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kedbyChristianRoessler,1HarvardUCambridge,USA100.02UChicagoChicago,USA89.73MITCambridge,USA73.74UCalifornia,BerkeleyBerkeley,USA71.95NorthwesternUEvanston,USA70.26StanfordUPaloAlto,USA65.67PrincetonUPrinceton,USA64.78UPennsylvaniaPhiladelphia,USA62.69NYUNewYork,USA58.910YaleUNewHaven,USA58.211LondonSchoolofEconomicsLondon,UK51.512UCLALosAngeles,USA49.613ColumbiaUNewYork,USA48.114UWisconsinMadison,USA43.815UMinnesotaStPaul,USA35.816UMichiganAnnArbor,USA35.217CornellUIthaca,USA34.918UniversityCollegeLondonLondon,UK34.219TelAvivUTelAviv,Israel33.620BrownUProvidence,USA33.621UCalifornia,SanDiegoLaJolla,USA32.922USciencesSocialesToulouseIToulouse,France32.023URochesterRochester,USA31.924UTexasAustin,USA31.525UMarylandCollegePark,USA31.126UIllinoisUrbana-Champaign,USA30.627TilburgUTilburg,Netherlands28.528OhioStateUColumbus,Ohio28.529UBritishColumbiaVancouver,Canada27.130CalTechPasadena,USA24.631CarnegieMellonUPittsburgh,USA24.232HebrewUJerusalem,Israel23.833PennsylvaniaStateUStateCollege,Pennsylvania23.634BostonUBoston,USA23.435UCalifornia,DavisDavis,USA23.236UTorontoToronto,Canada22.637USouthernCaliforniaLosAngeles,USA22.538UAmsterdamAmsterdam,Netherlands22.239DukeUDurham(NC),USA22.140UWarwickWarwick,UK21.341UEssexColchester,UK21.242TexasA&MUCollegeStation,USA21.043MichiganStateUEastLansing,USA20.944UCarlosIIIMadridMadrid,Spain20.745UCambridgeCambridge,UK19.746JohnsHopkinsUBaltimore,USA19.447UCopenhagenCopenhagen,Denmark19.048UVirginiaCharlottesville,USA18.849ArizonaStateUTempe,USA18.550UPompeuFabraBarcelona,Spain18.4
转者按:以下帖子转自宏观经济学版面,个人认为如我辈者只能老老实实在熟读、掌握前人传统理论基础上,尚有可能有所创新,因此,要求贴帖者必须在掌握一定理论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方可。本版注重现实经济现象的深入观察、思考与分析,但这些只能在前人基本理论基础作为“向导”。我们不欢迎不依据传统而所谓的“创新”。说句大实话:我和萧敢、leeleel等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认为要认真讨论、真心学习、共同提高的话,下述基本要求一点不过份,我个人的想法,我们真实经济学版面也想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精神实质),至于像持临崖吹风这类朋友意见的,以后还来不来,那就请便吧。对真心求学者而言,基本功扎实、正真把学问看作是生活一部份的同好者,不用多,几个足已,现在可不是以多取胜的年代了。此帖一出,人气锐减,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我愿冒险一试:经过长期发展,本版的质量会有较大提高。以下为宏观版帖子帖子内容:一刹春不要怪我违反版规;如今,这种帖子我只敢在自己的版面上发了。今天本来心情不错,不过偶然看到cenet行为经济学版上2002岁末的一篇帖子被翻出来,心中便如打翻了五味瓶,止不住的怅惘。前些天vagabond劝我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幸福,昨晚又有一位坛子上的朋友责我不够中庸逍遥,而当我重看那个帖子,终于又有了那种不能流泪的哀伤。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谨此怀念前辈们的过去,感念众生的现在,悼念我的未来。******************************************************************************摘录该帖的部分如下:萧敢:我无法要求整个论坛的人都有专业精神,但我希望我这个论坛是这样.我们的水平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必须向上努力,而不是向下批判.笨木瓜贴文章进行讨论,这样的方式非常好,我对他非常感谢.我希望借这个契机,可以使我这个论坛的讨论真正变成经济学内容的讨论.因为整个论坛上真正关于经济学的讨论的内容实在少的可怜,整个中文网络关于经济学内容的讨论也少得可怜.能够认真阅读文本,能够对文章中一个最简单方程式的前提,推导,实际意义和局限性进行解释,比洋洋洒洒写一万字的经济数学批评有意义的多,我当然不会指望论坛上有5个以上的人会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我只是希望,真正学过经济学(或者真正想学经济学的,而不是用来和MM吹牛)的朋友,尽力表达出自己的最高水平.英语不好的朋友请去学英语,数学不好的朋友请去学数学,没读过教科书的朋友请去读教科书.我希望,论坛上能有真正在阅读和思考的朋友,一个两个就够了.论坛上垃圾废话总是免不了的,但除了垃圾废话再没有一两句有阅读价值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可悲.所有有能力至少有决心的朋友,让我们严肃一些,让我们认真一些读文章.木月:支持萧敢!让经济学的讨论在网上经济起来。让我们永远记住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来一点实在的讨论吧。sun:支持。从自身做起,从今天做起,从小事做起。少一些无聊的批判和抬杠,少一些宏大体系的创立和创新;多一点认真求实的思考和交流,多一点严谨规范的风范和道德。leeleel:鼎力支持斑竹。我们希望有一个学习经济学的同仁的咖啡馆。这里可以随意聊天,气氛随意,可以活跃,可以严肃,但是对经济学要认真。审美经济学之类就不必加入了--无稽之谈嘛,经济学量子论也少来为妙。萧敢:谢谢大家.制度约束是对整个论坛而言,我不敢多说.我所期望的专业精神,是基于发自内心的对经济学的追求.我不想改变"可爱的众多经济学爱好者",只想从那么多爱好者中找到1,2个真正愿意讨论学术的朋友.但愿新年新气象.萧敢:我不欢迎任何只擅长思考,不愿意阅读书本的"经济学爱好者".我会尽量删除一切有"原创"思想的帖子.因为,我认为没有学过高等数学和没有英语阅读能力的人不可能有"原创"的思想.如果我扼杀了许多爱因斯坦般的天才,我也只能说声抱歉了.论坛有很多,原创的思想大可不必贴在这个论坛.leeleel:萧敢当然不会认为不懂高等数学和英语的人就没有思想和见解。但是要在作者没有掌握一定的经济学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的帖子中找到言之成理的内容,这个概率实在有些太小了。因此我同意萧敢的意见,为了节约大家的精力起见,建议大家在这个发帖子之前,先推敲一下,看看是不是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或者明显的“外行话”,或者让人感觉自己没有读书。leeleel:学问的事情,本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家有问题,可以到学习与交流来提,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自己找到答案的问题,就尽量自己解决,特别是教科书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的问题。另外我建议大家在回答一些概念性、基础性的问题的时候,不一定要详细地阐述,把相关的参考书列出来就行了。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妨写成札记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当然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简明扼要。我有一个顽固的观念:如果不能流畅简洁的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就是不成熟的。萧敢:专业精神就是在任何没有读过中级微观宏观计量经济学不要发言.没有读过高等代数线性代数概率论的朋友不要发言.任何没有通过英语四级的朋友不要发言.不愿意自己翻教科书,而愿意听人家说一些教科书第一章内容的朋友不要发言.任何以为自己的天赋比外国人上百年努力更出色的朋友不要发言.满足以上条件的朋友,如果要对某一问题发表意见,最好基于文献或者教科书[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520:28:05编辑过]
2004年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将是近年来最快的一年。由于全球开始进入新一轮升息周期,失业居高不下、经济结构调整和美国“双高”赤字,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等问题依然突出,原油和原材料等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仍将处于高位,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国际环境依然比较良好。一、2004年是近年来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最快的一年,2005年将有所放缓 从经济增长来看,2004年大部分经济体的复苏更为有力。预计2004年将会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而2005年世界经济发展将会有所放缓。当前,全球产出和出口增长都已经达到近期的较高水平,是全球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动力。在生产方面,供给能力提高和利润增加使产出增长较快;在需求方面,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复苏。在三大经济体中,美国在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再次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日本经济增长强劲,欧元区经济持续复苏;发展中经济体中,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较快,而非洲国家和拉美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脆弱。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景与90年代初期相比较为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没有出现类似新技术创新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同时,安全因素影响扩大,打击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此外,通货膨胀有所抬头、利率水平上升、失业居高不下、美国双赤字不断扩大和石油价格飞涨等不确定性因素令人担忧。因此,总体来看,200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会出现适度回调。 近期,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各自的世界经济预测纷纷做出了一些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9月底公布的新一期秋季展望报告中,调高200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至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为4.3%。世界银行11月16日发布《2005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04年的全球增长率为4%,2005年会放缓至3.2%。联合国LINK项目11月22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8%,2005年的增长率也将放缓至3.2%。在发达国家当中,2005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将比2004年明显放慢。受巨额财政赤字、庞大贸易逆差及生产能力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的影响,2005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明显减缓。日本经济发展中不利因素较多,经济缺乏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通货紧缩的阴影尚未完全摆脱,将抑制经济活力;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很难继续通过增加公共投资的手段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受世界经济回调的影响,出口有可能会减速。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于受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减速的影响,增长也将有所放缓。 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带动全球贸易大幅增长。