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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对话诺丁汉大学校长格里纳韦：中国发展趋势与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近日正式挂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与来访的诺丁汉大学校长、经济学家格里纳韦进行对话，双方就自贸区的意义和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卫•格里纳韦（DavidGreenaway）有三重身份。一是诺丁汉大学校长，管理着诺丁汉大学在英国、中国和马来西亚三个校区的数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二是教师，即便身为校长，他仍不离三尺讲台，坚持给大学一年级新生教授“当代经济问题”课程。三是经济学家。1998年，格里纳韦创立了诺丁汉大学列文汉姆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多年来，他持续关注出口和生产率、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以及西方福利国家现状等话题，并担任著名学术期刊《世界经济》（TheWorldEconomy）主编。此外，他还担任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联合国，以及英国财政部的顾问。无论是任教，还是为学，格里纳韦说，自己不喜欢在既有框架中寻找答案，而喜欢换个角度看问题。“每次给学生们上课，当谈到当前重要的经济问题时，如欧元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等，我总希望他们丢掉教科书来找答案，启发他们用批判性的眼光思考这些问题”，他说。上月底，格里纳韦教授来华访问。此时恰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受本报之邀，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与他进行了对话，双方就自贸区的意义和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等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现出两位经济学家的深厚学养和智慧机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当前更具可操控性张军：让我们先谈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情况。对中国而言，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以下简称FTZ）非常重要，其意义不仅仅限于上海。上海提出经济转型升级已有多年，但抓手是什么？我认为，在制度层面，仍面临一块玻璃天花板。要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要提升上海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要使潜在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发挥，我们在体制上要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上海市组建专门机构、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为试验区运行做好了充分准备。在金融方面，试验区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允许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资与外资合办中外合资银行，允许部分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等。在贸易层面，围绕在全球竞争中加快总部集聚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目标，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围绕推动航运中心功能和物流效率提升的目标，积极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这将使上海在服务贸易上迅速提升能级，使其成为跨国公司在服务贸易中的首选目的地。大量跨国公司如能将地区总部，尤其是要害总部，或者说是关键环节的地区总部落户上海，会使上海成为承接国际的延伸产业链中心，成为未来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另外，自由港为中心的航运领域的自由化试验可以很快辐射到沿海诸多重要港口地区，将来应该能形成一个东部港区的联动，形成自北向南以天津、上海和香港为三个中心的航运共同体。至于金融开放方面，可能会慢些，但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数年应该会很快形成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金融开放地带。http://www.guancha.cn/pic/2013/10/14/635173624496259735sjmyq2.jpg世界主要贸易区介绍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有800多个自由贸易区，这些地区被公认为世界经济最开放、自由化程度最高、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区，您对自贸区的定义是什么？其意义何在？格里纳韦：让我们先从整个自由贸易区域（FreeTradeArea，以下简称FTA）的概况谈起，最终再聚焦在FTZ。显然，FTZ和FTA仍是两个概念。诚如你所言，世界上有800多个不同形式FTA。它们之中有的已经是很成熟的经济共同体，如欧盟。另一些仅仅是开展自由贸易的区域。那些经济共同体的特点是深层次地相互融合、依存，而非仅仅让参与国会员降低贸易门槛。像欧盟这样的FTA还承担着发行统一货币的责任。一般而言，FTA包含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贸易伙伴，双方或多方承诺，相互降低贸易门槛，以便刺激、提升贸易总量。与FTA相比，FTZ的概念稍有不同。一般而言，它建立在特定的国家内，或者以国家的部分领土为中心。在这个特定区域内，将取消各种壁垒和限制，这包括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关税,减轻各级官僚体系对于公司成立和发展带来的壁垒和不良影响。如中美洲和次撒哈拉非洲的一些FTZ都是成功的范例。张军：自贸区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在不少国家抬头，它将对全球自贸区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格里纳韦：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欧和北美的经济要么尚未完全脱离下滑，要么正经历缓慢复苏，在此情况下世界经济正承受着下行压力，部分国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它将招来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但眼下我们发现，随着经济的疲软，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的确正在抬头，它将最终影响世界经济活力，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抵制这种趋势。张军：自贸区产生的背景是：以世贸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停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谈判势头强劲。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贸易安排存在诸多局限，会导致贸易规则的碎片化，侵蚀非歧视性待遇原则，偏离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您如何看待区域贸易对WTO的冲击？两者最大冲突在哪里？格里纳韦：这的确是事实，如果你建立自由贸易区，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非歧视原则，而非歧视原则是WTO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我的态度是：当FTA不断增多后，多边的贸易自由主义相对于我称之为“少边”的贸易自由主义，是更具优势的一种形式。按常规，只有当贸易壁垒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且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你才需要借助WTO的非歧视原则。从2001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后，WTO框架内的协商机制一直陷于停滞状态，这让更多国家倾向于通过FTA谈判来解决贸易问题。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无法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达成协议，那么至少可以和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就消除贸易壁垒达成共识。在我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这种形式更具可操作性。至于WTO谈判能否重启，我想有两个前提：一是当我们再次遭遇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时，一些贸易大国领导人表态，为转型经济、刺激贸易，必须终止小范围谈判。二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美国和欧盟能达成某种共识。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WTO的谈判或许有望恢复。不希望出现“贸易转移”现象张军：您如何看待日元的持续疲软以及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它们是否也应该被归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格里纳韦：学者们正在讨论有关汇率保护方面的问题，即人为地通过货币贬值来帮助其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取得更强竞争力。但如果要我说，美国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QE1和QE2并非有意使其货币贬值。