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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学习
本屌研一，本科是电子信息工程，研究生是产业经济学，经济类就学过考研时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完全无任何基础。现在老师上的是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学，讲得有点快，有点跟不上老师，自己还在苦逼的自学庞浩的计量经济学，然后在考完研后自学了和正在自学《矩阵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泛函分析》《微分方程》《实变函数》这几本理工科研究生的数学书，大学时学过《自动控制原理》和《数字信号处理》对于一些高级宏观动态分析上涉及的基本控制理论，还是看得懂一点的。本人自认为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课程就是高微高宏高计和数学这几门课程，所以想认真学这几门课，其他的课程基本打算混过算了。求各位大神根据我现在的基础推荐几本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另外问下是不是必须学完初级计量然后在学中级计量再学高级计量啊。恳求各位大大指点迷津，开导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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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杨小凯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杨小凯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这种对宪政秩序承诺的可信性使得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时，执政者"为社会服务"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会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社会利益。这种"国家机会主义（Ｓｔ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类严重恶果。第一，政府会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窒息民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扭曲价格。中国历史上学者称之为官营工商业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上也有学者看出这种政府从商有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海耶克所说的，制定游戏规则和参予游戏的政府角色的混淆。政府的功能本来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及担当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如果裁判也可以参加游戏，游戏哪还有公平、公正可言？中国史家历来鼓吹政府应该是清水衙门，不能从事工商业，这应该是与海耶克的主张一致。 其次，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ｍｏｒａｌ ｃｏｄｅ），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是法治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是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少中国人批评传统社会太重传统道德，而不重法治。但以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和读到的法律教科书，我们可以体会到道德准则是英美普通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更原始更根本。在西方社会，各种不成文的道德准则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也更受人重视。很多从大陆去香港的新移民的行为特点足以说明此点。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在香港时行为非常有礼貌，不乱扔纸屑，但一旦过了罗湖关到了大陆，就像是另一个人，言行变得非常粗鲁无礼。这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每个人对不同社会群体对自己的道德期望有不同期望而造成。而这种对社会认可的行为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如果政府言而无信（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公然违宪判王丹、魏京生的刑），甚至在"宪法"中公然鼓吹追求一党之私（四个坚持），则整个社会的行为会非常机会主义，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也会非常低下。这时纵有漂亮的法律条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可言。 下面我们再考虑国家机会主义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近年对此问题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其中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各类寻租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包括资产特异性和议价过程造成的钓鱼行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欺骗行为等等），这类研究有时会得出一些民主和市场失败的结论。例如当一个划船比赛的团队中，各人划船努力的测度和节奏的协调费用很高时，用市场来协调划船可能比不上一个人下命令协调划船，下命令有可能犯错，划船节奏可能太快或太慢，但用市场价格来协调可能根本得不到节奏而使各人努力互相抵销。又例如两类生产活动，一类活动的投入产出容易测度，另一类却不易测度，则按市场原则论功行赏就会鼓励人们只生产前类东西而不生产后类东西，这时企业内的计时工资（不完全论功行赏）反而优于计件工资。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以张五常，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他们认为，划船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命令经济优于自由价格制度，而只是说明与劳力市场有关的企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会比产品市场更有效。 另一个例子是各种活动的效果都不易测度时，强调论功行赏可能会使人们在寻租上投入太多精力，在评级升级上浪费很多精力，这时，反而日本式的按年资升级能减少寻租费用。这种看法被有些经济学家"论证"，民主制度会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因而反不如东亚的一些非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不少公司里因为很多活动的绩效不易测度，所以老板认为按绩效升级评等反而会刺激寻租行为，所以乾脆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使雇员互相不知道各人的工资，而老板按他对综合效果主观判断来定工资。最近有不少这类经济模型"证明"过多的信息分享是有损效率的，而有效率的市场会使人们不去追求他们不应知道的信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指出，民主制度虽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但它也会鼓励私人企业家活动，这些活动却会限制寻租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类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能用来给我们前文中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另一类"承诺对策模型"（以马士金，钱颖一等人为代表），却支持我们前文的观点。这类模型强调，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来源是承诺不可信问题。