世界贸易自2002年2季度开始走出衰退,并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联合国和IMF预测200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将达到9.3%和9.1%,不仅明显高于2003年,也将是2000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美国国内需求强劲,日本和中国外贸快速增长,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复苏是拉动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2004年,美国月度进、出口额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10%以上,日本出口增长继续明显提高,欧元区在2004年第一季度进、出口额双双实现正增长后,增速逐步提高。受这些发达国家的带动,亚洲发展中国家外贸继续大幅度增长,进出口额增长速度大多在10%,甚至20%以上。 但是同样,世界贸易增长的稳定性也令人担忧。首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数额持续扩大将制约其进口的继续快速增加,因此国际市场需求难以稳定增长;其次,美元汇率波动造成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贸易量的增长有限;第三,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国际贸易环境向合作和保护两重性并存的方向发展。预计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将有所放缓,联合国LINK项目和IMF预测2005年全球贸易量增长将达到8.0%和7.4%,尽管比2004年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但是将明显高于近10年来世界贸易量年均6.6%的增长速度。二、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特点分析1.全球开始进入新一轮升息周期 今年上半年,主要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开始进入稳定复苏阶段,为了抑制未来通货膨胀上升趋势,保证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6月30日开始美联储连续5次小幅提高基准利率,标志美国进入新一轮升息周期。当然,美联储是否将继续提高利率仍然取决于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但是,只要美国经济能够保持适度的温和增长,不出现大幅度衰退,未来美国整体利率水平将会继续有所提高。 英国央行也已经连续五次提息,以遏制经济增长较快出现的日益高涨的借贷水平和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与此同时,英国住房市场和消费信贷持续升温,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较快增长,消费者债务日益增加。虽然英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升幅仍控制在政府设定的2%目标之内,但从中期来看存在通货膨胀压力。预计英国央行的基本利率有可能继续上升。 当然,各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不尽相同。今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复苏,欧洲中央银行目前仍然维持现行2.0%的再融资基准利率水平不变,认为需要创造区内有利环境,促进下半年以后经济复苏的增强。但是,由于一年多来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欧元坚挺,提高了欧元区的通胀水平,而且预计这一趋势仍将持续,因此如果欧元区经济进一步复苏,欧洲央行将会转而考虑结束降息周期。 各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将决定利率走势。本轮世界经济复苏有一定程度的脆弱性,一些不利因素可能使复苏的持续性面临潜在风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如果复苏减慢,那么利率的上升将会随之放缓,甚至出现波动。根据美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美联储将会采取“有节制”稳步升息的步骤,逐步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一个“更加中性的水平”,从而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增长。2.美国“双高”赤字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潜在威胁是美国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2003财年财政赤字激增到3740亿美元,200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475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超过4%,相当于世界储蓄总额的6%。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也是由来已久,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662亿美元,比前一个季度增加12.9%,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美国财政收入在短短的几年中由黑变红表明,美国财政状况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恶化。财政赤字将会减少储蓄和抑制投资,不利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双赤字"带给美国的将是经济发展放缓以及政策风险积聚,这不仅给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也给国际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现在越来越多地依靠从世界其他国家借来的资源所推动。有人甚至认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借来的资金和借来的时间”基础上的。所以,美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东南亚、日本和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通过购买美国资产(如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的方式借钱给美国人花。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与其他国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其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如果美国不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美国的财政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美国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必将会危害到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处理美国破记录的预算和贸易赤字,将对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3.全球国外直接投资将恢复增长 90年代,国外直接投资(FDI)显著增长。从90年代初的2000亿美元,达到2000年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FDI流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任何其它世界经济主要综合指标。FDI已经超过贸易,成为组织国际化生产和服务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并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是,进入新的世纪,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连续三年下跌,2003年降到只有5600亿美元。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减少,2003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锐减25%,仅为3670亿美元,其中流入美国仅为300亿美元,为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只有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复苏,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增长了9%,共计达1720亿美元。 世界经济回暖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4年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比去年同期增长3%。随着跨国并购活动的恢复以及经济增长的加速,全球投资流量将在2004年重新开始增长,预示着全球FDI流动将开始新一轮繁荣。《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增长到6000亿美元,增长速度为7.1%。4.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自2001年11月启动以来,进展十分缓慢,农业、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等重要议题的谈判都未能按期完成,围绕着农业改革和出口补贴等焦点问题,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歧严重。2004年8月1日,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出现一丝曙光,多哈回合框架协议在日内瓦达成。多哈回合框架协议包括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贸易、发展问题和贸易便利化五方面内容,框架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但是,由于该框架仅仅明确了今后谈判的一些指导原则和基本内容,许多棘手的、分歧较大的问题被搁置,随着谈判的深入,这些问题以及深层次矛盾仍将显现出来,因此,下一阶段谈判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相对于WTO的多边谈判来说,区域合作与双边自由贸易由于决策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对象选择的灵活性强,开始加速发展。虽然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不会因坎昆会议失败而瓦解,但由此引发的反应将延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并可能促使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发生变化:从以往的并行和相互促进转向相互替代。仅2004年以来,美国和新加坡、智利、中美洲四国之间纷纷签署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正与新加坡、墨西哥、东盟进行积极谈判。新加坡除了和美日密切合作接洽外,还和中国、澳大利亚积极接触,以尽快达成双边合作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方案也已经正式实施。另一方面,就业低迷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归因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领域设置贸易壁垒,美欧、美中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矛盾日益激化。5.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处于高位,通货膨胀压力初现 2003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和世界贸易开始恢复增长,国际市场非能源产品价格也摆脱了近年来持续低迷的状态,呈现迅速上升趋势。2004年11月,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比2001年已经上涨37.1%。分产品看,农产品、食品和原材料价格2004年2季度达到高点以后有所回落,而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则继续攀升,2004年11月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已经比2002年的最低点上涨62.5%。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继续较快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很难出现逆转。 短期内造成油价攀升的因素不会很快消除。如果油价继续上升或长期保持在目前的高位将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目前主要国际机构对2005年世界经济所作预测的政策假定基本都是国际市场油价将从目前的高位下降。例如,IMF目前的预测假定2005年平均油价为每桶37.25美元。根据IMF的测算,如果油价每提高5美元,将在一到两年时间里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0.3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增长的加快,全球通货紧缩状况迅速消除,一些国家2004年通货膨胀的上升已高于预期。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6月达到近三年来的高点,为3.2%。欧元区通货膨胀5月也曾达到2.5%,远远超过欧洲中央银行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上限。在经历了6年物价不断下降的日本,目前已有明显迹象显示通货紧缩正在缓解。按照IMF的预测,2004年发达国家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1%,高于2003年0.3个百分点。