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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
华盛顿共识使得俄罗斯权贵蜕化为资本+权力的寡头集团
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向市场过渡，这个决定是在1991年末作出的，西方某些方面人士强加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构想占了上风。这是一种激进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方法，它在专业文献中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是在拒不理会俄罗斯学术界提出的意见，不顾议会和国家机关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新的俄罗斯当局以实行这一选择的必要性为由，想在世人面前为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
这样的背景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对俄罗斯所进行的改革的意识形态进行认真分析。“休克疗法”这种战略，曾在俄罗斯以及其他前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成员国中系统地实施过。这种战略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构想的翻版。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把经济政策极端简单化地还原为这样三条定理：放松管制、私有化、通过对货币基数进行形式上的严格规划实现稳定。按照这种构想，国家作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作用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国家对货币供给量的动态控制能力受到束缚。尽管货币供给量的参数通常都是由“高”定起，再根据反通货膨胀的需要逐步下调，但现在为了实现这些参数竟可以牺牲一切：社会开支可以削减、科学经费可以停拨、国家投资规划可以放弃、国家采购可以不拨款、工资可以不准时发放，等等。
起初，“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是为了在欠发达国家确立对经济决策过程的控制而提出的，目的是要防止挥霍国外提供贷款的情况发生、保证国际资本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享有不受妨碍的行动自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构想会如此惊人地简单化，并因此而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减少到最低程度，限制国家在处理维护法律和秩序、捍卫所有权问题上的作用，减少对物价和国内外贸易的调控，将国家从再生产和投资的经济过程中清除出去。这后一点是通过如下方法实现的：将民族货币与美元捆绑在一起，将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降低为仅仅是对货币供给量作形式上的规划，使之成为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函数。
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益的角度看，这一政策与保障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全然无关。它的目的更不如说是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而剥夺债务国的国家主权，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政府行动，确保它们的政策与外国“投资者”的要求相符。从内容上看，“华盛顿共识”的构想不过是实现上述控制的工具而已。这便解释了它们为什么要选择虽然过于简单化、但却非常便于外部控制的经济政策计划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制定严格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目标，取消对物价和外贸的控制，使政府在其他一切经济政策问题上的行动自由都受到了限制，政府于是就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仆从。这样的政策并不会引导经济走向增长，但却肯定可以保证可控性、透明性以及对国家行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对国家的无作为情况)的可预知性，这对那些想要控制这些国家市场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资本来说十分重要。
在外国债权人的压力下，俄罗斯的领导集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一一“休克疗法”的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赋予了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过程中充当向导的作用。从1993年末最高苏维埃遭炮轰和发生政变事件，一直到1998年秋，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参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
“华盛顿共识”的构想已经受到俄罗斯权威学者的一再批评，因为这一构想不断地显示出它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它对俄罗斯的生产力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所以实施这一构想的关键问题，就是要选拔一批合适的领导人物来担任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关键职务。这些人用爱国主义的眼光看应该是“清白无瑕的”，接受经济学教育并不太吃力，喜欢敛钱和容易腐败，在执行实际政策方面不过于无能或过于无为，不能过于考虑民族的利益。七国集团主要成员国的相关机构在过问这种事情*，它们提示俄罗斯总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被降低到仅仅是对那些通过这种方式选定的官员进行任命，在这些官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专家的旨意准备的指示上签字而已。
譬如，负责对国有财产实行不受控制的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国家管理委员会的所有领导人，他们的发迹都这样或那样地与外国特务机构的积极影响有关联。这些机构一方面积极地支持“自己的”领导人(只要回顾这样一点即对丘拜斯的一次次重要任命总是与美俄总统峰会相偶合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又不知疲倦地推动将那些不听他们摆布的领导人撤职(如B.波列瓦诺夫在把某些供职于外国特务机构的“专家”撵出国有资产国家管理委员会的大厦之后，他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就只干了不到半年的工夫)。政府内和总统办公厅内有许多“永不沉没的”领导人，他们因不称职而数度被从原岗位撤职，但由于外国保护人以及俄罗斯总统的外国“朋友们”的庇护，他们获得了保住自己地位的惊人能力。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旨意在俄罗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根本找不到客观依据的。这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即如何让外部来摆布俄罗斯政府，并在人事上做出相应选择的问题。
