，和他们患难与共。他的思想和主张，是反映社会下层(即一般小生产者阶层)的利益和愿望的。

墨家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天下之害，就是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尚贤中》)。针对这些时弊，墨子提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非命下》)的主张。兼相爱，是墨子政治主张的中心内容。

从现实情况看，墨子认为，当时兼并战争频繁，大小诸侯各霸一方，以强凌弱，以大攻小，以富欺贫的现象比比皆是。小农和小生产者，处在社会下层，他们不但在兼并战争中大批被驱上战场，死于非命，而且在平时也要担负统治者横加给他们的各种残酷剥削和压榨，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

以古代圣王为榜样，墨子提出了自己实现兼相爱的设想。他认为，所谓兼爱，即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要使大家都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这样，诸侯之间就不会再发生战争，士大夫之间就不会再争权夺势，人民中间就不会互相伤残和虐害，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和睦相处。如此，则社会上可以出现君臣父子慈孝，盗窃乱贼不作，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的那种太平盛世。所以，墨予把兼爱看作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是圣王必须奉行的治国之法，是体现了万民之大利(《兼爱下》)的行为准则。

在墨子社会政治观念中，尚贤，即以贤能取代世袭的思想，是出于他的兼相爱思想的。墨子选贤任能的贤能者，是能够爱利万民(《尚贤中)》)的人，即能在行动中贯彻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尚贤上》)的人。也就是说，选拔与衡量这些人的标准，只能是一个义字，而这个义，就是兼相爱。

墨子将自己之志假借天志提出，无非是想借重于天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它具有摄服之力，使得暴君和统治者有所顾及、有所收敛。墨家是想通过这些来劝说王公大人，应按墨家兼相爱的思想来洽理天下，为社会下层和小生产者谋利益。墨家是把义利二者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凡符合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称之为义，否则就是不义。墨家是以公利作为区分义与不义的标准，利于人的就是义，不利于人的就是不义。墨家还把义视为可以利民的良宝，认为只有以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才能使人民得利，才能达到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耕柱》)的政治局面。墨家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与不相爱(《兼爱上》)、亏人自利(《非攻上》)相对立的。墨子认为，从个人出发，追逐私利，是一切奸诈、欺骗、争斗、篡夺等罪恶的渊源。他的兼爱交利思想，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反对以强执弱，以富侮贫，以贵傲贱的行为，要求人们之间互爱互助，各不相害的生存观，因为小生产者，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彼此相互依存的独立劳动者，他们为了生存，总希望做到对人对已两利。也正像墨子自己所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我认为，这就是墨家兼爱交利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墨子还根据对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具体状况的分析，提倡发展生产，这很有独到之见。针对地广人稀及浪费劳动力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了增加人口，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众人之道(《节用上》)。其具体措施是：

一曰提倡早婚。二曰节制蓄私。三曰制止战争。四曰反对人殉。五曰实行常征。即适度地役使人民，适度地征收租税，在墨子的生产观中，还有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思想，即他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来阐明他关于人类应该重视和积极从事生产劳动的观点。墨子认为：其一，阐明人与动物的根本送别在于劳动。墨子认为，动物不劳动，就能从其自身及自然界得到充足的衣食，可以生存下去；而人则与动物不同，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来获取衣食之财，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生产劳动是人类谋生的唯一手段。其二，指出了强从事则财用足的道理。墨子认为，人们不仅应该通过劳动去获得生存的条件，还应在劳动过程中采取积极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方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墨子提出，要发展生产，就要人们各从事其所能，即各尽其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发挥自己从事业务的专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