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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郭朝蕾:国防经济学的演变

  自近代以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用经济学的技术来解决冲突和安全问题”,藉此以分析经济方面的各相关因素对战争的支持能力或制约、战争收益等方面问题。国防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运用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科。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这一巨著中,看到有关国防与经济关系研究的最初的踪迹,斯密专门就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战争费用的筹措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1914年F·W·赫斯特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1921年A·C·庇古的《战争经济学》先后出版,意味着至20世纪初,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正式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60年,以3本当代经典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国防经济学正式创立”。这3本著作分别为,查尔斯·J·希契和罗兰麦基恩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刘易斯·F·理查森的《军备与不安全》;托马斯·C·谢林的《冲突的战略》。这些著作主要是以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为观照点,研究在东西方对抗的条件下“核威慑”、“军备竞赛”、“冲突与国防”等方面问题,可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自此以后,欧洲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界对国防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国防经济学研究。1996年出版的《国防经济学手册》,可以说集中凝聚了国际经济学界在国防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心血。
  正如姜鲁鸣所言,“在不同时期,国防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早期的国防经济学研究滥觞于国防开支对国民经济影响和国防开支筹措方面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期冲突范围大大扩展,战争发展为国家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战争”需要以“世界”为边界分配和控制资源,因此人力资源和物资的分配和使用很自然地成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对象。这一时期,因应战争的需要经济学家们的目光,主要投注在军工生产、后勤管理、战争运筹以及“如何有效地削弱敌人的经济”等方面。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推进,经济学家们又开始探讨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在二战及其停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因战争范围扩大所呈现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也进一步扩大,其研究方法也进一步扩展,于是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活动分析和对策论等研究方法应运而生。而这一系列研究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成为和平时期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方法,以致对1950年代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显然,国防经济学并不仅只是被动地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它同样也能够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战结束不久,世界很快就进入“冷战时期”,也有人称之为“核战略时代”。在冷战初期,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在武力手段之外,通过有效地经济手段这一政策工具也可以实现或保持各种战略目标”,所以经济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工具”。因此“奖友罚敌”成为西方国家的战略政策目标,于是出口控制、贸易制裁、经济援助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出现系统化、权益化和货币化的新趋势。也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从此前的规范方法进一步引入实证方法;对军事力量的规模、装备、部署和给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中去,由此微观经济学的概念结构成为国防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冷战的升级,使一个“以恶制恶”的办法――核威慑越来越成为接近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经济学家称之为安全”的一系列问题也因之大大增加,“威慑模型”和“军备竞赛模型”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战争风险的加大,促使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人们开始注意到高投入的国防体制、东西方对抗的逐步发展,诸如此类因素的扩展有可能带来经济崩溃的后果。总之,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范围又进一步拓展到军事联盟方面的问题,即盟国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协调的方法,对防务负担分摊等方面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经验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增长,国家间进入一个愈益相互依赖的时代,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地愈益提高,以致国防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又得以进一步扩展。在麦奎尔看来,国防经济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是:1.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政治经济学;2.国防和国民经济;3.国防战略和结构;4.成本-效益分析、规划决策和国防管理。研究内容和研究重心的变化,使得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成为必然,博奕论的应用成为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从多种意义上讲,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不啻意味着爆发新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降低,由此一些国家的国防开支也会随之下降,由此而带来的裁军问题、国防工业转型问题、与武器销毁相关的诸问题、新形势下战争样式变化后的武器供给问题等;尽管大国间的战争威胁已经不再紧迫,但是“敌存去祸,敌去招过”,一些国家及国家之间一度被冷战所掩盖的种种矛盾,如民族、种族、宗教冲突,很可能会酿成地区冲突甚至战争;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但也扩展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定义和范围,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为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国防经济学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假如,将这一阶段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做一浓缩,或许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军费理论、国防工业基础理论、军备竞赛和裁军理论、冲突理论和军事人力理论等方面。而其中的热点问题,则为新形势下国防采办和军队供给效率、核扩散、和平红利和非常规冲突等方面。而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分析方法的地位更进一步上升为主要分析方法。一般而言,我们往往将实证分析归结为恪守在“是什么”的原则基础之上,但是从这一阶段的国防经济学文献看,国防实证分析所涉及的往往比“是什么”所涉及的内容蕴含更为丰富,它所要求的必然是可检验的,在逻辑结构上是严密的,并且具有“有用性”的特点,即可供人们判断或选择。例如,对国防采办、军备竞赛以及恐怖主义方面的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是什么”层面上的研究,因其研究的可检验性和研究逻辑的严密性,为现实的国防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和选择的基准,所以这些研究都具有了十分突出的政策含义。同时,研究内容的扩展,也使得规范分析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对安全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安全的定义,提出了新的安全观。由此,我们想到一句格言“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则是灰色的”,理论研究只有在追踪现实问题时它才是有意义的。