我认为，美国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目标在于逐步刺激经济，任何使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后果都是副产品，而非其政策出台的首要考虑。不过这些政策的确将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压力，因为这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张军：欧盟以自由贸易协定进军亚太市场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这将给全球战略带来怎样的变化？格里纳韦：显然，欧盟非常热切地希望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双边协议，而非在WTO的原有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因为欧盟委员会认为，与多边的贸易自由化相比，双边谈判显然将给欧盟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协定达成能给欧洲和亚洲带来更大的贸易量，我们对此自然乐观其成——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参与方都不会因为出于保护本国贸易的目的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排挤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贸易转移”。显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贸易转移”现象。张军：如果欧盟能凭借自贸协定成功进军亚太，英国在其中将扮演何种角色？格里纳韦：虽然在欧盟中英国位列贸易四强，但在自贸协定中英国没有独立的声音，欧盟委员会将代表欧盟做出统一的回应。但在我看来，英国当初没有加入欧元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但毫无疑问，欧盟与亚太地区达成的任何自贸协定都适用于英国。在欧盟境内，德国经济依旧强大，但强在制造业，弱在服务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在服务业上占据优势，伦敦毕竟是世界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英国，德国的出口制造业也优于英国。但是，英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意在扩大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能，诸如绿色产业、低碳汽车等等，我们期待从这些产业中获益。张军：自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关于是否出手援救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西欧诸国态度不一。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格里纳韦：我认为，应该采取短期的必要措施来援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塞浦路斯，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措施是可以长期并可持续进行的。按照定义，一个单一货币不能通过贬值而增加其竞争力。只有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通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工资增长水平，才能让这一货币变得更具竞争力。但你若问我，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希腊将呈现这种利好现象吗？我的回答是“不”。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为确保欧元区稳定，部分国家应退出欧元区，当然有序退出要比混乱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小，尤其是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存在潜在风险的较大经济体。张军：今年6月，欧盟和美国启动正式“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旨在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加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向联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谈判将异常艰难。您如何预见最终的谈判结果？如果达成协议，将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何种影响？格里纳韦：在WTO框架内，欧盟和美国曾进行过协商，但它们发现，在框架内很难达成任何协议。这两大巨头认为，或许双边谈判可以分散注意力。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和欧盟很有可能在农业贸易中展开谈判，因为在农业贸易中，欧盟延续了以往的保护主义态度，而美国的态度则更开放。如果它们最终达成协议，将潜在地开启双方在WTO框架下的谈判，以打破两者在双边贸易中的冰冻状态。我相信这样的谈判将旷日持久，至少将持续一年以上，我不指望在两三个月的谈判中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持续增长仍需期待新兴国家张军：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新一轮的世界贸易大发展？格里纳韦：包括美国、西欧在内的经济体都增长迟缓、经济疲软，碰巧他们都选择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力。显然，它们都希望通过提升出口来提振经济。但要提升出口就必须提升贸易总额，因为总要有人来购买它们出口的商品。但持续增长仍需期待新兴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一些规模稍小却充满经济活力的国家，如印尼、越南和墨西哥等。但像美国、西欧的影响力又在哪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仍占世界GDP总量的25%，是世界经济不可小觑的比重。今后，刺激国内需求将逐步取代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在学界，很多学者也仍在讨论，究竟是经济增长来刺激贸易，还是贸易增长来驱动经济。我的看法是，这些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回顾这些年的发展趋势，就会看到，经济兴盛的背后总离不开贸易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张军：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自贸区？原因在于，WTO僵局出现以后，全球贸易组织在规则上面临很多局限。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的全球经济合作模式是跨国投资的制度安排——跨国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贸易制度安排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很大。新的发展趋势是投资比贸易更活跃，如何促进、保护跨国投资，需要写出新规则。这也是为何美国领衔提出TPP——TPP不是一般意义上的FTA,而是双边促进投资的框架，中国必须适应这一潮流。现在，连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贸协议也在考虑升级到投资与金融领域。http://www.guancha.cn/pic/2013/10/14/635173624882828414tpp.jpgTPP成员国目前，在全球投资领域中，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正日渐成为主流，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一些重要的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大家目前还不一定能看清其中利弊，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这些协定将逐渐取代全球性的有关协定。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途径是投资自由化。中国要适应这一趋势。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双边的经济与战略对话中，美方多次提到：中国要确保美方在华投资利益上采取制度化的承诺，这反映出发达国家在投资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越来越高。在这一问题上，您的看法是什么？格里纳韦：我认为对中国而言，TPP带来的机遇将大于挑战，因为部分世界主要经济体已被纳入TPP的框架内。毫无疑问，日本并未掩饰其对TPP的浓厚兴趣，在太平洋另一端还有美国。因此在我看来，成为其中一员将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大威胁。当然，我承认，中国能否最终加入TPP，地缘政治在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政治诚然重要，但经济合作有时也能弥合政治差异。这也是我认为，加入TPP带给中国的机遇将大于挑战的一个重要理由。要依靠消费拉动，但并非不需要投资张军：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度有所放缓，今年预计增长速度为7.5%左右。中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格里纳韦：的确，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在西方，7.5%的增长速度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不过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因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速度放缓的确将引起忧虑。张军：中国经济的确面临一些困难，在过去5年中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以往出现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依靠投资、消费拉动经济，通过刺激政策将经济拉回正常增速。