正如专家们在其反复提出的警告中指出的那样，“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给俄罗斯带来的主要后果是：造成经济解体、使人民的福利骤然恶化、导致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下降、引起生产结构退化、使俄罗斯的科学潜力和生产潜力蒙受深远的破坏。就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而言，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经掉到10名之外。名列俄罗斯之前的不仅有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而且还有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俄罗斯拥有技术高超的劳动力和潜力可观的科技力量，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它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还是把它变成了一个贫困的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竟位于黎巴嫩和菲律宾之间。
置俄罗斯经济的具体结构特性于不顾，期冀市场机制的自我组织功能会自动发挥作用，这种做法引发了经济的解体，使之愈发混乱。在经济已经严重失衡的条件下，试图采用通常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下使用的那些宏观经济稳定措施，如限制货币发行量，是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的。由于俄罗斯经济处于典型的不平衡状态，采用这样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俄罗斯经济的分裂，各部门各自为政，只为实现本部门的均衡而努力。每次实现的新的均衡，或更确切地说，各部门均衡状态的集合，都与前次实现的均衡不同，其差别在于经济活动急剧减少，相当大一部分生产潜力和知识潜力贬值，它们在新的经济定价体系和新的经济关系体系内变成了亏损部门。
俄罗斯的经济体制就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下，由于根据“休克疗法”的构想而进行的经济改革而自我毁灭的。但是，已在前面作过梗概说明的论据，还是足以使我们在现正发生的俄罗斯人口质量的退化与在俄罗斯执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指导这一行动并为之开脱的“华盛顿共识”这种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前者乃是后者在实证方面和理论表象方面显现出来的后果。国家制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总是可以有许多种选择的，从中做出怎样的选择，将决定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蓄意作出的某种经济政策选择，导致了俄罗斯目前的社会局势，这种结果并没有超出人们的预料，人们曾反复预言该政策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从常识和科学知识的角度讲，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作出关乎国家和几亿人命运的决定时，他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建之于简陋的、脱离现实的模型之上的根本不顶用的措施，而全然无视俄罗斯自己的以及世界的经验。类似的情况若发生在某些缺少本国科学团体或有文化的管理人员的欠发达国家，也许还可以理解，但发生在拥有先进的科技潜力和人才、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知名科技院校的俄罗斯，那就令人费解了。同样不合逻辑的还有，他们对于科学院及经济界提出的有关经济政策和如何实行经济改革的无数建议几乎完全是充耳不闻。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会如此进行决策。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需要利用的是精确的知识和现实的规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在当代市场经济下，正常地讲，实业界、学术界、劳工代表以及政府按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主要路线形成的共识，乃是经济政策的政治基础，之后，通过一套适当的措施体系使经济政策得以实施。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来自：对经济体系内的实际联系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全面分析和模型实验，已找到适合国民经济竞争优势的增长点，能够激发现代经济的主要增长要素一一科技进步、“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投资的一般手段。
俄罗斯具备制定高明的经济政策所需的一切条件：它拥有先进的、具备所需知识的学术界；在管理机构内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既熟悉国内经验，也熟悉国外经验；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企业家；以及发达的社会和谐的传统。关于其他国家因采用“华盛顿共识”的构想而蒙受毁灭性后果的资料也不难找到，这些国家如同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变成了跨国资本的廉价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在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来进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有这一切都被公然地、冷漠地忽略了。
或许，俄罗斯总统因对治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一窍不通而受人蒙蔽。但他周围的人却不是这样天真无知的，这些人轻信西方专家，把他们奉为“自由民主学校”的老师。这些人故意选择了一种对俄罗斯经济极具破坏作用的经济理论，其动机何在，是很难归咎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民主原则和市场改革的忠诚的。主张民主的党派炮轰议会，拥护市场改革的人组成了寡头政权，这在意识形态上的荒诞程度可与一个真挚虔诚的信徒竟变成了罪恶邪教的魔头相媲美。因此，指导反俄罗斯的新革命派行动的，并不是民主变革思想，也不是市场改革思想。
