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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

    内容简介:  本书的前四章提供了一个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的自完备的表述。这些章还包含该理论到劳动力供给、耐用商品、消费函数、配给等方面的初步扩展。本书的其余部分分为三个部分。在其中的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在选择和加总问题上的限制。第二部分的章节讨论消费者指数、家庭特征、需求和福利比较,以及社会福利与不公平问题。第三部分扩展了消费者行为的范围,使之包含商品的品质与家庭生产理论,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理论,消费函数与跨期选择,耐用商品需求,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作者简介:  安格斯·迪顿,英国人,早期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它目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并且是1978年该协会首届弗里希奖的获得者。  安格斯·迪顿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D·艾森豪维尔国际事务教授,伍德罗·威尔森公共和国际事务学校及经济系的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目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健康、经济发展及家庭行为分析,特别是微观层面上的研究。他现在的研究集中在富裕与贫穷国家健康的决定因素,以及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贫穷的度量问题。他对家庭调查分析保持着长期的兴趣。  约翰·米尔鲍尔是牛津纳菲尔德学院经济学教授。书  评:  本书是经济学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1980年出版,1981、1982年重印,1983年修订后重印。从1984-1999年又先后重印13次。在经济学界受到普遍欢迎。对于学习经济学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两位作者长期从事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从理论模型到实际应用都有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本书中他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总结,对模型的建立和实证检验都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各种方法的理论背景、应用范式及其缺陷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评述。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消费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评述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问题的背景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关于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的参考书都不多,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人大网上书店:http://club.crup.cn

  • “计划经济+公有制”是ZF要独霸社会资源的一种行为模式

    “继续搞计划经济是**的表现”,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9月14日在“2011达沃斯微访谈”上做上述表示。 张维迎继续呼吁建设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表示,其实很多的错误政策,都是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的表现。”张维迎称,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当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是由于特权和ZF对资源的垄断导致的。如果消除了这些特权和ZF对资源的垄断,我国贫富差距会大大减少。  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问题,他表示,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难题似乎无解。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张维迎说。但之所以国企私有化陷入停滞,张维迎认为,这其中固然有利益问题,但另一个阻力则来自认识问题。“其实从国有部门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中国还有一个阻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https://bbs.pinggu.org/thread-1180051-1-1.html----------------------严重赞同张维迎的观点。许多鼠目寸光之辈肤浅地认为:是市场经济导致了今天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恰恰是ZF行为,导致长期垄断之下所产生的全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另外指出张的一个错误:计划经济并非因无知而产生,而是ZF想垄断社会资源所搞出来的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即“计划经济+公有制”是ZF要独霸社会资源的一种行为模式。

  • 感觉行为经济学与企业的联系不是很紧密

    方向是行为运筹,现在马上要毕业找工作了,感觉学的一些东西很难在老板面前展示,也感觉自己没什么能力。现在是骑虎难下啊,以后进企业怎么办啊?各位学习行为经济学的难道就只有到高校搞理论吗?请大家多多讨论,看看我们这个大方向跟企业到底有多少联系,也跟以后那些想学习行为而又怕找不到工作的人一点希望啊。多谢了————————————————————————————————————-简单回复如下:大家对行为经济学有疑虑很正常,其实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现在已经混在一起了,但是要知道他们都是工具而已。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行为,用实验作为验证方法。这个本身就是偏向具体应用的,理论性不是特别强,所以说进企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东西已经广泛用于MBA培训,例如personaleconomics,欧洲很多顶级的商学院都有相关课程。另外在行为金融方面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其实企业说到底还是人在经营,那么对人了解了,企业经营会更差吗?显然不会。这是最基本的,怎么会没有用武之地呢?也许你现在学的和企业关系不是很大,但是你最重要的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学到了快速学习的能力,只要具备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应付的。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行为实验经济学已经相对主流了,回头我单独开个帖子总结一下现在top5的期刊发表相关论文的情况。总之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要对自己有信心!