  9·11事件以后,国防经济学家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或许说挑战也是动力它又极大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新发展,从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冲突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军事联盟经济学等。
  冲突成本,作为冲突经济学领域中尚在发展的一个分支,过去一直由政治学家们所垄断。人人皆知战争是昂贵的,但是对于战争成本与收益的实证分析却较少有人谈及。然而自从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成本-收益框架引入该问题的研究以来,研究面貌顿时为之焕然一新。对于战争的评判开始有了一个更为理性、更具操作性的评价标准。对于战争成本的估计不仅要考虑军事成本,还有考虑到非军事成本即民j间经济为此付出的成本。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在估计军事成本时不是简单地计算冲突中所发生费用,还要考虑到冲突的额外成本、更换装备的成本、人力资本的损失、尤其是可能引致的长期成本(比如派遣维和部队、战后重建、恐怖主义更大范围更高强度地反击)等。此外,在对伊战争的成本估算中,必须引起重视的是由于战前的决策是建立在有限信息的不确定性之上的计划编制而非后见之明的评估。因此估计成本时需要认识到事前的估算会与实际结果不同。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成本-收益框架对战争进行评估。至于非军事成本的估算则更为复杂,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即便美国只发射一颗巡航导弹到巴格达,美国经济也将付出代价。冲突对经济的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冲突会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而且,不应当忽视的是,如果没有冲突会怎样?机会成本同样不能忽略。周密的考虑必然会带来操作难度的加大,这也正是国防经济学不断拓展研究范围和增添新的研究方法的动力。有些研究十分耐人寻味,一些经济学家在成本估算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在估计收益时采用最低估计的方法,以海湾战争为例,若估计战争将花去英国30亿英镑,则政府必须估计至少能够从战争中获取30亿英镑的收益的前提下,才值得采取行动。这或许又可以为我们理解美英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多了一层因由。
  9.11事件的发生对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和军事联盟经济学等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恐怖主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早在二战期间就已产生。但近来的恐怖主义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特征,比如不对称性、跨国性等。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危险的非对称性,与传统的军队之间的对抗不同,恐怖分子以个人或组织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跨国恐怖事件具有超越国界的外部性因此在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的集体行动时就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的现象。尤其让经济学家们担心的是,一些恐怖活动还得到某些国家的支持。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种非对称性威胁已由现实世界扩展到了网络世界。针对恐怖分子在进行传统攻击的同时,利用网络进行数字攻击抑或数字侦察以使其攻击更为有效这一现象,国防经济学家提出数字战争威胁论的概念。
  尽管,军事联盟问题早就受到关注,但是阿富汗战争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 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将联盟视为以集体防御-安全形式提供公共物品的俱乐部”,“这就引起了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一国是否能从成为一个军事联盟的成员而获益。”对美国而言,其所提供的战略核保护伞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特征,而对联盟中的有些国家而言,只需要利用美国或其他大国为联盟防御所提供的努力即可,由此而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即所谓的对大国的“剥削”。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我们面前依然有大量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待研究。比如说,与下列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可以进一步深入:战争与冲突、恐怖主义、实现和平、维持和平和建立能够提供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新秩序。还有,有关国防企业未来的一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假如我们将1960年作为国防经济学的创立之年的话,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国防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我们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因其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方法的发展。如王逸舟所言,“好的方法论比好的本体论更有意义”,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学科”,充实、完善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其能否得以顺利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如上文所述,实证分析作为国防经济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而国防经济学家们的实证分析,远远突破对“是什么”的回答,同时又具有了可检验性、逻辑性和有用性的含义。早在1960年代博奕论就引入了国防经济学,发展至今“纳什均衡”已成为国防经济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再如“委托-代理”分析、合理预期理论、动态均衡方法,均在国防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说,当代国防经济研究运用了最新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
  我国的国防经济学研究迄今已有近20年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在卢周来看来“我国传统国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延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很抽象。”如此,使得作为一门经济学应用学科的国防经济学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意义。一些研究或为“大而不当的空泛之义”、或为“撞击反射式的应对”、或为“根据不足的‘创造’”。从根本上说,这些现象的出现还是源于思想上的平庸。当“平庸”涉入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方法,建立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国国防经济学体系”。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复杂的,我们所应对的是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我们在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认真借鉴当代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国防经济研究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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