但现在中央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不采取以往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进行结构调整，就必须先解决过去5年里因为过度的经济刺激而累积的产能过剩、不良投资和地方债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去库存化，压缩产能和去杠杆化。而要完成这些目标，就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下滑，调低增长目标。如果经济增长仍靠短期的政府支出维持在高位，这些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加大解决难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中国要尽快制定中长期结构改革的计划。所谓中长期结构改革，就是针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和政府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推出新一轮的改革。金融领域、投融资体制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有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要把没有效率的投资压缩到最小份额，就需要将越来越多的投资交给市场分配，而非过多地集中到政府部门进行分配。而要做到这些，政府对经济干预要降低到最低限度。格里纳韦：我认为，刺激中国经济仍需借助拉动内需，改变以往投资拉动的模式。因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存款率和总额仍旧高居不下。消费、出口和投资，仍将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全世界的比重从不足1%上升到10%，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显然，中国政府深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将有助于保持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这都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作。我想澄清的是，中国经济需要依靠消费拉动，但并非不需要投资。在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问题上，必须先弄清投资部门分为公共投资和个人（民间）投资，对这两种来自不同部门的投资，应该采取有所区别的态度。张军：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更多的投资决策需要市场做出。为降低无效投资，除了政府退出投资和干预外，还需要进行金融改革，逐步改变中国金融资源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中国金融过度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不利于有效使用资金。因此，需要进行金融结构改革，鼓励更多非官方、非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来担当分配金融资源的功能。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这其中也包括发展债券市场，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发债，而非过分依靠银行提供信贷，作为解决地方债务的一个手段。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就有望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经济将驶入一个依然比较快的增长轨道上。只要我们推进结构改革，改革红利就会逐渐释放，也就是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率改善和提高空间会进一步增加。单位要素的生产率大幅提高后，才能让投资进一步增加。我估计，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有望在7%至8%之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在10倍以上。中国没有理由在未来10年跌入低速增长阶段。因为我们与美国差距巨大，增长潜力上空间仍很大。关键问题是，如果结构改革能持续推进，释放改革红利，使生产率不断提高，我们的投资还会增加。说到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就是缩小单位生产率的差距。而生产率的提升，依然需要资本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期看，如果存在所谓的“产出缺口”，消费增加也许会影响增长率的变化，但那是短期的现象，是假设了供给水平的不变。从中长期看，消费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就是供给能力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依然是离不开投资的，不然，经济增长就是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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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明登场 场外唇枪舌战 末日论大放厥词 牛市论迎战
世界经济论坛明登场场外唇枪舌战末日论大放厥词牛市论迎战2010/01/2613:10巨亨网【巨亨网编辑查淑妆台北综合报导】「世界经济论坛」本周三(1月27日)将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镇(Davos)举行，市场预料，本届论坛将充斥着悲观主义论调，与「牛市论」展开一场唇枪舌战。但论坛尚未开始，舌战已在四处延烧。世界经济论坛第40届年会本周三登场，将有超过2500位政商界以及金融界领袖出席。预料在本届论坛中，末日博士将沿用自己的独特风格，大肆唱衰经济。《大公报》报导，包括投资大师索罗斯(GeorgeSoros)、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以及知名末日博士鲁宾尼(NourielRoubini)也将在论坛上提出警告，全球经济复苏将不如预期。不过，论坛还未登场，这些悲观主义者已迫不及待发表他们对全球经济的看法。鲁宾尼旗下的鲁宾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预测，全年企业债券表现将优于股市表现，美元将会保持疲弱，美国长期国债孳息率将会在年底下跌。鲁宾尼上周四出席亚洲金融论坛时也预计，今年下半年市场将会开始向下调整，届时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鲁宾尼预测今年G7将会增长1.7%。量子基金创办人索罗斯唱衰经济更不落人后，他表示，经济复苏容易失去动力，严重的话更会引起第二轮经济衰退。索罗斯认为，第二轮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发生在2010年或2011年。尽管末日论者在论坛场外大放厥词唱衰经济，还是有「牛市论」者高唱反调。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副主席兼全球股市部门投资总监多尔(BobDoll)表示，尽管末日言论泛滥，但公司相信牛市在今年将会持续。贝莱德预测，今年S&P500指数从本月22日至年底将上升13%至1250点，10年期美国国债孳息将上升1个百分点至4.5%。专门研究金融历史的哈佛历史系教授弗格森(NiallFerguson)也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的过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在2010年全球经济的预测从3.1%调高，市场的情绪高涨，将会令末日博士们在世界论坛上的言论大为逊色。事实上，「末日论」并非空穴来风。上周大摩指数下跌了3.8%，为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总统欧巴马(Obama)要求限制金融机构的合作规模以及交易活动，中国开始取消其经济刺激政策，以及Fed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的再提名遭到来自美国参议院的阻挠等，均对美国政府削减债务施加了压力。然而，投资者对市场却保持乐观。在Bloomberg季度调查中，有4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较去年10月份的37%有所上升。另外，38%的受访者预计他们自己国家的股市在未来的6个月将会上涨，33%认为不会变化太大，只有27%认为本国股市会下跌。在去年3月底入股而大赚一笔的Traxis管理人碧斯(BartonBiggs)表示，全球经济正在加速增长。多尔亦指出，在经历了金融灾难后，人们的谨慎情绪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不应忽略市场上许多的刺激措施正在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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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终审通过
硕士到博士，目前发表的文章不多，不过从前40名、前30名、前20名，再到如今的前十名，从第三作者到第二再到第一，总算体现了自己的进步。虽然现在看看，其实觉得还是写得不咋地，各种问题一大堆，无论方法还是内容，都和自己的期望差了一大截，但是能在世界经济上面发篇文章也算博士没有白念，呵呵。又有篇文章投到国外了，向SSCI冲击吧，虽然毕业之前不一定能发出来。发文章从来没有花过版面费，这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文章2月构思、4月设立、推导模型、5月收集数据、6月撰写成文和投稿，初审1个月、外审3个月，如今8个月了，总算盼来了个还不错的结果。这段时间没有再动笔写文章，就是把以前写好的一篇文章翻成英文投到了国外，写了开题报告，再就是帮老师写书稿。国庆假期打算再写一篇，也就把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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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症”有碍世界经济复苏