分析“休克疗法”构想的内容以及俄罗斯国家元首将之视作自己亲作的决定时所处的环境，人们可以明白地看出，这种构想是为了外人的利益由外部强加给俄罗斯的。然而，他们的利益恰好与刚刚形成的俄罗斯寡头集团的利益不谋而合，后者渴望得到超高收入，竭力聚敛财富并博取国际上的承认，以巩固政权及特权地位。国家作为体现着公众和民族利益的一系列机制，成了这个寡头集团前进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为他们搬掉这块绊脚石提供了绝好的意识形态依据。新形成的寡头集团通过用殖民政权取代了职能齐全的国家政权机构的手法，将国家的职能以及国家对国民财富的控制变成了私人工具。他们抛弃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主要大国卵翼之下的被保护国地位。
对新生寡头集团来说，“休克疗法”政策的另一诱人之处在于，它完全放弃了政府为居民提供福利和发展经济的责任。这一切据说都将通过市场来自动实现。对已经蜕变为寡头集团的执政精英来说，主张拋弃国家控制和调节的意识形态，为其通过将国家的主要调节职能私有化而取得超额利润创造了机会。
自1993年秋季起，在议会遭受暴力镇压，国家政权完全被宗族寡头集团把持之后，这些宗族就披着“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外衣，实施下列重点任务：对国有财产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截至1995年末私有化已经蜕变为由若干执政宗族对国有财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进行秘密的瓜分；操纵国家金融资源以达到利用这些资源从中渔利的目的；向与他们有关系的商业组织提供各种豁免和特权；抛弃最为有效的国家调控经济手段。
寻求自身发财致富的俄罗斯新生寡头集团，与按照国际资本利益制定俄罗斯政府经济政策的国际组织之间有一种利益上的契合。前者心甘情愿要作兜售这一使俄罗斯走向毁灭、而对他们个人却极有利可图政策的贩卖者。后者在前所未有的短暂时间里完成了为国际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登陆开辟空间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它们欲借“自由主义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俄罗斯金融寡亨集团产生本身，就是在攫取国有财产，然后再转卖给跨国公司牙国际投机商的过程中完成的，国际金融组织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幌子。
对所实行的政策，官方称之为市场变革、自由化和稳定经济。尽管这项政策并没有使俄罗斯经济改革取得任何成功，反使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但对寡头统治集团来说这项政策被证实是惊人的成功的，它确保将巨大的国民财富作了对其有利的再分配。
将俄罗斯的第一个“民主”政府由“技术官僚型政府”转变为“亿万富翁”政府，这表明“休克疗法”绝不是什么不偏不倚的政策，而恰是在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利益服务。与此同时，这项政策还有其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基础，它的作用就是用一种聪明的办法为公然掠夺国民财富、非法篡夺政权、压制人权、实行针对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蒙上一层伪装，将之掩{为带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变革。
所以说，选择伪科学的“华盛顿共识”理论作实行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基础，其道理并不在于这个理论中是否含有真理或者它的执行者是否笃信民主的价值观，而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一理论一方面便于在“改革”的几年中形成的俄罗斯寡头统治集团谋取利益，另一方面也便于国际资本在实行这一理论时谋取利益。这种利益上的共生现象，通过由外国特务部门对俄罗斯政权机构中负责经济政策和选拔领导人的部门的控制而得到加强，这些部门负责为傀儡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准备领导人选。
由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宣称，国家必须自行解除其经济调节职能和社会职责，将国家的职能缩小到仅限于保护私人所有权和调节货币供给量，于是这种理论便成了一种十分顺手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之来为在实际活动中利用国家政权的杠杆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辩护。利用这些杠杆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颇有影响的私人集团的利益，不仅侵吞国有财产，而且还盗用国家在货币流通和现金发行、原材料资源开发、房地产转让、甚至执法领域中的管理职能。这些宗族本身已经变成了国际集团，在这个国际集团里，颇有影响的俄罗斯家族的利益与国际金融投机家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相互间的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共生体内，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参与者要为自己捞取利益，但同时也实际上作了向国际资本转让对国民财富控制权的桥梁。于是，外国经营者为什么很快便会在俄罗斯私有化企业的股票交易市场内占据主导地位就不足奇怪了；把俄罗斯的公司转卖给它们的外国竞争对手，这是私有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骗子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那场私有化运动所具有的掠夺形式的自然延续。
这个纲领揭示了已在实行的经济政策真正的最终目标，这在“改革”的几年间是第一次。这些目标被表述得非常直白，实际上不需再做任何说明。仅仅一一排列出来就足够了。
1.将对俄罗斯银行体系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实现的对整个经济的控制权转让给外国资本。为达到此目的，按照纲领，“有必要对俄罗斯的银行业市场实行自由化，以使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得以进入，银行业的市场准人自由化包括：消除对银行业服务种类(主要是指对个人的业务)以及银行资产规模的限制，允许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参与帮助那些对居民负有债务的俄罗斯银行改善条件的工作。采用的方式可以是‘先国有化，再私有化’，这将导致俄罗斯有问题银行的控制股份会以象征性价格(1个美元)出让给外国的战略投资商，条件是购买者要为居民存款提供担保。与之平行进行，保险服务市场和非国有养老金基金市场都应当向非居民开放”。
2.进一步紧缩实际货币供应量，正式将卢布置于从属美元的地位：“……卢布的汇率应与美元挂钩，汇率水平应定在可使整个货币供应都置于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能够予以保证的范围之内……”。
实践中，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方面，俄罗斯丧失了自己的主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控制整个金融体系，包括制定预算草案；这还意味着国家放弃了通过货币发行所带来的收入，放弃了一切为经济增长注入资金的手段。