其中美国从2003年的2.3%提高到3%;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将从2003年的2.6%提高到4.5%。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断提高也推动了各国国内物价上升,给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压力。三、对2005年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加。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依然比较良好。当然,国际油价能否高位回落、美元走势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1、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2005年,世界经济特别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经济的回调,将影响到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同时,针对我国的反倾销等贸易摩擦仍然会大量存在;加之受我国外贸连续三年保持超常规高速增长的高基数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将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首先,世界经济放缓属于复苏中的回调,不会出现趋势性改变,因而仍将保持稳定的外部需求。其次,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工业配套水平以及低廉的劳动力,将继续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加速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这种趋势不会因一些短期性因素而较快发生转变,而外资企业已占据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2、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重新趋于活跃,跨国购并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近年来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比例不到10%,这对于我国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调整和改变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创建新企业这种单一形式来引进投资,而通过收购兼并、重组上市、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鼓励外资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让外资以资本或技术参股甚至控股的形式,实质性地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这对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造和振兴老工业基地都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中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当然,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复苏,将吸引国际主流资本的流入,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3、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增加,对其进口连年保持高速增长。而国际市场非能源商品价格自2001年以来不断回升,近期除了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稍有回落外,原材料、金属和矿物价格指数仍未有明显的回落迹象;同时,这两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而,全球性通货膨胀通过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而输入国内,不仅加大我国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将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
我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译者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于1993年至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于1997年至1999年11月期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斯蒂格利茨先生无疑是世界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他是仅有的几位敢于替发展中国家利益说话的严肃正直的学者之一。然而,正是因为他要替发展中国家说话,世界银行已经容不下他了,他只好辞职!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先生根据他在过去十年中的经历向我们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丑恶行经,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还是为美国和发达工业化世界的金融利益集团服务的?他们为什么会在世界其他国家推行那些明显是极其愚蠢的政策?而我们还想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会接受那些明显是极其愚蠢的政策?这些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 下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会议将给那里带去许多示威者,其中的很多人参加了去年秋季在西雅图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他们将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傲慢无知,他们将指责它从不听取那些它本来应该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他们将指责它的秘密操作以及将民主决策束之高阁,他们将指责它开出的经济“药方”经常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使经济减速变为经济衰退,使经济衰退变为经济萧条。 他们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我曾于1996年到1999年11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此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亲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先后如何应对的。我惊骇于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次全球经济危机于1997年7月2日首先在泰国出现。东亚国家经历了将近30年奇迹般的发展:收入大增,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贫困现象大幅度减少。不仅识字率大幅提高,而且在科学以及数学的国际竞赛中,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的表现都超过了美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在30年里没有经历过一个年度的经济衰退。 但是灾难的种子早已经种下了。在90年代初,东亚国家实现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并不是由于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资本(储蓄率已经达到30%甚至更高),而是由于国际压力,其中一部分来自美国财政部。这些变化带来了大量的短期资本--与投资于类似工厂等项目的长期资本不同,这种资本总是追求在第二天、第二个星期或者第二个月获得最高的回报。在泰国,这种短期资本的流入带来了一场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经济泡沫。而且,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们(包括美国人)都已经痛苦地认识到任何一次房地产泡沫最终都将破裂,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这些资本突然流入一样,他们也突然流出了。并且,当所有的人都试图撤出他们的资本的同时,这就导致了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 上一轮金融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当时大量的公共部门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在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正确地实施了财政紧缩(平衡预算)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它把那些政府实施这些政策作为他们获得援助的先决条件。因此,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时--并且当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了同样的药方。 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东亚国家本来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在泰国,政府已经实现如此之大的盈余,以致已经导致了在更需要的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亚洲国家同时已经实施了偏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很低并且还在下降。(例如,在韩国,通货膨胀率只有4%,这是很不错的。)和在拉丁美洲不一样,问题不在于鲁莽轻率的政府;而在于鲁莽轻率的私人部门--所有的那些在房地产泡沫中赌博的人们,例如,银行家和借贷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苏东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会摧毁高负债的东亚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和坏债(default)。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加萎缩。 于是我开始游说改变这种政策。我向斯坦利·费西尔(StanleyFisher)谈了我的看法。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经营副主管。我与世界银行中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联系并发生影响的同事会面,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去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 用我的分析去说服世界银行的人们被证明是容易的,然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意是几乎不可能的。当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谈我的意见时--例如,解释高利率会怎样增加破产,因此使得重建对东亚经济的信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刚开始只是抵制。然后,当无法提出一套有效的反驳时,他们会退回到另外一种回答:我是否理解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管委员会--那个由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们任命的,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贷款项目的机构--的压力。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个委员会倾向于更严厉的政策;而他们事实上只是实施了适中的政策。但我那些作为执行主管的朋友们却说他们才是那些感受到压力的人。使人恼怒的不仅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性是如此的难以制止,而且在于,由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在后面操作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究竟谁是阻碍改变的真正障碍。究竟是那些职员在推动执行主管,还是那些执行主管在推动职员?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定的知道答案。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向我保证他们是会很灵活的:如果他们的政策确实被证明是过度紧缩了,把东亚经济推进了不必要的更深的衰退,那么他们将实施相反的政策。这不禁使我不寒而栗。经济学家们给他们的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课之一就是滞后的重要性:一个货币政策的变化(增高或降低利率)完全地显示其效果需要12至18个月的时间。当我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们集中所有的精力去预计经济在将来的走向,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在今天应该推荐什么政策。(在经济领域)玩那种错了再改的游戏是最愚蠢的。