特别是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最近一系列文章用承诺对策的概念论证国家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分税制）是使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激烈竞争时使他们追求地方公众利益的承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当然民主宪政是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成为可信的条件。 政府对宪政秩序承诺目前还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信。没有权力制衡，自由公平选举和政党自由，一个执政党保证在公平政治竞争下输了认输，怎么可能令人相信？如果政府对公众负责，不在损害公众利益时追求一己之私的承诺不可信，则会有如下恶果。首先，社会道德准则会江河日下，国家机会主义会为全社会所有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偷抢横行，不尊重私人财产，为人不厚道的社会就会出现。当大多数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一次时，这个社会还有何道德准则可言。当执政党公开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一党之私（四个坚持）时，社会怎么可能太平？更可怕的是，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会使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非常机会主义，因此执政党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秩序（'安定团结'）。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每次社会动乱都是上层内斗造成的。高棉的动乱又一次说明，如果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决定权力分配这些游戏规则没有稳定下来，则社会不可能安定，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这当然不能只怪这些"政治野心家"，主要问题在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时，政治人物争夺权力造成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政治人物会为了权力不惜将社会拖入动乱。为社会提供长期稳定的秩序是政府的首要功能，但至今为止，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制度曾有提供三百年稳定秩序的纪录，但大多数君主世袭制都没达到这个纪录。民主宪政制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但很多国家在立宪过程中陷入动乱（俄国一九一零年代的立宪和中国上世纪末的立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式的非世袭非民主政治制度无法达到君主世袭制和民主制的纪录。 君主世袭制为什么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因为世袭制是种部份满足布坎南"模糊面纱"的游戏规则，皇帝的位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有了王位继承法，王位的得失变得完全无法由个人努力争得。所以人们也死了争王位的心。用经济学家的话而言，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投入，因而使内生交易费用大降。这有点像用年资制限制寻租行为的功效。民主宪政在高层次上有同样功效。竞选中的激烈政党竞争使得输赢不可能由个人努力来控制，很多敌对的个人努力互相抵销，使选举的胜负变得象随机事件。这不但容易形成各方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的局面（因为游戏参加人不确定将来他会在朝或在野），而且这游戏规则比君权世袭要公平得多，即完全满足模糊的面纱原则。这原则声称，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在野，可能是被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游戏规则都是公正时，此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按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满足这种原则的社会秩序有可能长期稳定，超过君权世袭提供长期稳定社会秩序的纪录。 一个国家是否能走上这样一个宪政秩序的轨道是每个真正政治家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个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但是立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新游戏规则没有信心，会出现输了不认输，因而动乱发生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俄国最近的立宪过程中没有出现，但却可能在中国即将发生的立宪过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中国人比俄国人个人主义色彩更重（此处并无褒贬含意）。因此，我们有必要记取过往的激进变革的种种教训。 对激进变革的批评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以海耶克为代表）的传统。此传统就笔者的知识至少可追嗍到伯克（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ｋｅ）。他在一七九零年有名的"法国大革命反省"一文中就提出了自发秩序的观点。他认为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有人据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用这种看法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化，我们会更慎重对待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不轻易对制度的演变下结论，对自己个人的无知保持一种警觉。 为什么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于英国？我认为英国人由伯克代表的思想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领导人物对群体智慧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彭定康领导的香港的政制改革，我们对中英领导人的素质差别略有了一点了解。从最近的"末代港督"电视片中，我们了解到彭定康在决定是否政改的立法会前夕，对胜负还没有把握，但他不是让制度由个人胜负的利益来决定，而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尽最大努力与中方和其它各方玩一场公平的游戏。而中方却相反，一切制度安排完全以中方的胜负利益为准则，为了赢，避免输，可以把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下（中方和其它各方都积极参予了）产生的立法局废掉。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患无穷，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极难建立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英国人几年建立这套制度很容易，没有香港政府一百多年来在香港的令人尊敬（ｄｅｃｅｎｔ）行为，谁会相信香港政府对公平选举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类似承诺从来就不可信，它在香港的不道德和自私行为再次证明它的承诺不可信。而中国近百年来的动乱都是因为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引起的。辛亥革命是因为维新党对皇室承诺立宪的不信任引起，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对袁世凯对宪政的承诺不信任引起的。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不可信，其实是现代中国政治动乱迭起的根源，它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中国失去了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机会，而人民对这种承诺的不信任当然是当政者不道德和自私行为日积月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香港的行为再次将这种"动乱病毒"带到了香港，使香港人民对政府对宪政秩序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信任。