纲领中所要求的“放弃货币发行”，意味着以卢布表示的实际货币供应量将会比先前水平下降至少1/2，应当补充说明，先前的货币供应量水平已是极不够用了。这会导致企业间相互拖欠的货款数额进一步急剧增大、欠发工资问题更加尖锐化、外币流通范围扩大从而取代货币体系内供给短缺的卢布，会使商品生产企业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税收收入下降，生产陷入衰退。
3.国家自行破产：“……鉴于货币发行和国家举债所得收入都将不再作为弥补预算需求的源泉，一切由预算承担的义务都必须减少到税收收入所能负担的水平之内。”
这话听起来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若按照这个方案去实行，那就意味着1998年的预算执行水平甚至还不及医疗保健、文化以及教育等预算负担部门所需最低经费的50％。按照这一方案去做，在那些部门工作的雇员所得到的收入就会连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都不够。
4.消灭人口。纲领作者建议，取消对工资和养老金实行指数化的办法，“指数化办法仅适用于贫困人口所得的固定收入”，而在1998年9月间已经减少了一半的货币供应量却又不增加。这就意味着让大多数居民的名义收入保持不变，而他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储蓄则实际上要被吞噬掉。按照官方的预测，1998年9月至年末，物价上涨幅度将为1—3倍，这样一来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将面临现实的饥饿威胁。1998年8月17日以前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3700万人的队伍内，就会再增加至少3000万人。
我们的“休克疗法”医师为经济开出的激进的、纲领性的新“药方”中，充满了虚假的估算和预测。依旧像他们在作经济部长的那些日子里一样，纲领的作者不屑于进行认真地计算或者深入地分析，而是随意玩弄数字，为其根据推测制定的与现实不符的计划提供实证。
譬如，他们推论通过膨胀性办法扩大税收基数，可在1998年第4季度使预算收入翻一番。这样的推论又有何价值呢？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重又成为货币经济，从而为克服支付手段危机奠定了基础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但是如果已经无条件地放弃了货币发行，则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而且通货膨胀爆发所引起的问题还会扩散，造成拖欠货款和债务问题的相应增加。不但收入不会增长，而且预算还会出现更大的缺口。1998年秋尽管物价升幅达150％以上，但税收收入仍在减少，在此情况下，预算缺口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了。货币供应量不增长，支付手段危机不解决，税收收入就不会增长，这个纲领所宣布的“要在预算的实际可能限度内”对居民因通货膨胀而蒙受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计划，就会变成一场最新上演的骗局。
他们的论点认为：在他们所宣称的“无条件放弃货币发行”的条件下，只要降低再贴现利率，同时扩大货币基数和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在不使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令结算和支付手段”问题自动解决。“在不必规定出口商必须按义务出售其外汇收入的情况下，使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钞票供应量增加。
政府1998年8月17日作出的决定，以及随后出现的银行体系的崩溃和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储蓄遭到冻结，蒙受贬值损失，显然彻底摧毁了人们对卢布的信心。这种信心即使在不增发货币的情况下也难很快恢复。实践中，一方面拒绝采用要求出口商将其外汇收入百分之百地在国内市场上出售的做法；另一方面又为以囤积居奇为目的的自由套取外汇的做法保留机会，这些情况再加上对外汇需求的陡然增长与外汇供给不断萎缩之间的失衡现象继续恶化，使得任何稳定卢布汇率的措施都是无法实现的。
如同纲领的作者们先前制定的所有纲领一样，这一纲领倘若付诸实施，其实际后果就只能与他们宣称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就将错失“从货币需求极旺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恢复货币经济、使支付手段不足和易货贸易问题减少到比危机前水平更低程度的独特时机”。
在这个伪自由主义的“新”纲领中，老一套的东西不胜枚举。涉及税收改革、大幅度减少国家支出、实行土地自由贸易、对不动产实行私有化。对这些观点我们已没有必要再进行批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是前几届政府也都做过的事情，就建立真正的市场机制而言，它们总是以同样的失败结果而告终。而从滋生腐败和贪污角度讲，它们又总是同样的成功，使之大肆泛滥。十分有趣的是，“新”纲领中，腐败和贪污问题被以发行用外币计价、具有超高收益的国债券的精巧方式保留了下来：“在这个市场上还应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偿还期为2--3周的‘短期’债券凭证。之后，还可以由国际金融社会作担保，组织发行以外币计价的长期债券凭证……以达到将运用这些手段吸收的资金明确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补充黄金和外汇储备的目的。”
主张以预算为基础搭建金融“金字塔”这种做法背后的理论家们，还想继续采取这种方式来侵吞国家财富，尽管这种方式对于某些投机商来说已远远不能满足其要求，而对国家来说却具有毁灭性影响。他们的思想结晶一一用4000亿卢布构筑成的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长期债券金融“金字塔”崩塌了，随之而去成百上千万人的储蓄化为乌有，全国的金融体系都遭毁坏。但他们并没有从中汲取任何教训，相反，他们倒是从中懂得了要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大规模贪污，他们决心要另建一座以外币计价期限更短的短期债券金融“金字塔”。
显然，这是一条引导国家走向对其国外义务实行赖账的最短途径。俄罗斯的外汇债券市场上，收益率通常为60％。以如此之高的收益率发行新债券，这只有在经济持续萧条、仍旧遵循金融“金字塔”的原则一一借新债还旧债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样做会无情地导致国家很快便无力履行其对外义务，这样的危险之剑由于该纲领的作者在前些年中所实行的无休止地向国外借贷和请求债权国给予宽限的政策，已经悬在我们国家的头上了。
革命派“新”纲领的颁布，给人以启示，使人们看清了如果继续执行先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未来的前景将会是怎样的暗淡。因为那种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任跨国资本把俄罗斯经济变成它的殖民地，任人将俄罗斯改造为新世界秩序中专门提供原材料的外围地带。