然而,那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计划要进行的。 我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行事时是不希望外人问太多问题的。从理论上讲,这个基金会是支持它所帮助的国家的民主制度的。但在实践中,他通过强制实施它的政策一直在破坏民主过程。当然,从名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强制实施”什么,他只是“谈判”接受援助的条件。但是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谈判的一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它几乎不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达到广泛的一致意见或者向议会或国内社会咨询。有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假装特许完全的公开,同时却在私下谈判秘密契约。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mission)。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它的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他们辛勤地工作,对着一堆数字思考到深夜。但他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几天或者最多几周之内,就要求他们拿出一套符合这个国家需要的方案。无需多说,仅仅是一些数字演算是不能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恰当的意见的。更为恶劣的是,这些数字演算也往往没有作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选用的数学模型经常是有明显缺陷的或过时的。有批评者指责他们在经济学上采用以固定模子压饼干的方法,这些批评者是正确的。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我听说过这样的不幸事件,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拷贝下来并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寻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结果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原来如此! 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并不在乎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是不公正的。但是那些为这个组织工作的老人们--他们绝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人--的作为使人感觉他们肩负着鲁德亚德·开普林(RudyardKipling)那样的白人的责任。(指他们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译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相信他们比他们要访问的国家的经济学家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并且更少具有政治动机。但是,事实上,那些国家的经济领导人都相当不错--在许多情形下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更聪明或者受到过更好的教育。而那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往往是由毕业于一流大学的三流学生组成的。(请相信我:我先后在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从来没有成功地招收到任何一个最好的学生。)去年夏天,我在中国就电信行业的竞争政策作过一个讲座,听众中至少有3位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西方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同样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挫折感更强了。(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世界银行在名义上为拯救计划贡献了几十亿美元,它的声音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它和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的人们一样被毫不犹豫地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他们要求东亚国家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一个衰退时期平衡他们的预算。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难道克林顿政府不是刚和国会在这个国家就延迟平衡预算的修正案进行过一场很大的争论?难道这个政府的主要论断不是在面对衰退时,少量的赤字开支是必要的?这是我以及其他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在60年来一直教给我们的研究生的。非常坦率地说,一个学生如果对“当面对经济下滑时,泰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这样一道考试题给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答案,那么他只能得一个F(不及格)。 当危机蔓延到印度尼西亚时,我更加担心了。世界银行的新的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种族分裂的国家,经济衰退将导致各种社会和政治动乱。因此,在1997年末于吉隆坡召开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我发表了一个世界银行精心准备的声明:我认为过度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一次坚持了他们的立场。这个基金会的经营总管米歇尔·康德苏,重复了他在其他公共场合讲过的观点:正如墨西哥所经历过的一样,东亚必须从磨砺中成长起来。他紧接着指出,在经历了所有的短期的痛苦之后,墨西哥(经济)变得更加强大了。 但这是一个愚蠢的类比。墨西哥的经济恢复并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它加强其脆弱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在危机过后的若干年里仍然很脆弱。墨西哥的经济恢复来自于其对美国的出口的急剧增长,而这得感谢美国的经济繁荣。墨西哥的经济恢复还得感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那里,从当时一直到现在,还在经济泥潭里挣扎。进一步讲,与墨西哥相比,有长期种族冲突历史的印度尼西亚具有远为强烈得多的政治和社会爆炸性。而新一轮的冲突将引起大量的资本逃逸(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它放松了对现金流动的管制,这种现象更容易出现。)但是所有这些争论都无关紧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之前已经施加压力了,它要求减少政府开支。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紧缩政策使得那些对食品和燃料之类生活必需品的补贴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时,这些补贴反而被取消了。 到1998年1月,情况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以致世界银行负责东亚地区的副总裁,基恩·迈克尔·瑟沃日那(JeanMichelSeverino)采用了可怕的“衰退”和“萧条”这两个词来描述亚洲的经济灾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的副财政秘书,劳伦斯·萨莫斯责怪瑟沃日那使情况看起来比实际的更糟糕。但是难道有其他办法来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吗?在一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里,产出下降了16%或者更多。在印度尼西亚,一半的企业处于几乎破产或接近破产的境地,并且结果是这个国家甚至无法利用由于降低汇率而带来的出口机会。失业率急剧上升,上升了10倍之多。实际工资大幅下降--而且是在基本上没有社会安全保障网络的国家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重建对东亚的经济的信心,它还破坏了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随后,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危机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国家--俄罗斯。 俄罗斯的灾难的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关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两种经济学派。我所属的那个学派,由一批对那个地区的专家、象肯尼思·阿罗(KennethArrow)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他人组成。这个学派强调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从保障合同执行的法律框架到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管制结构。在十年以前,阿罗和我同属一个国家科学院小组的成员,我们与中国人讨论过他们的转型战略。我们强调鼓励竞争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而且我们更倾向于一个更加渐进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我们同意在制止过度的通货膨胀时采取临时的强制措施是必要的。)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宏观经济学家组成。他们的对市场的信念与他们对其支柱--即市场能有效作用所需的那些条件--的微妙之处的了解是不匹配的。这些经济学家普遍对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细节极不了解而且相信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这些知识。他们所信仰的这种经济教条的最伟大力量,同时也是其最终的缺陷,就是这种教条是--或者说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历史或者收入分配根本就无关紧要。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要知道那些普遍真理并且能超越眼前的那些使真理变得模糊的事实和细节。而且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当然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他们就是这样推理的! 对俄罗斯来说很不幸的是,后面这个学派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中取得了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保了没有公开的争论并轻率地按第二条道路走下去了。那些反对这条道路的人或者不再被作为咨询对象或者不再长期被作为咨询对象。例如,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彼德·欧斯萨格(PeterOrszag)。他曾经是俄罗斯政府很重要的经济顾问,还和许多年轻经济学家一起工作过,这些年轻经济学家被认为会获得能够影响俄罗斯的职位。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我们都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在1993年11月的选举中,俄罗斯的选民给了改革者们一个巨大的打击,一个他们至今还不能从中恢复的打击。斯达布·塔尔伯特随后接管了关于俄罗斯政策的非经济部分。他承认俄罗斯经历了“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而且所有的休克根本就没有使俄罗斯向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敦促莫斯科执行的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重新构造了俄罗斯的经济激励,这是对的--但是却是按照错误的方法构造的。由于不对保障一个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通过使资本在俄罗斯的流入和流出变得更为容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为寡头们的掠夺打好了基础。在政府缺乏资金支付养老金的同时,寡头们却在把通过掠夺资产和出售这个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中获得的金钱存入塞浦路斯和瑞士银行的帐户里。 美国与这些可怕的发展都有牵连。在1998年中,随后作为罗伯特·鲁宾的继任者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萨莫斯确实与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安那托利·丘拜斯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样做表明,美国与那种正在使俄罗斯人民变得赤贫的力量站在了一起。无怪乎反美主义(浪潮)象野火一样蔓延开了。 首先,与塔尔伯特的观点相反,那些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仰者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是太多的疗法而是太少的休克。但是在整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产出下降了一半。