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难题,在今天困扰了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
然而,批判归批判,事实却比冰还冷。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1950年代中期,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