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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看了《财经郎眼》在广东佛山顺德北窖举办的《后危机时代的企业战略》这期节目，参与对话的嘉宾有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美的集团的总经理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在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上表示：“2009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将是最复杂的一年，因为不确定因素很多，不排除发生新危机的可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的集团在2009年却依旧保持盈利，问及原因时，当地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内需的政策，比如家电下乡。郎教授不敢苟同此观点，认为家电下乡政策是短视政策，由于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并是每年都需要购买，所以类似的拉动内需政策并不可以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只是一锤子买卖。不仅如此，该政策还会使老百姓未来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我深深赞同此观点，但也有观点认为家电下乡政策的确给老百姓送去了实惠，使得他们能够以比往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相同的产品。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的确是这样，因为降低价格的行为是生产者将一部分生产者剩余转移给了消费者，从而使得生产者剩余减少，消费者剩余增加。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看起来，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出于三种动机：①交易动机：为从事日常的交易支付，人们必须持有货币；②预防动机：又称谨慎动机，持有货币以应付一些未曾预料的紧急支付；③投机动机：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避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收益，及时调整资产结构而持有货币。货币是收入的表现形式，所以人们将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另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或投资。由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所以人们并不是将全部收入都用于消费，而是将一部分用来储蓄或投资以备将来不时之须，从而抵御未来的风险。可是有人会说美国就不是这样，他们是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借钱把明天的酒也喝了。我想中国的老百姓肯定不敢这样，中国的老百姓是可劲存钱，美国的老百姓却是可劲花钱。为什么存在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根源在于美国有中国所没有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的一生花销比较大的几项开支主要有出生后的教育支出，结婚前的买房支出，退休后的养老支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看病支出，美国在这几件重大开支中给他的老百姓提供了健全的福利制度，大大提高了老百姓抵抗未来风险的能力，所以美国的老百姓敢于消费。正是如此，消费的增长使得企业的盈利增加，企业盈利的增加又使得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张从而雇佣更多的工人或增加工人的收入，因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如此这样就是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当然，受次债危机的影响，失业率的升高，美国的老百姓也捂紧钱包，不再借款消费了。这正说明了我们消费不紧要考虑当下，更要考虑长远，预期对消费有重要的影响。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刚刚起步，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更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与美国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的失业率起伏波动较大，而美国的失业率则相对稳定，这表明我国老百姓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加困难。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我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由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消费就必须更加的谨慎。正是由于我国农村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工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政府要做的工作是千方百计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藏富于民，而不是挖空心思掏空老百姓的钱，杀鸡取卵。我相信只要老百姓有了钱，不用你刺激，他自然就会消费，所以家电下乡的政策是本末倒置的。
从短期来看，家电下乡的政策的确给了老百姓一些实惠，但在我看来只是小恩小惠。经济学中假设人都是理性的，但我想占中国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不会人人都是理性的吧，总会有一些人受诱导性消费的影响购买了并不是自己急需的东西。我们把情况想得坏一点，假设一个人只有一万元的储蓄，由于家电下乡政策，彩色电视机变便宜了，他就会想现在如果不买，以后买就得花更高的价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于是他取了5千块钱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可是他忽略了买电视机的5千块钱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比如第二年他发现跑运输很挣钱，他想买个摩托车跑运输，可是他的钱一半已经买彩电了，剩下的钱不够买摩托车了，于是他丧失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更或者是第二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媳妇，可是他的钱已经不够结婚的花销了，此时他肯定会后悔买了彩电没了媳妇。情况更坏一点，他第二年生了一场大病，动手术需要一万块钱，可他钱不够了，又没有医保，这种情况借钱都困难，没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病人，他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想我能想到的政府肯定能想到，他们比我聪明多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要制定如此鼠目寸光的政策呢？伯南克是有名的公共学派代表人物，他认为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制定的政策也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中国，我想大家都知道GDP是对政府官员进行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所以他们制定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看是否能够提高地方GDP，如此行事就很可能会因为近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家电下乡政策无疑是促进了家电的销售，增加了企业利润，拉动了地方GDP，可是它是否能够持续的增加家电企业的业绩呢？它是否能够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使老百姓早日过上富足的日子呢？
当然，我们指出政府的不足之处并不是要抹灭它的功绩，不可否认，与过去相比，即使是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大改善。但是对于政府，我们一定不要在对其感恩戴德的同时而忘了对其加以监督。对于政府执政者，我们应该永远使用“胡萝卜+大棒”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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