中国人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解散香港立法局看似事小，实则是伤了香港法治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创立了一个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先例。如果香港政府在明年选举时，又以中方赢为标准来设计选举制度，那香港就完全倒退到中国式的反宪政制度去了。 而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后。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 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ｅ）就不会有人愿意当，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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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经济学家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9.4%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15日在第二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峰会上说，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步伐较快，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9．4％。 奥尼尔说，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明年中国经济还有望获得11．3％的两位数高增速。他表示，对全球而言，金融危机是一场可怕的危机，但是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是一场带来机遇的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经济会更加健全和更加可持续的这一趋势。 虽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速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但是他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依靠内需拉动经济的阶段，这个阶段将更有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个阶段，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会发挥更大、更为重要的作用。 他预测，今年中国内需将以13．3％的速度增长，远高于“金砖四国”7．5％的平均水平。就“金砖四国”而言，其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将远远大于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的需求可能将不再主宰世界的需求。尤其是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刺激措施，这些措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比欧元区还要高，也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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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公开课：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21-25
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21http://v.youku.com/v_show/id_122427282.html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22http://v.youku.com/v_show/id_122427299.html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23http://v.youku.com/v_show/id_122427320.html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24http://v.youku.com/v_show/id_122427337.html西南财经大学：计量经济学25http://v.youku.com/v_show/id_122427360.html数据分析交流群：304119463Python学会:24002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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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国农业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李勤昌近年来，美国的农业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和加强，不但与其他国家多边农业谈判的自由化主张背道而驰，也是多哈农业谈判久谈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的变迁实质上是一个各利益方在其政策形成机制内的政治斗争过程，观察美国贸易制度决策机构在制度决策中的政治行为便可一目了然。(一)美国国会的贸易制度决策行为。美国国会议员的贸易制度决策行为来源于他们的贸易政策偏好，而贸易政策偏好决定于许多因素，其中，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美国总统的贸易制度决策行为。在贸易制度决策中，美国总统的利益函数与国会议员是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在国会议员的利益函数中，所在选区的利益集团利益和选民利益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以确保连任概率的最大化；而在总统的利益函数中，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占有重要份额。即使是选民们，也期待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能够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当然，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在总统的贸易决策行为中有时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或者在总统谋求连任的时候，这种影响尤其有效。(三)美国贸易代表的贸易制度决策行为。美国贸易代表隶属于总统办公室，但却受着国会的直接影响，在国会与**之间扮演着强有力的“行政中间角色”，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贸易代表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的决策必须考虑会府两方面的立场。在历次多边谈判中，贸易代表一方面出于美国的整体利益考虑，协调内阁各部门政策立场，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谈判，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逼迫外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在谈判中又注重来自国会的利益诉求，对农业等“弱势”行业在制度上采取保护措施。(四)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对国会及**的贸易政策决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农业利益集团是美国实力最强大、影响**政策最为成功的利益集团之一，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经常可以看到美国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子。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用政治捐款游说国会，迫使美国**长期保持对农业实施支持和保护政策。