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不仅要分析一些具体数据，更需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大棋局 “中国经济增速即将显著放缓”，新兴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仍是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如此指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中国经济放缓是亚太众多专家的“最大担忧”。在标准普尔公司首席全球经济学家保罗·希尔德看来，“中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秩序面临的三大系统性风险之一。” 上述判断尚不代表世人的主流看法。不过，流露出的对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殷殷期待乃至依赖心理具有普遍性。种种负面评价有可能产生的舆论影响力不容小觑。 国际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遇上大麻烦，中国经济在抵御危机过程中表现突出，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这种贡献有目共睹，好评如潮。现在，仅仅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就发出悲观论调，甚至将中国视为最大风险源，显然过于轻率，也不够公允。轻率和不公背后，是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缺乏精准把握，还是有意唱衰？恐怕还要做些具体分析。 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那般岌岌可危，但信心和勇气同样非常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仍将处于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如果对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都持有如此消极的看法，克服风险的信心和采取行动的勇气又从何而来？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关键在于中国能够坚持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不仅要分析一些具体数据，更需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大棋局。只要对中国经济基本面、中国推进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努力有所把握，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是主动调控的结果，目的是为了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和改革红利，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世界经济运行主要风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搞清楚。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跨境金融风险不可忽视；主要发达经济体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要性突出；一些亚太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外部风险和压力增大，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增速放缓；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新的发展。 上述严峻挑战需下大气力妥善应对。一旦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经济倒真有可能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碰上难题。尽管中国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但不可能全然不受外部风险影响。 要让世界经济列车跑得更稳、更快，各国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如同世界经济面临调整一样，中国经济也走到需要更扎实转型的关键阶段。今天的放缓意味着明天更为坚实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率先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非但不是威胁或拖累，反而能够拉动新兴市场国家集体转型，最终将有利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联动性，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各国共同增长为基础。过于依赖某个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没什么好处。早在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症”发出警告：中国经济虽然影响巨大，但不能将其任意夸大。 与其毫无根据地大谈中国经济减速消极影响，还不如清醒头脑，为世界经济复苏多出实招，多做实事。（人民日报）更多资源请见：http://www.n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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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充当1907年的J.P. Morgan拯救世界经济？
中国和美国最终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了：欧洲经济进入衰退，并将严重影响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实，拯救欧洲经济的代价是巨大的，IMF的$384billion仅仅只够救市于希腊，更别提意大利和西班牙了。于是亚洲和中国被给予了拯救全球经济体系的角色，如同当年纽约银行家J.P.Morgan救市于1907年一样，但是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两个问题，1.亚洲国家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钱却要用来偿还西方国家因为不负责任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欠下的债务，凭什么？2.其实比起西方国家,亚洲等其新兴国家经济体更需要其ZF利用储蓄发展本国经济.其实,中国也在权衡着是否要拯救欧洲于其主权债务危机,这只是时间问题,但问题是治标不治本,新兴国家经济体只能给欧洲争取时间,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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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
巴曙松白海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国家经济转型下的战略需要。它的建立将打开我国的港口贸易、航空枢纽以及离岸金融等领域的创新成长空间，将对这些行业以及未来我国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根据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提出的不平衡成长理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到TPP谈判、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借助自贸区这一窗口，中国有望获得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机会，不被边缘化，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自贸区的功能由单一性转向综合性 自贸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划出特定的区域，允许外国商品在该区域内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一种自由港的关税隔离区，也叫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典型的如德国汉堡港、新加坡樟宜等。而广义的是指自由贸易协定区（FreeTradeAgreement），两个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定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是跨国界的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协定组织。如北美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等。 目前世界上已有1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由贸易区，其中发达国家有425个，占35%；发展中国家设立了775个，占65%（2006年）。 这些自贸区按照不同功能定位可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零关税自由港型，这种类型的自贸区对进口商品、当地消费和转口输出都不征收关税；第二种是转口集散型，这种自贸区是主要利用区位优势进行港口装卸、货物储运、货物商业性加工和货物转运等业务，典型代表是汉堡和巴塞罗那；第三种类型是以菲律宾马里莱斯为代表的贸工型，集加工贸易与转口贸易于一身；第四种是出口加工型自贸区，以出口加工为主，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五是保税仓库型，可不办理进口手续就连续长时间处于保税状态，以意大利罗马的免税仓库为代表。 虽然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具体功能和管理政策有差异，但通用的规则包括：（一）进入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园区的商品无需缴税；（二）自由贸易园区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监管更为简便和宽松；（三）商品进港后，可以进行各类加工、处理，也可以与外国或国内商品混合重新出口。如需运进所在国国内其他地区，办理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税即可；（四）对进出区的活动不加限制，已纳税的进口货物可以从纳税地进入区内与其他货物混合后，再免税进入纳税地等。 此外以实际发展来看，目前各种自贸区的功能正由单一性转向综合性，在区内不仅原材料、零部件甚至成品都可以自由进出，同时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贸展销、金融服务等各种深化服务都渐渐汇集，功能完备化后的自贸区运行效率也大大提高，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地的自贸区通常会发展成为所在区域贸易中转枢纽的原因所在。 