虽然即便在郁闷的苏联时代的末期也只有2%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却目睹了贫困率激增到50%,同时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直到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终于承认疗法被低估了--但它现在又坚持声称它一直是这样说的。 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较高的石油价格和长期被抵制的卢布贬值帮助它重新获得了一些(反弹的)基础。但是生活水准仍然远低于转型开始时的水平。整个国家被巨大的不平等所困扰。由于痛苦的经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对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而且石油价格的一次明显下降将几乎肯定会使已经获得的轻微进步的形势逆转。 东亚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仍然还在困境中挣扎。泰国将近40%的债务仍然无法偿还;印度尼西亚仍深陷泥潭。即使在东亚情况最好的国家--韩国--失业率仍远高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者认为这次衰退的结束证明了这个机构的政策的有效性。胡说!任何一次衰退最终都会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只是使东亚的衰退陷得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并且情况更严重。事实上,最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示的泰国比走更具独立性道路的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表现要差得多。 我经常问(自己),要多聪明--甚至是杰出--的人才能制定出如此恶劣的政策!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聪明的人们没有采用聪明的经济学。我一次又一次地惊愕于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选用的模型的过时以及脱离实际的程度。例如,类似破产和对违约的恐惧这样一些微观经济现象是东亚经济危机的中心问题。但是用来分析这些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普遍地脱离微观基础,从而根本没有考虑破产问题。 但是恶劣的经济学只是真正问题--秘密操作--的一个症状。当聪明的人们自我封闭起来听不到外部的批评和建议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愚蠢的事情。如果我从在政府中工作期间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些专家意见看起来会起最大作用的领域公开性是最重要的。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欢迎更多的监督,他们的愚蠢可能会变得更明显,也会更早被发现。来自右翼的批评者,曾任里根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费尔德斯坦和曾任里根的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加入了杰夫·萨科斯、保罗·克鲁格曼和我对这些政策的谴责。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它的政策是不可指责的--而且没有制度措施来引起它注意--我们的批评毫无用处。更使人恐怖的是,即使是内部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负有民主责任的人们也被封锁消息。美国财政部对它的经济分析和方案是如此傲慢自大,它经常把信息控制得很严--往往是太严了--甚至对总统所能看到的也是如此。 公开讨论本来可以提出一些深刻的而又没有引起美国媒体注意的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推行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动荡?(在1993年美国财政部不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反对在韩国推行了自由化。财政部在白宫的内部争论中获胜了,但是韩国,以致整个世界却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的一些严厉批评是否是故意要转移对这个机构自己的过失的注意?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有关政策是因为我们,或者他们相信这些政策能帮助东亚地区还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能给美国和发达工业化世界的金融利益集团带来好处?而且,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在帮助东亚地区,那么证据又在哪里?作为这些争论的一个参与者,我应该能看见证据,但是,一件证据也没有!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巨大的权力被授予了那些被信任会把市场的福音带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这些经济学家、官僚以及官员们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名义下工作,然而他们所讲的语言只有极少数公民能够理解,而且几乎没有政策制定者愿意进行翻译。今天的经济政策也许是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互往来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中的国际经济政策的文化却是并不民主的。 这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门前呼喊的示威者们下周将要指责的。当然,那些街道并不是讨论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最好场所。有些示威者也并不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对公开争论更有兴趣。而且并非那些示威者所说的都对。但是,如果那些我们委托去管理全球经济的--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的--人们不开始对话并把这些批评记在心里,事情会继续变得非常非常错误。我已经看到它发生过了!(原文载于http://www.tnr.org;朱安东译,李民骐校)
这部著作旨在颠覆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范式。其基本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㈠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早已有之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早已存在的重要事实,迄今为止的变化只是这种一体化的形式。至少16世纪里,世界各大洲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经济分工和贸易关系。 ⑴美洲输出贵金属(但也输出了植物品种),输入由欧洲人贩卖和制造的商品。 ⑵非洲输出黄金和奴隶,输入欧洲和东方的商品。 ⑶欧洲从美洲输入黄金和白银,从东方输入各种商品,同时也向美洲出售工业品。 ⑷西亚对欧洲的贸易有盈余,但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贸易有赤字。西亚弥补这种贸易赤字的货币主要来自它对欧洲贸易、对马格里布贸易,以及经马格里布中转的对西非贸易的盈余,东非黄金,西亚自己生产的贵金属。 ⑸印度在与欧洲的贸易中有巨大的顺差,与西亚的贸易中有一些顺差。这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棉纺织业和可供出口的铜。反过来,印度从西方获得大量白银和少量黄金,也从西亚获得金银。印度对东南亚的贸易是逆差,因为它向那里输出白银。 ⑹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天然交汇点,也是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聚汇点。1580~1630年期间,东南亚贸易的繁荣是与同期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经济繁荣和需求相得益彰的。东南亚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集中表现在它向欧洲和印度出口当地出产的香料和锡,它还把从印度进口的货物转口输出到中国。东南亚也有一种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 ⑺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和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和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与亚洲,尤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很象欧洲,即输出贵金属,进口商品。自1658年起,日本更成为一个面向亚洲、波斯湾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出口国。当时日本的出口额估计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 ⑻中国垄断着瓷器的生产和贸易,还大量出口丝绸、茶叶、铁器等。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朝贡为形式的贸易体系。 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中,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加以注意: ⒈欧洲因没有可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其对东方的贸易,尤其是对亚洲三贸易,一直面临着逆差。在欧洲的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如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货物总值中,实物的价值只占6%,金银则占94%。在1660~1720年的60年期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出总值的87%。当时,英国政府在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上要求,英国的出口产品至少要占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10。但该公司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出口产品最远只能出口到西亚。由于无法完成这个要求,该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作假,以减少出口"总数",而且该公司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而寻找资金的压力。为此,该公司卷入了亚洲内部的贸易活动,因为这种生意比其从事的亚-欧贸易更有利可图。 ⒉明代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几个与贸易有关的因素:引进了早熟水稻,因而有了一年两熟的收成;引进了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明显增长;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迄19世纪中期止,中国长期保持的贸易顺差都是靠外国人用白银来支付的。 中国大量吸收世界白银的另一个国内原因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迅速货币化。明朝政府抛弃了宋代以来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而改用白银。同时,政府的税收也完全货币化,出现了所谓"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极高的生产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到18世纪为止,这种白银结算的贸易活动,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当时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是自东向西顺差,自西向东逆差,从而白银也就自西向东输送,到中国为终点,中国成为全球白银的"秘窖"。 从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可以看到一种"地区划分",它表现为同心圆的形式。在这些同心圆中,中国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滨下武志所研究的东亚纳贡-贸易体系应该是第二圈。但这个圈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它与南亚、西亚、东非、中亚,乃至俄国都有长期的联系。这些部分组成了更外的第三圈,可称之为"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而最外圈则是欧洲、大西洋和美洲。因为,中国与欧洲也有经济联系,并通过欧洲与美洲有经济联系。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世界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 "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 ㈡银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 自远古以来就有一个非洲-亚洲范围的金银市场。在这个市场范围的金银市场中,贵金属货币会从价格较低的地方流向价格较高的地方,从而在世界各地流动。16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黄金/白银比价: 中国--1∶5.5~1∶7;日本--1∶10;印度--1∶9; 西班牙1∶12.5~1∶14 这说明,广州的银价是西班牙的两倍,并持续到17世纪初。