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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角度看，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人口及入世红利逐渐消减、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渐释放完毕，基础设施投资潜力减弱，技术引进所带来的效益降低，资源约束逐步增强，中国经济自身已经进入从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向内涵式的结构调整、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从政策刺激向内生增长转变的拐点。受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趋势性减速通道。
中长期增长中枢下移难避免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大规模投资建设高峰期已经基本结束。在四万亿投资刺激下，2009年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新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为94.9%，到2010年一季度则迅速下滑至57.9%，此后逐步下滑。今年一季度，投资贡献率更是跌至30.3%，已经达到近几年的最低点。
受地方ZF债务持续攀升影响，地方ZF投融资能力下降。国家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地方ZF土地财政收入下滑，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同时，商业银行收紧地方ZF平台融资，地方ZF越来越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支持。企业扩产的积极性不足，投资意愿下降。受经济放缓影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盈利能力下降，主动补库存和加大生产力度的意愿不足，有的甚至仍处于去库存化的过程中，因此投资需求和意愿均有所下降。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难以改观。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影响。2009-201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8%、7.9%、-5.8%和-2.2%。预计短期内，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改观。
短期内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主导作用难以显现。2009-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5%、37.3%、51.6%和51.8%。尽管2012年消费贡献率已经超过投资贡献率，但短期内消费仍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中长期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收入分配改革和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但在短期内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主导作用还难以显现，一是我国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完善，社保水平较低，居民防御性储蓄增加造成消费率低。二是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居高不下，这些硬性需求制约着人们的消费能力。三是收入分配不均衡，居民报酬占比下降，居民实际购买力提升乏力。第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困难，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短期内，这些制约消费的因素尚难以解决。
政策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通常情况下，ZF调控经济的最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都属于过程目标或间接目标，而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则与人民生活及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属于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或直接目标。要增加就业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能够适当提高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尽管近年来ZF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但“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实际上已经为经济增长划定了一条看不见的“底线”。
从2006年开始，我国一些沿海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一些企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种新现象，但这一现象客观上提高了ZF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实际上，“民工荒”只是就业问题的一面，另一面还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在7.5%左右，CPI在4%(ZF目标为3.5%)以内或许就是决策层所能够容忍的“底线”。
目前经济下行的趋势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财政政策方面，有效投资不足，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而地方ZF债务压力巨大，虽有投资意愿但投融资能力受限。货币政策方面，在内外部需求低迷、国家严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虽然降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经济，但其所带来的信贷风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让决策层不得不慎重。
在传统经济刺激手段日渐失效的情况下，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动印钞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即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M2/GDP”通常被用来度量一国的货币超发程度，一般而言，该比值越大，货币超发越严重。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截至2011年的数据来看，该比例的全球平均值为12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金融危机后我国M2/GDP持续上升，但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CPI走势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步性。一方面，我国GDP增速和CPI或许都被低估。另一方面也说明，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已经难以对出口及经济增长产生有效刺激作用。
在投资拉动作用减弱、出口低迷、消费增长缓慢而货币供应量相对较为充足的背景下，央行选择降息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决策层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决策层显然已有清醒的认识。近两年，中国ZF主动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这表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高增长的不可持续以及经济刺激政策的局限性。
“底线”决定下阶段政策选择
从目前趋势来看，近期经济或将继续下行。经济下行的程度和决策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底线”，共同决定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如果经济下行程度仍在容忍范围之内，ZF或将着眼长远，推动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如果经济下滑程度超出容忍范围，ZF为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失速下滑风险，或将采取短期措施予以“兜底”。
从长期政策选项而言，首要工作就是推动改革和创新，通过深化改革改善经济结构，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最大机会，也是改变市场对经济下行预期最有效的手段。
首先，要减少ZF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逐步放开投资领域，放开市场准入。要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企业和市场，给予私有产权更好的保护，从而提振民间投资的信心。
其次，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预期和信心，推动有效消费需求的形成，积累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第三，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实现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做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第四，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流转、人地分离，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打造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从中期政策选项来看，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在动力，是推动各项改革的战略突破口，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新型城镇化重点应该由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城市化转变，转变的重点应该是在城市打工的广大农民工的市民化。据测算，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每转移1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领域的投资。
如果经济下行超出容忍范围，为避免下行失速，则有必要采取相应的短期措施。短期政策首选仍是投资拉动，尽管并非最佳选项，但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短期内仍难以替代。投资的重点首先是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电力设施以及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等；其次是加大保障房项目建设；第三是加快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
最后，适当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虽然中央多次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但地方ZF处于控房价和稳增长的两难境地，受多种因素制约，实际调控效果不仅难以显现，甚至适得其反。
当前房地产调控采用限价、限购等行政手段，这只能是过渡措施，因此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调整的方向应是差别化调控，首先是适当加大对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等；其次是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对保障房要坚持限价、限购、限面积；第三是应尽快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改征收流转税为征收持有税，在做到保证税负公平的同时，鼓励交易、推动更多的存量住宅进入交易市场，进而推动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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