以迪拜自贸区为例，1985年迪拜建立了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AFZA），目前已由成立时仅有19家企业的小微型自由区发展成为如今有超过6400家企业驻扎的超级中转站，在设施、政策、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除了优良的地理位置，该区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于简单透明的法规和高效快速的行政能力。目前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港区年吞吐量1400万标准集装箱（TEU）左右，为世界第九大集装箱码头，运营超过170条航线，已经是最繁忙和最成熟的自贸区之一。2010年，JAFZA实现贸易总额约2200亿迪拉姆（约合600亿美元），占迪拜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又如韩国仁川机场自由贸易区，2006年开始试运营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货运机场，2010年货运量达到268万吨，其中中转率达到44%。约有700多家物流运营商选择使用自由贸易区，其中不乏国际货运巨头，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的货运运输量占仁川机场货运总量的70%。同时DHL、泛韩物流、三星物流已将仁川机场物流园作为洲际物流集配枢纽。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自贸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积极支持。为吸引外来企业入驻，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进驻园区的外资企业根据不同行业和投资规模，在今后5至15年内，可享受减免税收、土地使用费等优惠政策；同时，积极鼓励货运航空公司入驻或拓展新货运航线；拓展机场连接性。此外，仁川机场不断完善物流配套设施，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我国需要尽快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自贸区通过设定特定区域自由港的形式，减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通的交易成本，扩大对外开放，使得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能够更加顺畅，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驱动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国家战略需要，重点是制度创新，未来有望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 按照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提出的不平衡成长理论，即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创办自由贸易区或具有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其他自由区，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取消贸易限制和贸易壁垒，实现与国际经济体制和惯例的接轨，具有示范和样板作用，这是支持各国兴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起我国加入WTO之后，开始接受全球的国际贸易规则，并在全球赢得了巨大发展机遇，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以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明显的瓶颈，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过大带来了大量行业的产能过剩，结构问题突出。为寻求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我国需要尽快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以此为契机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从上海自贸区推进的速度和力度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对于理顺自身定位，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而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减少了寻租机会，提高了经济效率，为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试验田。 从国际环境来看，自贸区目前将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与目前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合作伙伴（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的原则相一致，有可能是未来中国更加深入融入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的窗口。 2009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大力推动TPP的谈判，并在2013年7月启动了TTIP的谈判。2011年11月，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2013年9月，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中国成为亚太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加入TPP谈判的国家。与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自由化不同，TPP和TTIP力主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在TPP的框架下，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是核心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规则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种实际替代。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比WTO框架下的国民待遇原则更为宽泛；而负面清单除了所列的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外，其他行业皆可经营，管制更加宽松。 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已陷入停滞，而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涵盖了超过39个国家、62%的世界GDP经济体量，未来将对国际贸易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到TPP的谈判中，借助自贸区这一窗口，中国有望获得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机会，不被边缘化，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个复合型、创新型的综合试验区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中国”二字体现了自贸区的国家战略高度，对内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金融、法律以及体制改革，对外将适应新的国际竞争格局，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国内意义和国际影响。 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复合型、创新型的综合试验区域，按照“一线放开、二线守住”的海关创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放开了我国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限制，减少了政府的干预，而负面清单更是激发园区经济的活力，有助于我们探索政府减少经济干预下的管理经验，为经济的转型先行先试，为我国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经验。 上海自贸区建立将对我国的港口贸易、金融改革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打开创新成长空间，将对这些行业以及未来我国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1、港口贸易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首先将带来港口货量的提升。由于通关手续更为便捷，将吸引腹地贸易商从上海港申报出口，高附加值的本港货有望得到提升。随着自贸区各项优惠条件的落实，保税区功能将从简单的“保税仓储、初级加工、转口贸易”进一步拓展到“商品储存和转运，以及相关工业、贸易、运输、金融及旅游多位一体业务”等等。 2、航空枢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吸引中转旅客，打造客运和货运的航空枢纽。上海机场目前中转货物占比仅5%左右，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自贸区对转口贸易的政策扶持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上海机场的中转货物占比：第一，吸引物流运营商进驻；第二，航班频次和网络带来的便捷性将吸引大量国际中转货物，进一步强化浦东机场的全球航空货运枢纽地位；第三，依托上海的腹地市场以及上海港强大的货运吞吐能力，发展海空联运，吸引众多国际顶级企业将产品通过上海机场进行贸易中转。 3.离岸金融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将有助于上海建立成全球化的离岸金融市场，目前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共同特点是均作为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是上海跨越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一步，目前全球离岸中心的外部资产已经高达4.95万亿美元，占所有经济体的17%。最初可以在区域内形成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同时建立并吸纳海外低成本的资金，实现包括非金融企业贷款、银行间资产、债券和股票资产以及其他资产的交易和托管，最终形成全球化的离岸金融中心。 尽管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为我国带来了大量新的机遇，但是也应当意识到目前区内外政策双轨制蕴含着风险，区内区外的法律政策不尽相同，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和配合。防止不当利用潜在政策套利空间以及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要防止区内和区外间的不正当的利率套利交易，以及热钱通过自贸区冲击境内市场。 文汇报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东北大学中改院分院博士生、国泰基金国际部负责人）更多动态：http://www.n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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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世界经济》新主编贵姓