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对美国农业贸易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趋势作出以下基本判断：1.就美国农业贸易制度总体性质而言，是一个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混合体，但在更多的时期和更大程度上，呈现保护贸易的基本特性。2.就农业国内支持而言，这是美国农业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将表现出很强的惯性，改革难度很大，这主要是美国农业利益集团游说政治活动的作用结果，美国的政治制度为其政治活动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3.就农产品市场准入而言，尽管美国农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但大量的多样化农产品进口挤压了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这些“利益受损者”就会组织起来，要求**提供边境保护。在未来，非传统的、隐蔽性更强的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将成为农产品市场准入中的主要边境措施。4.美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决定了其农产品必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长期的农产品生产过剩决定了它对国际市场的必然依赖。因此，美国在未来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改革过程中，一方面，仍会积极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为其过剩农产品开拓更广泛的市场；另一方面，美国的农业政策无法脱离保护的轨道，特别是国内支持上，不可能做出太大让步。由此推断，未来几年内，如果说多哈农业谈判能够“成功”的话，也只能是对原定目标的某种妥协。摘自《东北亚论坛》（长春）,2010.3.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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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仿真教材，用于公共政策的计量经济评估
MicrosimulationasaToolfortheEvaluationofPublicPolicies:MethodsandApplicationsbySpadaroA.FBBVA,Madrid,(2007).大小：359页格式：PDF目录：Introduction,AmedeoSpadaro.............................................................131.MicrosimulationasaToolfortheEvaluationofPublicPoliciesAmedeoSpadaro1.1.Introduction...............................................................................171.2.Arithmeticalmicrosimulationandtaxincidenceanalysis............231.3.Behaviouralmicrosimulation......................................................321.4Microsimulationandnormativepolicyevaluation.......................401.5.Recentextensionsanddirectionsforfutureresearch.................451.5.1.Macroeconomicanalysisandmicrosimulationmodels..............................................................................461.5.2.Introducingdynamics........................................................501.5.3.Firms,institutionsandinvestmentclimate.........................531.6.Conclusions................................................................................54References........................................................................................552.DirectTaxationandBehaviouralMicrosimulation:AReviewofApplicationsinItalyandNorwayRolfAabergeandUgocolombino2.1.Introduction...............................................................................612.2.Themicroeconometricmodel....................................................612.3.Laboursupplyelasticity..............................................................642.4.Asimulationofsomereformproposals.....................................652.5.Anempiricalexerciseinoptimaltaxation...................................682.6.IntegratingthemicroandtheCGEmodel.................................702.7.Out-of-samplepredictions...........................................................71References........................................................................................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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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点疑惑以及参照评论的自我解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西方经济学来说十分完美，我本人很喜欢政治经济学,但是我有一些疑惑之处在于：1*它并未解释经济增长，在扩大再生产里只说了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并未说明其源头，也就是没说生产力是怎样发展的。2*指责我的同学可能会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本就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在已知生产力的情况下，研究生产关系。我说这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人与物的关系是进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原理，但只从生产关系是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即生产力的增长应从人与物的关系着手，所以研究生产关系也是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未是世界主流的原因，因为它只研究生产关系。3*所以要全面了解经济，必须对西经（人与物）与政经（人与人），来做正反和，作大综合。自己对原先的说法的一些否定：1.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应该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至于很多政治经济学书只突出生产关系，那是他们的问题．２．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告诉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所需具备的条件，但是未说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如何产生的，即生产力本身是如何发展的． 