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前沿] 【独家发布】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逆袭?（下） [推广有奖]

彭慕兰认为大分流是历史的偶然/幸运，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英国开釆出城市附近的高质量煤矿，作为木材的能源替代品，使得海外贸易、殖民掠夺、技术革新、工业扩张形成正循环，例如美洲新大陆农作物的高产出对欧洲工业发展和土地节约有重大意义（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是《贸易打造的世界》，讲述1400年以来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而中国明清实行海禁，而经济富裕和人口密集地区在南方，与东北的煤矿资源距离遥远。

因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陷入了“内卷化”(involution)，也就是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历史上，经济停滞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社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学家认为14世纪中期开始的黑死病，欧洲战争频繁，以及人们虽然躲进城市，但城市的环境卫生非常糟糕，三者同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带来劳工工资增加（参考拙著《全球性疫情能降低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吗？》，虽然以小麦衡量的工资增加只持续到1450年，之后持续下跌到黑死病开始前，但以白银衡量的工资在欧洲持续增加，超过了中国）。
于是，欧洲富人阶层推动“城市企业”发展，为了降低劳动工资支出，开发出资本密集型技术来替代劳工，进入到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生产过程。而中国则继续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模式，由于人多地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企业利润更多被投资到土地上。

关于大分流的辩论很快从彭慕兰关注的经济生产力上的外在偶然因素转移到生产关系、国家制度和能力等内在决定性因素上。

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崛起得益于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欧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竞争的各国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它为个人的思想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人们可以用脚投票，移居到更自由的国家，活跃的思想在各国顺利传播，而保守势力彼此分裂，无法协调压制。

思想竞争自然发展成为制度竞争，欧洲各国在经济、军事、人才、技术上的激烈竞争，使得政治和社会制度不断改进和提高。这方面，中国恰恰是一个反例，科举考试统一思想，统一帝国在压制反对声音上协调一致，形成超稳定结构，但和平与稳定也造成了军事技术停滞不前。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将成功和失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区分为“包容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前者的政治权利广泛分布，有效保障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为不断的创新提供经济激励；后者则反之。
欧洲各国根据殖民地的气候、死亡率等因素分别引入包容型或榨取型制度，对殖民地将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相对于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发展更好。

不过，印度因为纺织业上的优势和宗主国英国形成直接竞争，遭到英国的无情打压，英国一方面推动印度的去工业化，另一方面限制进口印度产品（棉花等原材料除外），又强迫印度对英国产品开放市场。这场贸易摩擦是印度在大分流中被甩到后面，今天依然落后的关键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从统计检验来看，和彭慕兰思想接近的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提出的地理假说，并不能单独解释大分流，地理因素只有和制度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说明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彭慕兰的分析对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差距（李约瑟之谜）着墨不足。中国的技术发展依靠直觉和经验，在早期因为人口优势处于领先，但逐渐落后于欧洲依靠科学和实验的体系。中国和东亚国家普遍缺乏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商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发展，而欧洲科学上的突破，并非单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与军事技术的需求紧密相联。
关于大分流还有很多不同解释，比如经济学家强调和西方社会依靠自治城市不同，古代中国的商业和社会组织注重血缘和宗族关系，内部运行成本低，但规模难以扩张。

再比如社会学家如韦伯强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赵鼎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即使明清时期江南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科学方法／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儒法合一的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商人也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

显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今天面临外部挑战的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为避免这次疫情之后可能产生的大分流和内卷化，中国必须在逆全球化潮流下继续保持贸易上的优势，鼓励思想竞争，推动政治权利的均衡分布，摒弃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加强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富裕阶层投资新科技而非土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