据：kilion2004：2011-11-2809:19:35世界经济新主编上任了，前两天有机会听了他的想法，分享如下：1.稿件质量最重要。所以无论是国际经济问题还是国内的，都收。2.一般会一周就通知是否外审。3.外审一般在一个半月之内。4.计量还是主流，且优于数理模型本文来自:人大经济论坛论文版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8184&page=1&fromuid=493516《世界经济》新主编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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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世界经济将再次步入衰退
对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和误判，促使决策者实施了或进一步实施新一轮的紧缩政策，这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在中国为经济“保8”成功而弹冠相庆之际，我发出这项警示，希望对正确制定经济政策有所帮助。 刚进入2010年，中国小心翼翼已地改变了原来宽松的货币政策，象征性地、警示性地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紧缩。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向华尔街开刀。这些都是在盲目乐观的判断经济已经恢复之后的举措。 早在本次经济危机如火如荼的2008年10月中旬，我就撰文提示“本次金融危机最凶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从后来的发展过程来看，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达到了本轮危机的最低点1664.93点，随后经济就开始触底回升。 做出这个判断的理论模型就是本人采用的“赌场经济模型”（参看拙文《本次全球金融风暴已过，建议实行人民币结算》）。该模型告诉我们，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只要简单地往市场里面注入货币，经济危机就会缓解。爆发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客观背景是，这次危机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中国都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个模型的更加学术化的表述，就是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本人认为现代经济是“乡村集市范式”与“华尔街范式”的叠加——既要吃饭、也要赚钱。这个模型把宏观经济看作是一个水电站，把货币看作是河中的水，一旦上游来水不足，电站就无法正常运行。此时，只要降一场货币的大雨，电站就会很快正常运转。而降雨的“神器”就掌握在中央银行手里，只要给降雨一个充足的理由，雨就会降下来，危机就会得到暂时性的缓解。那时（2008年10月份），全球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危机声音，已经给降雨制造了充足的理由。鉴于此，我率先发出了危机“见底回升”的预测或警示。基于同一模型和同一原理，我现在预测全球经济“开始或即将开始见顶回落”。我估计，或者到今年年中、最迟不会超过今年年底，就会再次出现明显的衰退——具体仍要看央行推出紧缩政策的力度和频率。 现在，经济界普遍关切的问题是所谓的“通胀预期”。在本轮经济刺激计划推出不久，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预言将要发生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对此我不以为然。我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通货膨胀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是自相矛盾的。”“一边为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叫苦连天，另一边鼓吹通货膨胀，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我的判断是经济会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境地”。一年多的实践已经印证了我当时的判断。通货膨胀没有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应声而至，倒是来了一个“通胀预期”。 所谓的“通胀预期”，并不是真正的“通胀”，倒是资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或曰资产泡沫）却是事实，这也是我事前就预见到了的——“大量货币供应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会推高资产价格。”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与虚拟经济领域的“资产膨胀”是并存的，有些经济学家把此现象比喻为“冰火两重天”，这是一个很形象、很恰当的比喻。 在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下大量增发货币，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还很难说，因为以前增发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一般是在短缺经济环境下发生的。有些人机械地认为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这样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肯定是有问题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问题是，这种政策导致“资本懒惰”、“资本不事生产”。资本的惟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从事生产是它们“不得不做的累赘事”，如果不通过生产能赚到钱，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生产。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国内消费需求始终无法提振，从事生产的企业大多数都苟延残喘，于是有很多企业把资金投向了虚拟经济、或者赚钱快的房地产业。大量的货币供应还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豢养了一大批靠贷款生存的“庞氏”企业，这进一步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其中有很多是不公平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的投机心理。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市场经济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变成了腐朽的、垂死的市场经济。 鉴于以上诸多原因，管理“通胀预期”、防止持续地大量地增发货币的思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紧缩政策必然要带来新的衰退。还是用前面提到的那个“水电站模型”来说明问题。前段时间上游降了一场雨，河中的水流正常了，电站也正常了，于是就决定再也不需要降雨了——这必然要导致电站的再次熄火。 于是，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持续增加货币刺激经济，就会导致货币总量失控；而一旦减少或停止（大量的）货币供应，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仔细考察目前的这种局面，我们会发现，导致目前这个两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的入口不对，从而使得货币供应的效率太低。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投资远远高于全世界一般正常国家20%左右的水平，令人惊叹地超过了40%，估计2009年甚至接近了50%，而消费萎靡不振，降到35%左右。中央对此事非常清楚的。在这样的情况，就迫切需要增加消费，压缩投资，或者把投资的那部分转化为消费。投资是一种付出，如同往地里撒种子。目前这种毫无节制地往地里撒种子的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但是，由于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我们刺激经济的具体措施仍然是增加投资、撒种子。2009年将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主要还是投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消费呢？微乎其微！ 因此，我们说目前向经济注入货币的入口不对，注错了地方。我们主张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直接把货币注入消费（而不是投资）、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按人发钱”。给全民发钱的效率，要比给资本家发钱的效率高出4-10倍。