由于我懂的还比较少，比较浅，我只知道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但我不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是怎样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是政治经济学未研究生产力．西方经济学偏重于生产力的研究，我觉得可以从中吸收一些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地吸收，因为西方经济学只重表象，而不重本质，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比如说：大家都听说过效用与使用价值吧．其实说的是一回事．但是政治经济学的表述更准确，西方经济学却模棱两可．而且政治经济学还有价值（体现了生产关系）这一重要概念，西方经济学却回避这一重要概念．我们既要深入学习政治经济学，又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来为政治经济学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３．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途，我对原先的看法表示否定，她必将成为世界的主流，或者已经是主流．因为她是正确的．有觉得西经能为政经所用的同学请发贴，谢谢．创新性劳动或许能解决生产力增长问题，见我的个人文集有关创新性劳动的文章。综合评论，我发现我的一个错误：马克思并不是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但是他没有讲技术内生化。请问那位能帮我解决这一问题。[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610:40:4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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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张定胜教授讲计量经济学 第二讲：线性回归模型
http://zouhengfu.blog.sohu.com/67284680.html欢迎张定胜教授讲计量经济学第二讲：线性回归模型标签：张定胜计量经济学欢迎张定胜教授继续讲计量经济学第二讲：线性回归模型PDF文档下载地址http://www.91files.com/?P2EI0KIJBSQ32EL86SYX不能下载此PDF文档的同学，请发邮件至xueyoujiangtang@163.com，邮件主题请说明需要计量经济学第x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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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受卡扎菲牵连辞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的院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Davies)爵士宣布辞职，在涉及学术界与卡扎菲家族关系的丑闻中，他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名的一位牺牲者。http://cn.wsj.com/photo/OB-MW146_0303da_D_20110303172932.jpgBloombergNews2008年1月13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院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Davies)在中国北京。霍华德爵士因为卡扎菲家族的捐款而辞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职务。从利比亚爆发民众起义伊始，霍华德爵士就承受着各方的严词指责，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此前决定接受卡扎菲政权控制的一个慈善基金会提供的捐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说，它将退还从利比亚人手中获得的这笔资金，并已委托哈里•沃尔夫(HarryWoolf)对该校与利比亚以及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卡扎菲(Saifal-IslamGadhafi)的关系展开独立调查。沃尔夫曾担任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2009年，赛义夫•卡扎菲担任负责人的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开发基金会(GaddafiInternationalCharityandDevelopmentFoundation)给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全球治理研究部门(GlobalGovernanceResearchUnit)一笔150万英镑(约合240万美元)的赠款。2008年，赛义夫•卡扎菲凭借其对“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机构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课题的研究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该校目前正在就赛义夫•卡扎菲的博士论文系抄袭之作的指控进行调查。因为赛义夫•卡扎菲的这笔捐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月爆发了抗议活动，挥舞着标语的学生们占据了学校行政楼，以抗议该校与卡扎菲家族的关系。霍华德爵士在他的辞职信中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声誉已受到了损害，他要为学校的声誉负责。他在写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董事会主席彼得•萨瑟兰(PeterSutherland)的信中说，从与利比亚有关人士处获得资金存在着风险，当初作权衡时应该更重视这些风险。霍华德爵士还承认，他当初在接受英国**邀请担任利比亚经济特使、接受卡扎菲政权邀请担任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的顾问时，犯了“个人判断错误”。他说自己从事的这些顾问工作一直是适度的、无偿的且进行了充分披露，但他也说，如果不做这份工作，他在捍卫相关制度方面可以更容易些。霍华德爵士曾是英国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的首任主席，在卸去这一职务后，他出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95至1997年期间，他曾担任英国央行(BankofEngland)副行长。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卡扎菲家族捐款一事曝光后，霍华德爵士就曾表示要辞去院长之职，但该校董事会主席萨瑟兰要求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理事会周二表示了对他的支持。但霍华德爵士决定还是辞职为好。由沃尔夫进行的独立调查将查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何接受这笔150万英镑的捐款，以及它为何接受利比亚方面为报答霍华德爵士2007年对该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建议而给予该校的50,000美元。其他要调查的事情还包括赛义夫•卡扎菲博士论文的真实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利比亚经济发展局(EconomicDevelopmentBoard)就培训利比亚公务员和专业人员事宜签署的一项220万英镑合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因为给利比亚投资局(LibyanInvestmentAuthority)负责人授课而获得的20,000英镑；该校从赛义夫•卡扎菲处获得的22,857英镑差旅费(主要用于购买机票)，用于那些到利比亚作演讲的学者。这是不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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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
谁有《计量经济学学习指南与练习第三版》李子奈老师编写的这本书的电子版呢。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在此谢过。邮箱是131696823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