“休克疗法”的理论为寡头集团夺取国家政权杠杆、让国家政权服从国际资本的利益、将有组织的犯罪与国家机构结合起来、使资本的原始积累具有合法的形式等做法进行了开脱。于是，鼓吹“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家们，也在谆谆诱导人们相信，受贿乃任何国家政权与生俱来的问题。那些甚至不再屑于对自己的腐败行为遮遮掩掩的国家领导人，亲自败坏国家政权的声誉，他们利用时髦的“改革派”辞藻为自己侵吞国民财富进行辩护。就连关于为什么俄罗斯相当大一部分人口会发生人口质量退化的问题，其解释也与当年消灭北美印第安人时所采用的理由一样，即这是由于他们的“低下”，因而有必要向他们一点点地灌输“文明”的做法和经济的理性。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没有一点人道的考虑。它之所以被启用，就是为了将所控制的国家变成类似殖民地的获取廉价经济资源的蓄水池。这种政策不承担社会责任，因为在炮制“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家们的眼里，人与周围环境中的其它元素没有什么不同，都须服从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利益。为建立国际资本的统治地位、抛弃国家的经济调节政策而发明出来的“华盛顿共识”理论，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用途，即为宗族寡头集团篡夺国家政权、侵吞国家财产提供辩护。这些宗族寡头集团以激进自由主义的辞藻做幌子，在俄罗斯建立起罪恶的寡头专制统治，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就是这种专制统治所带来的后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决定采用“休克疗法”的每一股势力，在它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时，都是各怀鬼胎的。俄罗斯的新精英们希望通过对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职能的私有化，实现个人发财致富和扩大自身影响的目的。分离主义者则把削弱国家看作是一种机会，认为可以借机在他们管辖的联邦主体内建立他们个人的统治势力。世界寡头集团则打算在俄罗斯为国际资本清出一块经济地盘。
在“休克疗法”政策中，人们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的脆弱和虚荣，与他们身边那些人的犯罪行为及腐败、与正在政府周围形成的新寡头集团的贪婪、与外国资本的利益，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西方主要国家给外国资本打了很多气，因为这些国家的一个政治欲望就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国家，对之施行控制，以阻挡俄罗斯重新走上超级大国的再生之路。
事实上，由于实行了“休克疗法”政策的缘故，这些密不告人的目标都变成了现实。而与此同时，官方堂而皇之宣布的最重要目标一一将俄罗斯经济改造成为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确保经济实现增长的目标却未能实现。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过渡，需要一些先决条件，但政府并没有为此真正做任何事情。俄罗斯的精英统治者真正的动机是要自己致富，所以毫不奇怪，为什么俄罗斯的“民主”领导集团要采取蒙骗公众的手法，以秘密方式来决定国民财富的分配问题。精英统治者逐步地转变为寡头集团，他们通过毁灭自己的国家而致富，而不愿与公众进行公开的对话，提出为全民族一致拥护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他们蔑视俄罗斯的法律，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自己应尽的义务，以侮慢的态度对待人民，但在外国“顾问”和“参议”面前却又总是那么的奴颜婢膝，盲目地对外国资本及与之相联系的国际寡头集团顶礼膜拜。俄罗斯的新领导集团急切地想要跻身于这些国际寡头集团之中。只要他们能够利用国家财产实现这些目标，俄罗斯领导人并不在乎让国际金融机构管理本国经济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在寡头家族的全力支持下，最高层的领导人亲手剥夺了俄罗斯国家独立自主印制钞票、发放贷款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他们拒不采纳任何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工业政策和投资政策，实际上中止了科学研究，停发了用于鼓励科学技术进步的奖金，摧毁了国防工业，将预算政策简化为仅仅是完成削减开支、增发国债任务的呆板手续。在经济萧条面前，他们除了慢吞吞地去适应而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为什么社会会接受这样一伙人数上微不足道、但因有国际资本撑腰、蓦然间变成了全能的寡头集团的骗子们强加在头上的游戏规则呢？国家机器以及强大的国家组织怎么会去顺从这样一些规则呢？
在俄罗斯的精英中间形成了这样一些“游戏规则”，声名显赫的工商界人士为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按规则向官员行贿，逃避税收，将相当数量的资本转移国外，在当权者中寻求保护伞，与他们共同谋取极有价值的国有资产。反过来，高级官员“兼作”某些主要金融实体的领导人，成为寡头统治集团家族中的一员十分重要，另外获取西方主要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为能实行自我毁灭国家、侵吞国民财富、放弃国家主权的政策，它们建立了一种能够将人民彻底地与政权分割开来的机制。在这期间，对于俄罗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人民及权力的代表机构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怎样的评价都不重要。专家们和同事们的评价几乎是一钱不值，就连总统的态度他们也并不很在乎。只要决定他们去留的大权掌握在控制着总统近身周围人物的寡头家族手中，只要他们的报酬主要从这些家族那里领取，那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向这些家族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属于七国集团成员国的一些相关特务机构对负责处理宏观经济政策部门领导人的活动所给予的评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事关重大的。这些机构的评价好坏，通过它们本国的政治领导人，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个人在俄罗斯政府中所能得到的任命。十分荒谬的是，在实行了“民主改革”之后，俄罗斯人民与政权的异化程度比原来更严重了。政府对宪法要求它应尽的义务漠然处之，不提供社会保障，在执行经济政策过程中完全不负责任，随意操纵选举结果，这一切促成人们对当局失去了信心，报之以冷漠和抗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的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大多数居民都对新的政治现实持批评态度。40％以上的居民赞成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个比例可以被看作是晴雨表，它反映出当前的政权体系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合法性。