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银行发展丛书·穷人的呼声系列三部曲的尾声,全书对14个被调查国家根据地区分为四个组别。以反映各国自然环境多样性,从每个国家抽样若干个乡村和城市地区,并根据个人特征将社区成员分组访谈获得资料。谈到贫困,不如就从当今世界贫困发生率最高的非洲入手。
非洲组样本国包括西非的加纳与尼日利亚,和东南非小国马拉维。将三国的贫困演义一一罗列,即可发现具有七成以上的相似性。这块自然风貌最为原始的大陆上,阻碍人们脱离贫困、积累财富的原因也最为基本和原始,政府职能的乏力导致人们无法通过积累物质、人力资本求得生存和发展,乃主要原因也。不妨就从加纳这个可可生产大国入手,穷人才是贫困专家,看看当地人是怎么描述的:
1、
经济货币化以来,人们认为生活更为艰难,因为吃饭、种地、做小买卖都需要钱;农民认为如果能得到种地资金,他们就可以通过购买拖拉机等其他降低劳动强度的生产资料,或雇佣劳动力改善生产条件,使经济好转。
城市或乡村的小商贩都认为缺钱是他们积极投入市场活动的主要障碍。
2、
土壤贫瘠、降雨量不稳定、缺乏灌溉设施;糟糕的道路、各种天气和环境问题以及牲畜偷盗频繁,阻碍农业收成和获得食物保障。
3、
饮水与公共卫生问题:虽然至1999年,加纳几乎全部城镇家庭和2/3 的农村家庭都有了可饮用的水,但公共系统的供水难接近,私人供水获得成本高;样本城市的公共厕所和浴室数量和质量都不佳;
4、
寻求公共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在1992~1998年间下降了25%;公共医疗支出更多地倾向于城市富裕人群,以及基础医疗保健上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机构。
5、
贫困家庭子女在教育上面临机会和学费障碍。虽然中小学教育是强制与免费的,但所有学校都收取“赞助费”弥补开支不足。公立与私立小学教育质量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公里小学英语测验合格率仅为6%,相对私立小学达到70%。
6、
对社区首领(如酋长)和宗教组织的信赖高;两性不平等严重,女性在经济上更易受伤害。
我将贫困理解为个人无法通过获得资源使收入水平增加,并且财富持有维持在低水平。这里的资源分为两类:生产性资源和非生产性资源。前者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后者为社会资本,便于通过分配性努力(寻租)获得收益。着眼一个经济体,只有生产性资源能使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同步增长;分配性努力无益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其短期影响是将社会资源由生产领域导向非生产领域,长期必降低社会生产性资源的积累。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制度应使资源的边际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趋同,对非生产性努力的个人收益即为0。基于非生产性努力的主动与被动性,前者如行贿、盗窃,后者为保护自身财物不受侵害的努力,如防盗努力等;降低非生产性资源的积累就需要良好的制度运行为依托了。
贫弱的金融体系使人们难以从资本市场贷款获得物质资本;教育与医疗体系的公共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取决于原始财富拥有;上两者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即使在发达的欧美国家,金融、教育和医疗也是政党选举赢得选票的关键,这三大体系是社会阶层流动,以及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原动力。政府在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物品供给上的表现同样不佳:土壤贫瘠可以依靠施肥,降雨量不稳定可修建灌溉系统,产权保护得力盗窃自然销声匿迹。概括之,无鱼的原因在于难以习得“渔”的本事,自是面对一大塘鱼儿亦枉然。无能的政府机构与缺失的全国性制度保障,人们只得转向地区性组织与个人,如此人口的广泛流动受限。相信加纳的故事也反映了非洲大部分国家的贫困原因。
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那么一个永远风调雨顺的世外桃源。面对多变的自然环境,束手无策与安居乐业者皆有之。纵观两者差别,在于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协调组织。若灾前预防、灾难自救和灾后救助体系完善,人类社会能有效应对不测。较之脆弱的加纳社会体系,日本社会则在各方面都体现出成熟。不必再炒汶川地震后对中日建筑和防震教育的广泛比较,即使于细微之处亦感叹 “日本设计”的匠心独具。即便连最常见的公共座椅,下为拱形水泥托底,上架木板,危急时刻可将木板拆卸置于底座中燃烧取暖。一物多用,细微之处即显防患意识。处处可求生,物物可自救,恐怕就是在这样一个地震频繁光顾的国度,人们照样能气定神闲地专注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吧。
回到前面的非洲话题,尼日利亚无疑copy 了她的邻居的全部版本:脆弱的金融体系(轮流信贷与节俭合作社一致给予高度评价,但资助范围与数额仍然受限)、高额的医疗费用、低质量的公共教育、短缺的饮水与卫生服务设施、频繁的盗窃、获得信赖的宗教社区机构…唯一的区别在于其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不过上天的馈赠在这里成为了撒旦的诅咒。争夺资源的战争与军事政变、公共资金管理不善、大范围的贪污腐败,这些非生产性努力极大地损耗生产性资源积累。
小国马拉维政府恐怕是三者中最为有为者了。穆卢齐政府重视加强经济管理和促进生产,自1995年以来实施“脱贫及增长战略”,开放性经济和开放性政治体系并进,对最为重要的农业实行了自由化,取消农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撤销公共补贴、国家信贷。自由市场的政策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遇到了通胀;而穷人感到农村市场改革对他们极为不利,贫富差距扩大了。这个结局的出现不在意料之外,政府松绑那只看不见的手时却没有扮演好守夜人角色。缺乏完善的金融、教育、医疗保健体系,贫困人口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一大截,何谈在市场这个赛道上与他人竞争?政治体系的开放有助于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取消农产品贸易限制与贸易壁垒使农民从粮价上升中获益,但农业补贴与国家信贷的取消不可操之过急,逐步退出给人们熟悉适应市场游戏规则的缓冲,同时还培育了企业家能力。那些成功摆脱贫困的幸运者的描述无疑提供了最好的启示:受益于信贷项目、建立农民俱乐部获得化肥和种子贷款、获得免费的初级教育、粮价上升带来收益增加,当然还有更开放的政治体系。
故事完了,不过这三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让我想到此前读过的另外一本书《巴黎小贩、达喀尔旅人》。法国作者于二战时出生于非洲、在几内亚度过童年,半个世纪后即将步入垂暮之年重返塞内加尔寻找童年的非洲记忆,可是所见所闻都让他失望痛心。书中他的旅伴——一个在巴黎街头贩卖工艺品的达喀尔人的评述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独立了,法国殖民者走了,可是同样带走的还有就业机会……殖民时期的达喀尔,街道维护和城市规划井井有条。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再雇人维护,以致一下雨阻塞的道路水流成河……独立前法国教育官员在塞内加尔建立严格公正的录取和课程体系,那时塞内加尔的大学生和法国大学生具备同样的能力。但现今的教育体系腐败,不合格的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升入大学。研习法语多年后仍无法用法语与外国人交流……你说,我们真的独立了吗?
私人企业家能力的培养尚需时日,公共企业家亦何尝不是?要确实加足了料,调好了火候,剩下的可能就是耐心和时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