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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宋敏教授采访实录

2004-2-2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发表 王格玮 何英华 阅读1795次 问:请您谈谈大陆经济学教育的看法。
答:先说说本科生教育。
  在1997-98年,就是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每个大学基本上设置都不太合理。我最早接触的大学是华中科技大学;我参与了他们的经济学院的改革,因为是华中科技是一个理工科的学校,经济学院属于新生事物,没有传统的约束,所以比较容易改革。
  目前的情况要好多了;课程设置已经基本与国外大学接近,但是在教学质量、师资水平上还有参差不齐的问题;教师讲课的风格和对课程的理解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当然教学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武汉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大陆本科经济学教育中名声很响。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展经济学和数学(或者其他理工科)双学位教育。我个人对此的看法是,这并不是很必要的。这种课程设置可以使得我们的本科生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但作为本科生教育,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知识面的培养。因为从长远来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眼光和直觉。
  另外一方面,国内比较重视介绍经济学各种流派的思想。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如果不在本科阶段学习,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从美国的本科生教育看,不管哪个学科的本科阶段,学生都学很多学科的基础课程,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比较是思维广阔、想法特别多。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我在大学时候接受的是苏联式的数学教育。到美国很长时间后,我才培养出我的直觉—看看华尔街日报等。据我所知,现在那些双学位的课余时间很少,可能会造成直觉方面培养不足。
  对于研究生教育,我了解不是很多。感觉上是要比本科生差一些。
  研究生的课程应该主要是读论文,这样就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地大学研究生课程很多是讲座的形式,系统的进行教育的较少。而在国外,研究生的教育主要由年轻老师负责,他们都是正在进行前沿研究的人,这样就很容易把学生带到前沿。而一些成名的年老的教授,主要教授的是本科生的课程——他们会把基础课程讲得深入浅出。从这方面来看,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跟师资的关系更大。
问:请您谈谈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答:因为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是投资学,所以我主要在这方面谈一点看法。
  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是行为金融学。它把传统的经济学假设推翻,重新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现在假设理性之中有非理性的因素,所以很多理论要从新思考。比如,资本定价理论、投资理论等等。
  另外,从公司金融学来看,这可能还是与投资学联系很紧密。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来看公司金融决策。另外,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总是实践早于理论,因此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也是很前沿的问题。
问:紧接着您上面提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总是实践早于理论”,有种说法是“金融公司研发部在金融方面的研究要领先于学院派的研究”。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答:这种观点我不能同意。金融公司的研究一般都是就事论事,依据市场的需求、为私人利益而进行的研究。他们的观点并不是中立的。虽然他们在研究的技术上有可能,但是真正的思想还是大学中的研究者做出来的。虽然他们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方面可能有一些优势,但那些long-lasting thoughts、那些系统的理论还是需要学院的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
问:您能否谈谈对这次年会的总体看法?
答:我针对上一届年会曾经写过一篇东西。这一届的年会规模更大、更加规范,论文的质量也有很大进步。但是跟上一届年会一样,有一些同样的问题。比如,论文提出的问题(issue)很大,很有洞见,但是论证不充分、匆匆忙忙得出了结论。我觉得今后要在精炼(refine)结论、进一步研究方面下功夫。
问:对于大陆经济学界与香港经济学界的交流,今年的年会中有一个香港经济学家专场,除此之外,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加强两地学者的进一步交流?
答:今年年会中的香港经济学家专场讨论会是第一次,香港大学是这个专场的主办者。这个专场的参会者除了香港的学者还有新加坡的。我们的目的是setup an example,我们希望中国经济学年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带来不同的声音。两地的学者可以相互学习——比如香港的学者向内地学者学习寻找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一定会带来一个多赢的结局。现在香港的学界基本有一个共识,觉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研究的时候不能与大陆分隔开。
  说到两地学者的进一步交流,我觉得有可能的话,年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选择香港大学作为承办学校。今年香港大学刚刚被接受成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学校之一,下一步的目标是在香港举办年会。这对于两地经济学界、甚至包括台湾在内的三地经济学界的交流会有更进一步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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