社会中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或是社会机构(包括军队及教会)，还能够得到大多数居民的信赖。在俄罗斯，信任总统、政府或者议会的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15％，谁都不相信的人数日益增多。25％一45％的俄罗斯居民认为，统治当局并不代表也不捍卫人民的利益。新的法律制度受到公众的抵制，大多数居民认为这些法律是按照公司或者犯罪团伙的利益而制定的，并没有体现公众利益，法律上的虚无主义正在抬头。国际调查研究中所采用的人民与权力异化指数表明，60％以上的俄罗斯人确信“统治当局并不关心普通百姓”，而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持相反观点的人，譬如认为“统治当局关心普通百姓生活”的人，在俄罗斯仅占不到5％。在改革过程中，大多数居民并没有看到情况在好转，对改革政策和私有化结果持否定态度。公众的头脑中已经形成这样的固定观念，这是“一个反人民的政治制度”。近年来，认为俄罗斯统治当局在推行经济改革时不再考虑人民的忍耐程度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2％一56％。这表明现行经济政策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出现扩大的趋势。
长时期实行一项与国家以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相抵触政策的寡头统治集团是如何设法抓住政权不放的呢？使他们能够一方面执行与人民相敌对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能在表面上维持民主机构发挥作用的，是怎样一种政治机制呢？
在目前这场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种族灭绝后果的革命性改革中起主要作用的活跃力量，是由下列一些人组成的天然共生体系：怀有反俄罗斯情绪的激进极端派，他们梦想把任何形式的独立的俄罗斯国家体制消灭掉；为前面这些人撑腰打气、一直寻求削弱俄罗斯的外部力量；在护法体系遭到砠坏的情况下拼命攫取国民财富的犯罪分子；与统治当局有密切联系的商业组织，它们利用自己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人员，通过事实上将国家职能私有化的办法为自己攫取超额利润创造条件。它们之间这种融合的结果，就形成了寡头统治的政治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权力被人数极少、主张世界主义的一伙人所篡夺，他们敌视俄罗斯的民族利益，通过强行分割国民财富和向国外转卖部分收益而致富。这伙人试图将俄罗斯国家改造为一个依靠外国贷款来维持既殖民地政府，借此保护自己的地位，而外国答应向这个殖民地政府提供贷款的交换条件，则是要它拱手向跨国资本交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权。这一集团为了抓住自己的权力不放，不仅毫不手软地对人民施用惩戒性警察行动，而且还利用外国特务机构的援助。这一集团通过大众媒体实行了一套腐蚀人民、恫吓人民的政策。
这些年间形成的买办寡头精英集团，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主要政治机构。由于他们事实上控制了全国性的主要国家政权机构和反对派政治组织的领导成员，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处置国家财产和财政的无限权力，他们力图通过最便捷途径进一步发财致富。支撑其统治地位的机制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绕开一切法律和道德规范，而以政权结构内部的“自己人”作出的决定，将侵吞国家财产的做法合法化。规模空前的全民财产私有化行动，就是采取这种鬼鬼祟祟的办法，在利益相关人之间进行的，之后再通过“自己人”以政府决议和总统法令方式将之正式化。”极其宝贵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电视行业以及金融体系的设施就这样被分掉侵吞了，这些设施对于国家安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几乎作出每一个关于对重大国家财产项目实行私有化决定的背后，都可以查找出利益相关的商业组织与相关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之间作出交易的痕迹，前者起草私有化计划，后者负责计划的执行。
第二，操纵国家财政，将预算资金“吸走”，注入到“自己的”商业银行中去，让国家发行的现金以及外汇资源通过自己的渠道流通，这些都是寡头统治集团最惯用的经商手法。甚至连由于所执行的货币政策而引发的预算危机也变成了那些“关系很硬”、近水楼台的实业家们取得超高收入的一个源泉。国家有关立法规定，禁止为了弥补预算赤字的目的而利用中央银行的直接贷款。但这项禁令也被用来对货币发行实行私有化，他们采取纸上贷款和相互抵消的方式，由财政部委托商业银行去实现。结果，许多已经得到批准的开支项目，其预算拨款的20％一60％被这些“庭内的”商业中间人给挪用了。
1993年秋政变和炮轰议会反对派事件刚刚发生后不久，那些在政府周围麇集起来的寡头家族就以非法对自家公司实行税收和海关关税减免的办法，公然进行有组织的盗用资金活动。寡头集团成功获取的首批法令包括允许自己的商业组织享有非法特权的一系列总统法令。仅会计署对这类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一一全国体育基金会所作的审计就表明，从1993年末一1995年初，他们采用这些手法从联邦预算中盗走了20多万亿卢布。甚至就在1995年初一项由国家杜马倡议的法律获得通过，直接宣告这种类型的特权属于非法之后，利益相关的政府官员还依然我行我素，将40万亿卢布作为“赔偿”，付给了那些因取消非法特权而蒙受损失的资金盗用者。
第三，通过建立对主要大众传媒工具的控制和在所谓的“大众传媒康采恩”中实行事实上的新闻审查制度，操纵公共舆论。传播谣言、进行恐吓、愚弄群众、败坏人民道德风气，这些已经成为被寡头集团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的全国电视台的主要手法。
为寡头集团所控制的电视频道的典型节目，尽是些无耻的诽谤俄罗斯的宣传，目的是要摧毁俄罗斯人民传统的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宣传崇洋媚外，不加掩饰地向俄罗斯的敌人表示同情。这样的内容在相当大量的新闻报道中公然可见，譬如从津津乐道俄罗斯飞机坠毁的消息，到把车臣匪帮描绘成英雄。
每日数小时不停地日复一日地在主要电视频道中诋毁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这种宣传产生的后果是：人们变得麻木不仁起来、默默地屈从于殖民化的政策、借酒浇愁、诅咒当局。
第四，控制送交总统的情报。送交总统的情报有一套多层次的筛选和编制制度，这一制度使总统无法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有效地控制了那些与总统关系最密切的人，寡头统治集团已经将国家政权本身私有化了。该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打击自己的对手，将之用于攫取国民财富的目的。那些招致寡头统治集团反对的人，很快就会得到一份由那个封闭圈子里的人代为起草的总统决定，从而被从政权机构中排斥出去，这些都并非偶然。