因此,17世纪初西班牙商人的记录反映,在广州和西班牙之间进行倒卖黄金和白银,可产生75%~80%的利润。所以,那时的中国输出黄金,输入白银。 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现在的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先后发现了银矿,由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入这个市场,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世界上白银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是西属美洲和日本;黄金的主要生产者是非洲、西属美洲和东南亚。 由于白银供给迅速增长,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下跌,银本位逐渐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根据巴雷特的估算,从1600年到1800年,亚洲大陆至少吸收了45000吨白银。 按阿特曼的的估算,亚洲在这一期间吸收了68000吨白银,占当时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 同时,亚洲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小的白银产地,中国自己也出产一些白银。 综合起来,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0000吨白银,日本生产了8000吨白银,总计38000吨。如果减去留在美洲以及在转运途中流失的部分,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10000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至少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1/4至1/3。这个份额远远高于欧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分别占有的份额,更别说非洲、中亚了。 另外,作者认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信用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还有很大一部分贸易是不用白银为媒介的。如果它们也用白银来结算的话,中国从世界上获得的白银还要多。 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量白银进入中国和印度后,被储存起来(囤积说)或只要被用于上层社会的奢侈性消费了,如用于首饰等。但这缺乏根据。 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后,出现了所谓"价格革命",即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但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加的美洲和日本白银并没有象在欧洲那样造成物价的暴涨。相反,在亚洲由于新增加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的速度。 而且,美洲白银的大批涌入,在印度、中国、东南亚造成了经济人口的增长,日本也造成了相似的情况。它表现为,人口增长、城市化程度上升、经济货币化。 这就是说,大量美洲白银的流入,导致了亚洲经济中心地区的经济扩张和繁荣。 ㈢近代早期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发展对比 在1400~1800年期间,世界经济主要是笼罩在亚洲的影响之下。在这整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实际动力大部分出自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竞争力和贸易优势。这种状态持续至1750年甚至1800年。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由于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导致欧洲在与东方的贸易上长期存在逆差,从而也导致了金银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没有美洲的殖民地,欧洲就无法弥补它与亚洲的商品贸易赤字。 "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定!--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前,欧洲还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向亚洲挑战的"新工业经济体"。 ㈣西方经济为什么能在近代超过亚洲 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非-欧亚经济体系就具有一种长周期,它由A阶段(扩张阶段)和B阶段(收缩阶段)构成。每个阶段都持续两至三个世纪。世界经济从1400年(十五世纪中)起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即开始了一个新的A阶段。这次扩张的中心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商业繁荣和经济上升。同时,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开始向海洋扩张,但这只是这次全球扩张中的次要部分。这个A阶段至少持续到1750年。其中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的。 这个A阶段于1750~1800年时期到达其顶点,然后便转入收缩的B阶段。由于亚洲经济体之间有相互关联,因而这种扩张和收缩的更替压同时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地区。 自14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扩张伴有生产的重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亚洲促成了人口增长,并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由于劳动力成本很低,弱化了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刺激。由此,进入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在这种陷阱中,高密度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力的廉价,使得投资于节约人力的技术和机器既不合理,也不经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都是如此。而在欧洲,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需求,再加上有充足的资本,包括从国外流入的资本,使得投资于节约人力的技术既合理又可行。这种论点也适用于对动力设备的投资。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使得这种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技术对于欧洲人来讲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对于亚洲人来讲在经济上却是不合理的。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因为在劳动力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处于收入金字塔顶部的阶层不会产生降低劳动成本的强烈要求,而处于收入金字塔下层的阶层会因就业竞争而收入不变或下降,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区谋求节省人力。于是,整个社会都不追求节省劳动。 18世纪里,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愈易紧张,还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萎缩有关。因为,17世纪40年代,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拉美、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的衰退。就在这个时期,欧亚许多地方都遭受气候变冷、疾病流行、人口增长停滞或地区性的负增长、贸易停顿、货币供给困难等等问题。已经衰弱的明朝政府更是备受困扰。这些问题在明代中国引发了经济停滞、国内动乱和政府财政军事困难,结果是无力抵御满族入侵而灭亡。 这样,银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先后给亚洲经济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世界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大跌,甚至低于成本,使西班牙王室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为此,西班牙政府为遏制这种状况,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这导致白银生产和流通的萎缩。而白银供给的缩减反过来又成为亚洲各大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关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弗兰克认为,靠发明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来取得技术进步往往是高工资经济系统中的现象。而欧洲正是当时世界上的高工资成本地区。当时亚洲的工资成本要低得多。原因是亚洲的人口-土地比率要比欧洲低,从而亚洲的工资成本比欧洲低得多。欧洲有其边疆地区,即美洲、澳洲。19世纪,欧洲人向美洲移民有助于降低其人口-土地比率。因此,当时的欧洲人为了在世界经济中与亚洲人竞争,其发明机器的动力就比亚洲人强得多。 另外,美洲的白银使欧洲人获得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条件。只要美洲白银的供给发生问题,欧洲基本上只能退出亚洲的生意。这就促使欧洲人努力设法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保护和增强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外,18世纪的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的现象。这是因为,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殖民地不仅几乎无偿地向欧洲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有人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仅在1750~1800年期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使不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 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促进和选择技术进步的激励因素。 亚洲经济在1400~1800年期间的成功阻碍了亚洲在18世纪的创新和进步,从而在与欧洲的竞争中屈居下风。18世纪晚期成为衰落的亚洲人与崛起的欧洲人之间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利的时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欧洲势力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才建立起来,并伴随着欧洲迅速的资本积累而产生了一个工业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目前,东亚经济的兴起预示着,西方和东方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中的位置。 ㈤对这段历史的理论总结 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说法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代。 亚非东方学和欧洲中心论认为,亚洲社会具有非理性、不追求利润、反商业和产业资本主义的特征,都是无的放矢。 欧洲中心论将欧洲的特点与亚洲进行比较,从而证明亚洲劣于欧洲,所以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将"西方"的文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特征--总之,种族的"特征"--与"东方的"相应特征作比较,发现按这种或那种(欧洲中心论)的标准来看,亚洲总是缺少点什么。这种研究忽略了这样一点,一个地区的生产、积累、交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和机制,以及它们的运转,都是该地区在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对世界经济进程所作出的回应。甚至相关的"文明"或"文化"也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或独立性。它们也都是由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和进程衍生出来,并依附于这种经济结构和进程的。那些主要从当地、民族或地区的所谓文化因素或阶级因素来说明或解释当地的发展的尝试都是坐井观天。 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性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见解都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之上的,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 现在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都难以令人满意。