也就是说，要达到同样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只用四分一、甚至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做到。拿2009年的情况而言，同样保持经济8.7%的增长率，仅仅需要发放2.5万亿或1万亿就可以达到目的。在这个发钱额度下，每人大概会得到1000-2000元的现金收入。估计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要远远高出10万亿的效果，会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针对我们提出的“按人发钱”的建议，有些人说“发了钱，人就不干活了”。这话也不是完全错。但是，把钱发给资本家，资本家也不生产了！“懒惰的资本”VS“懒惰的人”，究竟应该让谁休息？难道中国人就注定要永远像牲畜一样干活才可以吗？是让资本家的机器休息，还是让人休息？这应当不难做出回答。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必须为生存不得不进行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逐步解放全人类！现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解放其中一部分，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打算？ 未来的世界经济仍将持续ｗｗｗ的走势，虽然危机在烈度上不会像30年代那样导致社会动乱，但在时间上会持续很长时间。缓解危机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注入货币，然而，一旦货币注入停止，经济就会迅速步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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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形势“三速复苏”：新兴经济体继续放缓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三速复苏”态势，美国、日本经济稳定增长，欧元区持续萎缩，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总体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较去年略显疲弱。美国经济温和增长，房地产市场稳定复苏，就业形势持续好转，经济内生动力有所增强。欧元区经济持续萎缩，失业率处历史高位，核心国家增长疲弱，重债国工业产值持续下滑，经济增长仍缺乏动能。日本经济缓慢回升，出口逐渐好转，消费者信心持续改善，安倍经济学短期内为经济复苏预期提供了支撑。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下滑，俄罗斯、印度均处3年低位，巴西仅小幅增长。 目前看，世界经济仍将呈现疲弱、不均衡的发展趋势，预计全年增速将略低于去年。美国增税和财政减支仍将拖累经济增长，欧元区衰退情况较预期严重，日本经济仍深陷通缩，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变弱。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2%，略低于去年的2.3%。其中，美国增长1.4%，欧元区萎缩0.6%，日本增长2.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1%。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仍面临一些风险因素：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债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仍在增加，欧元区债券市场稳定性仍较脆弱，欧债危机的尾部风险依然存在。安倍大规模扩张财政支出加大了日本ZF债务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日本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将高达245%，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亦接近10%，远高于所有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公共财政已难以持续；日本央行推行通胀目标的激进宽松货币政策，将影响到长期以来通缩与巨额国债市场之间的平衡，国债市场剧烈动荡将加大引发ZF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预期正在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引发这些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印度卢比贬值至记录低位，巴西雷亚尔贬值至4年最低水平，俄罗斯卢布亦接近汇率走廊浮动区间下限。未来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效应将是影响新兴市场金融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此外，地缘政治冲突亦将使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大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受到供给冲击。一旦上述风险演变为现实冲击，将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巨大冲击。 主要经济体形势特点及展望 (一)美国经济基本面逐步改善，全年将实现温和增长 2013年以来，诸多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基本面正在逐步改善。一季度美国GDP增长折年率2.4%，高于去年同期的2%。就业形势继续好转，1-5月平均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16.42万个，高于去年同期的15.48万个，失业率由1月的7.9%降至5月的7.6%。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4月新屋销售平均价格同比增长17%，5月新屋销售518万户，达2010年以来最高。居民消费进一步回暖，5月零售额同比增长4.3%。私人投资大幅增长，一季度私人投资增长折年率达9%，高于去年同期的6.1%。 然而，财政紧缩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受薪资税税率上调等因素影响，4月个人可支配收入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自动减支导致ZF财政支出明显下降，一季度ZF消费与投资支出折年率下降4.9%，拖累经济0.97个百分点。其中，联邦ZF支出下降8.7%，国防部门投资下降12.1%。 目前看，下半年美国经济基本面仍将延续持续改善的势头。消费者信心指数由3月的59.7升至5月的76.2，年初以来私人住宅营建许可同比持续大幅增长，5月增长20.8%。然而，财政紧缩政策仍将拖累经济增长，美联储下半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综上，2013年美国经济仍难以实现快速复苏。美联储最新预测，今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3%-2.6%，失业率将降至7.2%-7.3%。 (二)欧元区衰退幅度稍有放缓，全年经济仍将负增长 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负增长0.2%，与去年四季度负增长0.6%相比，衰退幅度有所放缓。其中，德国由去年四季度0.2%负增长转为0.1%正增长；法国负增长0.2%，与去年四季度持平；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重债国分别负增长0.5%、0.5%和0.4%，衰退幅度较去年四季度明显放缓；受银行业危机影响，塞浦路斯环比负增长1.3%，是欧元区唯一衰退程度加剧的国家。 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欧元区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4月欧元区失业率升至12.3%，青年人失业率升至24.4%，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南欧国家的失业状况最为严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3国的失业率分别升至26.8%、17.8%和27%；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率也升至11%和12%。受经济持续衰退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回落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率整体呈现回落态势，5月仅为1.4%，明显低于欧央行2%的警戒线。 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仍将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一是企业生产意愿不足。5月欧元区综合PMI指数升至47.7，其中制造业PMI指数和服务业PMI指数分别升至48.3和47.2，均显著低于景气线。二是私人消费仍可能进一步萎缩。2013年以来，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显著低于景气线，6月仅为-18.8。三是意大利、西班牙等重债国企业融资仍面临较大困难，一季度意大利企业从银行获取的贷款规模同比下降了6%。 然而，随着欧央行无限量购债计划等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欧债危机再次发酵的风险已明显降低，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增强；美日经济温和复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继续增长有利于欧元区扩大出口；欧央行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并可能出台负存款利率、购买抵押贷款证券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欧盟放宽法国、西班牙等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达标期限，相关国家财政紧缩压力短期内有所缓解，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加大。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欧元区经济基本面有望逐渐改善，但全年经济仍将呈现负增长。