第五，以建立各种警卫组织的名义建立私人武装部队，扩大内务部队的编制，以便加强刑事警察机器，不断地对武装部队领导人进行恫吓，在高级军官当中制造腐败问题，败坏现役军人的士气以及他们在公众眼中的信誉。一个具有爱国主义头脑、高度专业化并时刻警惕着准备保卫民族利益的军队，对这些买办寡头统治集团是一种威胁。因此，它们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瓦解军队，其手法从克扣军费、无数次毫无意义地对部队进行整编，到通过军事冒险行动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军队，通过大众传媒对武装力量进行诋毁。因贫困而堕落、因服役生活困难而觉得生活变得毫无意义的军官们，意志动摇了，自杀、丧失对捍卫祖国的信念、无法理解国家为什么会自我毁灭的事件屡见不鲜。
在军队出现腐败问题的同时，寡头统治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并欲借“其他手段”让其政策能够继续下去而建立起私人武装力量。每天关于实业家、国家官员、政治家被暗杀以及其它恐怖活动的报道不绝于耳，这说明一场真正的战争正在进行，发动战争的是寡头集团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后者为了达到侵吞国民财富的目的已经和寡头集团勾结在一起。
第六，现行政策得到国外政治上、道义上以及技术上的不断支持。俄罗斯现行政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过哪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及。但是前面所说还不是“外国力量所起作用”的全部。最为成功的寡头统治家族，都是与影响巨大的国际资本组织有密切交往的家族。那些能够对俄罗斯施行有效统治的寡头集团，就其利益所在而言外向型的要比内向型的多。它们的“桥梁”作用正是表现在这里：将俄罗斯的国民财富转交到国际资本手中。它们所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资本输出增加自己的储蓄；是它们那种能够吸引国外无条件支持其自毁俄罗斯国家这种政策的价值体系；是它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一一即在国外“搭窝筑巢”，让子女在国外长大、受教育，寻求机会参加外国的名流俱乐部。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寡头统治集团会那么轻易地就把确定经济政策的职能事实上拱手交给国际金融组织，为什么会在决定俄罗斯国内外政策的大方向时放弃自己的主权。
第七，寡头统治集团通过受其控制的政治领袖，将反对派玩弄于股掌之上。研究了俄罗斯所实行的政策，就不能不承认，一切反对派，无论其政治倾向属于哪一端，都在稳定现行寡头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寡头统治集团既缺乏社会的有力支持，又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痛恨，在此情况下，它之所以还能把持政权这么长久，这要归功于它事实上已经把主要反对党派和社会组织的领袖们笼络进了自己的门下。这些人充当着“政治防波堤”的重要角色，其任务就是要将社会抗议运动控制住，因势利导，将之化为议会辩论、公众集会，以及无关痛痒、对寡头统治集团并不构成威胁的公众抗议行动。他们对自己的这种角色掌握得恰到好处，做了不少政治戏，愚弄了贫困的人民，用激进的口号吓退了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而同时又能绝对保证不对统治政权构成丝毫威胁。
竞选中，许多反对派领袖在公众广场上或讲坛上言辞激烈地抨击政府。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无力和不愿对有意义的政治决定施加任何影响，无力和不愿为争取在采用什么样政策的问题上具有真正的发言权而斗争。同一些人的两种表现就这样如此巧妙地契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躲在政府背后的买办寡头集团，直到1998年秋之前仍在照旧实行着侵吞国民财富、将之输往国外的政策，对议会中那些揭发丑闻和攻讦性的空洞演讲他们以嘲讽的态度一笑置之。
这样的“反对派”政治，使寡头统治集团能够在俄罗斯稳固地控制局面，保持政治上的主动，及时根据自身利益更换国家权力机关中的领导人物，不顾时时高涨的社会紧张局势和来自人民的抗议，执行有厚利可图的侵吞国民财富的政策。正是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对公众抗议行动所产生的灭火作用，才使寡头统治集团能够维持权位，将民众的不满和绝大多数人民对其反民族政策的抗议，通过“排气阀”以无害的方式发泄出去。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在俄罗斯已有近3/4的人口对国家领导人失去了信任、一半的人民倾向于进行政治制度变革、1/3的人民已经准备直接参加社会抗议运动的情况下，统治政权要保持稳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寡头统治集团能够在1996年的选举中令人不可思议地取得胜利。当时该集团的那个已经丧失了大多数人民的信任和同情的候选人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反对派的最高领袖们并没有打算携起手来，没有对计票过程进行艰苦而且危险的监督工作，他们喜欢扮演寡头统治集团指派的在选举的政治游戏中应担当的角色，而不打算认真地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第八，正如暗杀罗赫林将军事件所揭示的那样，政治恐怖仍然是保护寡头统治集团坐稳政权的手段。1993年10月政变期间，政治恐怖手段得到大规模运用，这种手段依旧是恫吓反对派的有效手段。他们一再威胁要强行解散国家杜马，放出口风说准备进行镇压，将资金“大量注入”总统的警卫组织，扩充这支队伍，这些都给政治局势制造了某种特殊氛围，不断提醒人们记住，这个政权准备诉诸一切手段，以保证把反对派的行动限制在政治舞台许可的范围之内。
他们为了使上述列举的各项手段均能保持“正常工作状态”，不惜倾注大量资金，其数额竟比我们这个已沦为乞丐的国家看上去所能找得出来的资金数目还大。俄罗斯在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运动时或者举行州长选举时，出手之阔一点也不输于主要的民主国家。仅竞选运动一项一年就花掉了几十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用于政权再生产机制的开销中的冰山一角而已。整个公共政策以及通过大众传媒塑造公众舆论，这些都需要每年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开支。用于安全勤务、行动和分析工作、向总统的“亲密随从”行贿、收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其他秘密政治行动的开支，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有这些钱都是从台面下支出的，在官方的账面上找不出一点痕迹。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资金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呢？