出路只有一条,即写出一部更好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为此,需要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理论和视野,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行和转变的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对"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比较如果不是从这样一种宏观史学的角度出发,就变得毫无价值。 世界经济体系中有其基本的功能结构和运行进程,而"制度"和"文化"只是这种基本结构和进程在世界不同地区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 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所谓"西方的兴起"或"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世界历史发生了急剧的、根本的变化,只是欧洲中心论的说法。 ㈥几点评论 ⒈作者提出的宏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意义重大。从全球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把握和解释各地区、民族的历史,显然是必要的。这种方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而且,从作者在书中的引证来看,这种方法并非其个人的忽发其想,显然有一大批学者在作这种研究。而且,这样的努力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了大量的发现。它很可能反映着史学研究领域中正酝酿着一次重大的范式变革。即使不是弗兰克,也会有其他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来。 ⒉作者用经济理性解释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很对经济学家的胃口。用技术、收入分配、要素相对价格、比较优势、人口/资源的比率等因素来解释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出现和在亚洲的不出现,很有启发。这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⒊作者强调,工业文明出现以前,亚洲的制度和技术并不比欧洲落后,是可信的,符合一般常识的。相反,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谓欧洲因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渊源而孕育出资本主义,亚洲因根本缺乏这种文化-种族基因而落后的说法,显然很牵强。 ⒋但是,作者与其说是提出了一套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设。全书的论述相当粗糙。从学术论证的角度来看,有许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所强调的国际贸易,在当时的各国经济中到底有多大影响?中国的许多穷乡僻壤至今还很不开化,那时普通中国民众的经济活动能与跨洋贸易有多少联系?明清时期,广东、闽南、江浙有很繁荣的出口加工业,但在全国经济中占多大比重?对其他亚洲地区也同样,如对印度、奥斯曼帝国等等。 又如,他认为,欧洲的产品在亚洲没有市场,主要是由于欧洲的技术差,成本高,竞争不过亚洲的生产者。这还是需要更多的实证根据和证明。因为,到鸦片战后后,英国的商品仍然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但当时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其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肯定是高于中国的。他关于经济长周期的论述是其全书论证的基础,但关于长周期本身还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至于一些具体论据和论述逻辑上的问题就更多了。比如他认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越厉害,越阻碍采用节省人力的技术创新。这也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 ⒌他为鼓吹横向整合研究的宏观史学而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时代之间的差异。就算1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里世界经济已经具有了一体性,但它与现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和一体化的性质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运用横向整合的研究方法并不应否定纵向研究的必要性。 另外,强调经济理性在技术选择和制度选择中具有的决定作用,并将其视为全球皆然,古今皆然的法则,这并不错,但文化、民族、传统等方面的特点是否对社会演变就毫无影响? 总的来看,本书的积极意义在于向迄今占统治地位的史学方法和史学体系提出了强劲的挑战,也对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范式进行了致命的颠覆。但严格讲,全书的成果仍属于初步的努力,作者的见解还处于"片面的深刻"这样一种状态里。 全书的条理性很差,正面的论证和表述淹没在对各种论点的批评和指摘之中,有的段落简直就是研究笔记或资料卡片的罗列,重复和不联贯的地方比比皆是。 这本书是启迪思考的书,是充满智慧和思想火花的书,但它还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只是推翻了许多重大的定论。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了的问题多得多。可以说,这本书引发了无穷的、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出了这本书,以后的世界史研究再也不可能在已往的轨道中、用以往的方法继续下去了。相信它所提出的这种研究方向将是一个成果丰富的方向,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韩朝华经济类别:经济史
世界经济述评: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奇迹来源于创新□曹丽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爱尔兰经济一直持续高增长,增长率一度达到9.2%,目前仍然维持在4%到5%之间,被称为欧盟的“经济神话”,而科研创新正是创造这种神话的真正力量。十几年来,爱尔兰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在该体系的推动下,爱尔兰以软件、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完成了从农牧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在爱尔兰的“国家创新体系”下,中央政府的企业、贸易和就业部,教育和科学部,以及政府间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和科学与技术办公室是决定国家未来创新领域和方向的重要部门。此外,中央政府还负责为科研创新提供资金,其投资方式有用于教育、研究、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的直接投资;也有通过减税、免税等优惠方式的间接投资。据统计,爱政府对研发的直接投资在1998年到2002年间翻了一番,达到了1.2亿欧元。爱尔兰的创新工作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创新的公共机构进行的。比如,为爱尔兰生物工程企业提供发展机会的IDA机构,主要目的是扶持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生物企业。它通过“爱尔兰研发能力资助体系”,鼓励爱尔兰本土的生物工程企业在国内建立并扩大研发项目,为其提供大量资金;该机构下的“研究技术和创新体系”为制造业和进行国际贸易的企业提供研发资金;“创新合作鼓励计划”则为合作研究提供资金,并且为知识产权的本土化进行税务上的优惠。仅2003年一年,IDA机构就向1054家企业提供了支持,创造了近13万个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6%。从1981年到2001年,爱尔兰的技术产出从1亿欧元上涨到13亿欧元。2000年,爱尔兰自主创新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65%,名列当时欧盟15国之首。在提倡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外资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爱尔兰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据统计,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一般都超过了爱尔兰本土企业。2001年,爱尔兰企业人均研发投入为1272欧元,而外资企业则为3773欧元。通过对教育的大力投资,爱尔兰培养了大批高技术人才,为其提供了充沛的科研力量。同时,创新带来了可观的回报,据IDA机构统计,2002年爱尔兰生物工程产品出口量占到其总销售量的93%。目前,爱尔兰政府正在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努力保持可持续发展。□(据新华社伦敦电)
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刘元琪编写2002年12月28日美刊《每月评论》2002年4月号刊登了编辑部评论文章———《资本主义新面貌: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增速大大减慢,而且出现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资本进行金融投机,从而有酿成金融崩溃的可能。文章主要内容如下。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1950—1970年间增长率和1980—2000年间增长率之间有日益扩大的鸿沟。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重大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增长率的下降对于一般工业国是很典型的;(2)快速增长的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经历负增长。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一个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在某一点,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就使公司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阻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竞争所持续推动的每一个大公司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作的斗争将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倾向于通过削减它们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非全日制的。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的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使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总未偿私人债务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三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延续到衰退阶段的消费部门债务的增长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家庭债务在美国第一次高于个人可支配收入。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洛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展望 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停滞趋势持续时,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在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尽管新技术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投向了大幅扩张的金融中。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全球化成为这样一种秩序: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机会。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欢呼全球化的加速,宣称这将有利于所有国家。然而结果是绝大多数国家增速严重下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味着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所有地方都面临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堆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刘元琪编写2002年12月28日美刊《每月评论》2002年4月号刊登了编辑部评论文章———《资本主义新面貌: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增速大大减慢,而且出现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资本进行金融投机,从而有酿成金融崩溃的可能。文章主要内容如下。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1950—1970年间增长率和1980—2000年间增长率之间有日益扩大的鸿沟。