欧央行最新预测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负增长0.6%，但4季度有望企稳，2014年将增长1.1%。 (三)日本经济延续复苏势头，但安倍政策长期效果尚待检验 得益于外部需求好转和安培经济学的刺激，日本1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率为1%，私人消费、住宅投资、公共投资以及出口较去年4季度均不同程度提高。其中，私人消费和出口环比增长率分别为0.9%和3.8%，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住宅投资和公共投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9%和0.4%。企业设备投资环比负增长0.3%，萎缩程度较去年4季度有所缓解。2季度以来，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上升，5月为45.7，是2007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目前看，日本经济增长有利因素与不利条件并存。从有利因素来看，一是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和日元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二是日本央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支撑经济复苏；三是年初制定的“紧急经济措施”逐步实施，短期内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四是最新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有利于振兴产业，刺激投资，激发民间活力。然而，以政策拉动为主的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长期看，安倍经济学缺少中长期目标的具体对策，经济刺激效应难以持续；扩张性财政政策和2%通胀目标货币政策的组合加大了爆发ZF债务危机的风险。短期看，日本通货紧缩状况尚未明显改善；国内经济仍无有效增长点。综合来看，日本经济难以实现强劲复苏，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不及上半年，预计全年经济增长为1.6%左右，略低于去年的2.0%。 (四)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不足，难以实现强劲增长 1.巴西。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55%，低于四季度的0.64%。贸易收支状况恶化，今年前4个月贸易逆差高达62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33亿美元顺差。通胀呈加剧上升之势，1-4月巴西的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同比上涨6.15%、6.31%、6.59%、6.49%，已突破央行通胀目标区间上限。央行4月中旬将基准利率从7.25%提高至7.5%，成为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率先升息的国家。目前看，巴西仅仅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难以摆脱“滞涨”困境，需要削减企业税负，降低信贷成本，从依靠消费转向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投资刺激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此外，欧盟等重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乏力将继续制约巴西出口增长。巴西央行已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77%。 2.印度。2012-2013财年(2012年4月1日-2013年3月31日)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4.8%，2012-2013财年GDP增速仅为5%，创10年来最低。今年一季度印度贸易赤字有所收窄，3月贸易逆差同比下降23.8%，但经常项目赤字仍较高。通胀压力有所缓解，5月批发物价指数(WPI)进一步下滑至4.7%。央行5月3日下调基准回购利率25个基点至7.25%，为今年1月以来第三次降息。未来财政整顿、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仍是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但财政紧缩和疲弱的外部环境将给其经济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印度央行预计2013-2014财年经济增长率为5.7%。 3.俄罗斯。一季度经济同比1.6%，为2009年以来最低。一季度进出口额为194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6%，贸易顺差540亿美元，同比下降13.7%。通胀形势严峻，1-5月CPI均在7%以上，超出央行5%―6%的目标区间。目前，俄ZF已陆续出台改善投资环境、降低企业税负、增加公共支出等经济刺激措施，政策效果有望逐渐显现。据俄经济发展部预测，俄经济有望于二季度扭转不利局面，并在下半年实现3%以上的增速，全年经济将增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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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达沃斯：世界经济二次衰退可能性尚不可排除
新华网华盛顿１月２５日电（记者刘洪）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警告说，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异常脆弱，不排除再度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有陷入“Ｗ”型衰退即“双底”衰退的可能。林毅夫并不是唯一一位近来发出这一警告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前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等知名人士近来也都有类似的研判。在当前全球经济向好发展、乐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况下，这种警告正当其时。怎样全面认识当前世界经济走势？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失去信心又不掉以轻心？卡恩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注解，那就是，当前经济复苏“强劲出乎意料，但疲软也是事实”。“强劲”，是指经济复苏势头好于预期，尤其是与去年年初的直线下滑相比。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随着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的实施，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进程中，此前的信贷市场冻结、资本流动全面倒转的极端情况已不复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为３．１％和２．７％，均大大好于去年的负增长。但“疲软”，也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经济不仅短期走强难度颇大，而且风险重重。首先，存在通胀风险。为应对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各国政府都制订了庞大的开支计划，利率都降至历史罕见的低位，这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也累积了恶性通胀的风险。其次，存在驱动力不足的风险。在许多国家，增长是“政府驱动”刺激经济的结果，个人消费并没有被有效激活，一旦政府不得已而开始实施“退出策略”，经济复苏进程将可能因缺乏驱动力而出现逆转。再次，存在高失业风险。以美国为例，失业率近期仍维持在１０％的高位，这也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率下滑的最重要原因。就经济层面讲，失业率居高不下，势必遏制消费，进而损害经济复苏的努力。此外，在许多国家，银行的坏账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还未完全挤出，新的资产泡沫又开始显现，迪拜的债务风波和希腊、墨西哥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则提醒人们潜在的金融风险。这些都给经济可持续复苏带来了变数。林毅夫说，重建经济和就业需要多年时间，“我们不能期待一夜之间就从这场深刻而痛苦的危机中恢复元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也警告，现在就断言美国经济已实现持久复苏还为时尚早，而且，尽管经济再次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很小，但“双底”衰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的因素：实施“退出策略”的时机。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如果过早实施“退出策略”，即在私人消费和投资尚未成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前实施，经济复苏可能夭折。世行预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可能只有５．１％，明年可能只有５．４％，一些国家则可能在“未来一个或几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但如果过晚实施“退出策略”，风险同样存在。世行认为，如果不能及时实施“退出策略”，庞大的货币供应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并形成新的资产泡沫，这将迫使一些国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由此带来的结果，“将是新的经济衰退”。而在一些新兴经济体，“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产生泡沫”。世界经济的巨轮虽已驶离最危险的港湾，但用林毅夫的话说，目前仍航行在“未知的海域”。在经济呈现向好发展迹象的时候，各国决策者应保持坚定的信心和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避免世界经济再次滑向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