为侵吞国家财产和国家基金提供合法渠道的体系，乃是使寡头统治集团的地位得以延续的基本再生产机制。它的第一条渠道是发放私有化“证券”，这种方法使那些消息灵通的私有化运动组织者以及他们的同谋能够将公共财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攫取到手。第二条渠道比较宽一些，他们以人为制造资金缺口的方式，通过银行体系侵吞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的资金。商业银行利用付给企业结算账户的利息率与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所取得的利润率之差，通过挪用企业资金，对多达国内生产总值14％的资金进行了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通过享有特权的银行，对预算资金进行“循环利用”，这是过去和现在一直沿用的第三条传统渠道。最后即第四条、也是合法盗用国有财产路子最宽阔的一条渠道，建立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长期债券“金字塔”，通过这一渠道，商业机构从联邦预算中抽走了3000亿卢布，而且政府还承担义务要再支付4200亿卢布。在科学能力和生产能力均已遭受令人发指的破坏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国债市场却变成了世界上利润最丰厚的地方，且不要说在放松对俄罗斯经济管制的过程中，货币当局为其他具有超高收益的业务所创造的机会。金融投机活动中的淘金热，完全传染给了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人员，导致他们对明目张胆破坏国家财政的做法视而不见，看不到眼前实现的稳定具有虚假的性质。
如上所述，政府预算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超高收入源源不断地从联邦预算中挖出来送到金融投机家手中。截至1998年中，全部预算开支中用于国债还本付息支出的比重已经上升到总数的1/3，寡头统治集团实质上已经将国家的作用贬低到只是从生产领域和居民那里榨取税金，以便能从国家债券的“金字塔”中榨取超额利润。将俄罗斯纳税人目前的和未来的资金拿来再分配，送人金融投机家们的口袋中，这种做法规模之大已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
在我们分析过中央银行如何通过自己的运作并利用货币储备政策来支撑国债“金字塔”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从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而实行的金融政策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它有损于国内商品生产商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种运作机制包括如下三项业务。
1.财政部发行国债，债券收益率为30％一100％不等，高低取决于市场情况。
2.外国投机商为用卢布购买国家短期债券而需购进卢布，于是将美元卖给中央银行。
3.中央银行为买进美元而发行卢布，之后将刚刚购得的外汇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和以短期存款方式存人外国银行，外国银行的短期存款年利率为5％一7％。这样就保证了卢布汇率稳定，卢布与外币之间可以自由汇兑，资本可以自由输出国外。
看一看按照这一程序实现巨额货币流通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吧。在建立金融“金字塔”的不同时期内，俄罗斯国家每收购一个美元，按年率计算就有10％一95％的净亏损。考虑到非俄罗斯居民拥有的国家短期债券1997年数额约为200亿美元，因此不难计算，按国家短期债券收益率平均为25％考虑，1997年俄罗斯金融体系仅在与外国人所做业务这一项中就净亏损约40亿美元左右。这年秋季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这些钱几乎全数都被带到了国外。
难怪世界金融投机家们会那么如醉如痴地要让这个发疯般旋转的轮盘继续转下去，俄罗斯的国民财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自愿地自行销毁了。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要拿出几十亿美元为俄罗斯的预算打气，但已经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变成了乞丐的俄罗斯，却成了整个世界金融投机商获取超额利润的源泉。在这里，不必冒什么风险就可以通过倒卖国家短期债券“赚取”50％的利润。之后，再将这些钱投资到企业股票交易中去，在封闭的股票现金拍卖中，将按其实际价值1/10—1/100的价格出售的某些重要企业的股票买到手，然后再花一点钱，做做样子地对其“所得资产”进行清产核资，之后再以高出买入价5—10倍的价格出手。
但是，正如物理学家都确信永动机并不存在一样，经济学家也十分肯定，创造财富决不能无中生有。俄罗斯债券所生出的投机性超额利润，最终还得由俄罗斯人民付出，要用国家预算和国有财产担保。他们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国有财产的白白流失，还有预算制度所遭到的毁坏，国家债台的高筑，以及未来几代人偿债负担的加重。
在俄罗斯实行的金融政策，是为寡头统治集团及与其相联系的外国金融投机商们的利益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重要工具。生产部门的财务资金，以及人民的收入和储蓄，是金融投机商获取超高收入的源泉，而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意味着其后果将是：在生产领域或公共部门就业的大多数居民面临着被种族灭绝的危险。因此，和通常一样，为实行这样一种种族灭绝政策所需付出的代价还要由这项政策的受害者来承担。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
俄联邦联邦会议（俄议会）国家杜马议员，2004年2月8日登记为俄总统候选人。
1961年出生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市。
1983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控制论专业。
从1983至1986年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研究生。
1986至1991年初级研究员、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从1991年11月至1992年3月俄联邦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俄联邦对外经济联络第一副部长。
从1992年12月23日至1993年9月21日，俄联邦对外经济联络部长。
从1993年12月12日至1995年俄罗斯民主党第一届俄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员。
1996年8月14日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经济安全局局长。
从1996年12月俄联邦安全会议委员会机关信息分析局局长。
1999年12月19日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选举联盟当选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俄共产党杜马议员团成员。
2002年9月8日参加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区长竞选。在选举中位居第三，获得21，6%的选票。
从2002年5月俄联邦工商会对外经济促进委员会主席。
2003年12月7日从祖国联盟当选第四届俄联邦国家杜马议员。
2000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著有120余篇或部论文和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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