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重大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增长率的下降对于一般工业国是很典型的;(2)快速增长的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经历负增长。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一个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在某一点,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就使公司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阻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竞争所持续推动的每一个大公司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作的斗争将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倾向于通过削减它们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非全日制的。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的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使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总未偿私人债务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三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延续到衰退阶段的消费部门债务的增长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家庭债务在美国第一次高于个人可支配收入。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洛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展望 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停滞趋势持续时,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在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尽管新技术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投向了大幅扩张的金融中。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全球化成为这样一种秩序: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机会。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欢呼全球化的加速,宣称这将有利于所有国家。然而结果是绝大多数国家增速严重下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味着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所有地方都面临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堆积如山的债务。在这种体系结构中,没有任何明显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这场危机的结果可能开启争取替代社会的斗争。我们可以肯定两点:一个由人民统治并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的到来必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人类未来所面临的不可能是一个平等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
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伊恩·戴维斯和咨询师伊丽莎白·斯蒂芬森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社会和商业趋势,归结为以下10点:1、地区平衡。日本以外,其他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现在占全球GDP总量13%,西欧国家占30%以上。今后20年内,亚洲国家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将与欧洲国家持平。但是,美国这一时期依然将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比重。2、公共部门将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养老金支出所带来的压力将促使政府公共部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将改变政府结构以及政府与相关人员的关系。3、新消费群体产生。今后10年内,大约10亿消费新军将进入全球市场,家庭年均收入将达到5000美元。发达国家的消费群体结构也将发生转变。例如,美国的西班牙裔族群将拥有相当于中国所有消费者的60%的购买力。4、技术革命方兴未艾。通信和信息技术革命尚且处于初级阶段,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深刻变化。全世界现有超过20亿人拥有手机,每年发送的电子邮件总数超过9万亿封。此外,Google的搜索量每天超过10亿次。这些现象和即将出现的各种技术革新将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5、人才成为竞争焦点。竞争将越来越围绕争夺人才展开。价值形成将越来越依赖于各企业的革新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有330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专业人才,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6、对世界知名企业的监管将继续。对世界大企业的监督和审查并非一时风尚。7、自然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将加大。发展中国家消费增长将意味着原材料需求增长,因此,全球水、森林和空气等资源将遭遇更大风险,对这些资源的保护也显得愈发重要。8、新工业结构产生。技术革新将使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寻找共存方式,使它们的关系更为灵活,企业之间将产生新的“生态结构”。9、管理趋于科学化。随着企业业务越来越复杂化,新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将在科学基础上使企业发展方向更加多样化。依据新技术建立的企业管理将消除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的差别,其意义仅在于科学化的管理能否给予企业竞争力。10、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将给知识经济带来转变。知识的产生速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因此,企业只有在确立准确且适当发展战略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否则将失去竞争力。(摘自墨西哥《改革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2月1日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弱、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缺乏协调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未来两年将继续减速,甚至有可能再度衰退。 报告指出,由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持续恶化,未来经济前景存在很大的下行风险,如果按照悲观方案预测,发达国家有可能再次出现衰退,全球经济将止步不前。 报告表示,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全球行动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欧洲的问题,因此发达国家不具备强劲复苏的基础,而在不久的将来,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也会进一步恶化。近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偏重外向型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强。随着出口机会的减少,预计发展中国家将出现非常不利的情况。 报告中按照三套不同的前提条件,对未来经济前景作出了基准、悲观和乐观三种方案的预测。按照基准方案,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为2.6%,低于2011年的2.8%,和2010年的4%相比更是明显减速;如果按照悲观方案预测,发达国家有可能再次出现衰退,全球经济将止步不前;报告指出,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齐心协力、加大力度应对危机,世界经济仍有可能出现转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乐观预测,全球经济增长有望回升到2010年4%的水平,甚至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而且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
在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不断扩大、美国经济减速并波及全球经济之际,西方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9日聚首日本东京,共同探讨应对之策。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期间,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动向、稳定金融市场的对策、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及对非洲援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本次会议认为,虽然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但其整体基础仍然稳健。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在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出现混乱以及石油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为此,各国政府及央行应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合作,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去年夏天以来,一些金融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下损失巨大,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受此影响,美国经济开始减速,而已连续5年扩张的世界经济也趋于放缓。 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同意加强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本次会议要求各成员国相关金融机构及时公开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关的损失情况,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会议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强化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并尽快发出警告。 关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企问题,会议表示,七国将在敦促产油国增加产量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原油的精炼及能源的使用效率。七国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从需求和金融层面调查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关于对非洲的援助,会议指出,最近不少非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为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七国承诺将协调对非洲国家实施的开发援助,同意在改善投资环境、培育私营企业、加强金融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继续给予援助。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会议指出,应发挥国际金融机构及民间机构的作用,通过市场调节及取消有关环境方面的贸易壁垒等措施,从技术和资金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本次会议还认为,汇率波动幅度过大或无序波动都将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七国将继续关注外汇市场的动向并展开合作。 应该说,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广泛,但并没有取得有实质性内容和操作性强的成果。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西方七国在应对上述问题上的立场尚有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