  • 行为经济学对个体异质行为的研究与启示

    贺京同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理性人假定偏重对个体的共性描述,这不利于对日趋复杂的经济行为进行概括。行为经济学突破了这种主张共性的理论迷思,回归于个体行为的异质性本质,并巧妙地把“同质理性人”容纳为“异质行为人”的极端特例,从而在本质上超越了主流理论的解释能力。由此可认为,行为经济学绝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支流派,而是主流经济学的顺承发展,它对异质行为的开创性研究,对当前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具有深刻的触动与启示。  行为经济学向异质行为分析的回归  任何科学理论,都必然具备自身特定的逻辑起点。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逻辑起点是经由帕累托正式引入,并由希克斯、艾伦和萨缪尔逊规范定义的理性人假定,即通过一组严格的数学抽象来界定一个非人格化的“理性自利人”,这符合那一代经济学者对建立“富于逻辑的行为科学”的向往。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只沉迷于对理性人模型进行量变扩张,以便尽力拓宽理论的解释范围,而对理性人的内涵与局限却没有做进一步的认识与审思。  然而近20年来,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丰富与多样化,使得新古典理论不断与现实经济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许多经济现象仅通过对理性人模型的量变扩张已无法解释,这在客观上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对理论实施质变突破以适应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理性人作为研究前提的合理性,其中一个关注焦点就是理性人假定与心理学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行为经济学家最初并不具备宏大的理论“野心”,他们只希望从心理学中借鉴若干概念和结论来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行为经济学不过是“经济学与心理学甜蜜爱情的结晶”,是介于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然而,随着对经济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行为经济学家逐渐成熟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止步在“心理学的经济学”这一名号之下,而是趋向于从本质上重构主流经济学赖以生存的理性人假定。  我们认为,理性人假定背后所隐含的同质性前提是导致主流经济学逐渐丧失理论优势的关键。理性人假定偏重于对个体行为的共性描述,即认为人人都是绝顶聪明的自利者,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是具有完全可替代性的“经济原子”。这种假定把现实个体所应具有的异质人格剥离殆尽,并把理性人的行为特征等同于整个人类的行为特征,忽略了不同个体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认知与情感差异。这样一来,经济理论的研究前提就过于缺乏人格基础,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也被简单处理为非人格化的关系,因而新古典理论解释力的后劲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若想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将经济学分析重新回归于个体行为的异质性本质。  “异质行为人”的概念内涵与科学依据  “同质理性人”的假设内涵涉及两层含义:第一,每个个体在他所处的环境中都能根据自身的利益理智地行动;第二,每个个体都具有完全自利的偏好。相对于此,可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概括为“异质行为人”假定。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尚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因而并未形成对“异质行为人”的规范定义,但对照“同质理性人”的两层含义,“异质行为人”的概念内涵也可粗略概括为两点:第一,个体是有限理性的,可能无法对外部事件与他人行为形成完全正确的信念,或无法做出与信念相一致的正确选择,而这将导致不同个体形成异质的外部信念和行动;第二,个体不是完全自利的,可能还具有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进行评估,但不同个体会对他人行为产生异质的价值判断。这两个有关行为异质性的假设,看起来还很笼统,但在异质行为分析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何对“异质行为人”进行合理而不失简约的刻画,并保证以它为前提的经济模型在数学上不丧失可解析性,是目前的一个开放性课题。  将个体异质行为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体系,意味着在经济学假定中恢复个体本来具有的丰富人格。虽然前面提到,把行为经济学等同于“经济学+心理学”过于武断,但心理学却可为重塑个体的真实人格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为规范“异质行为人”的定义提供可能的理论工具。  斯密就已注意到心理学在刻画个体行为人格特征方面的作用,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产物:虽然行为动机由情绪主导,但人们却会在理智的驱使下“审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在对自我控制、过度自信和利他主义的论述中,斯密的许多观点甚至与当代行为经济学不谋而合。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斯密的后继者们并未在这条道路上开拓下去。他们认为,纯粹的“研究逻辑行为”的经济学不应把自身的理论立足于“尚未成熟”的其他学科,因此经济学开始与心理学分道扬镳,而经济学中本来隐含的人格异质性命题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直至20世纪5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和成熟使这种现象得以改观。认知心理学将人脑看做一个从“感觉”到“反应”的信息认知系统,包括“感觉”的输入、变换、简化、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而“反应”则是该认知过程的最终产物,并以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故而认知的差异性将决定行为的异质性。这样,心理学就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经济行为的异质性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行为经济学不但从心理学中找到了对行为异质性的理论支持,而且还大量借鉴了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回溯行为经济学的早期研究,许多重大理论发现都有赖于心理学实验的结果,由此所形成的实验经济学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实证基础。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心理学并不是揭示个体异质行为动机的唯一工具。时至今日,一些超越心理学的理论工具正逐步得到采纳,其中包括神经科学、生物学等学科对经济学的渗透,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和人脑扫描等方法来探寻个体异质偏好的原始形成机制。行为经济学通过这些理论工具,使其前提假定更加符合“人类真实的动机与行为”,而不再拘泥于同质理性的先验假定。  异质行为分析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毋庸置疑,行为经济学对个体异质行为的分析,无论对经济理论的自我发展还是现实应用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  个体行为的异质性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使主流经济理论得以在本质上超越自身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和范围,并为经济理论的内省与创新提供更切合实际的逻辑起点。当前主流经济理论所基于的同质理性假定,是对现实个体的“极端要求”,它只能是现实中极少出现的一种假想状态,其中所有个体都以相同的方式对外部经济环境进行反应。行为经济学则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而个体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又是一种个体化过程,不能被他人所替代,所以异质化就成为个体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样,作为极端情形的同质理性就自然被容纳为异质行为分析下的一种特例,即如果在经济分析时不考虑个体行为的异质性,理论就自然退化为以同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新古典理论。这表明,行为经济学并未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而是使后者成为它的特例情形和参照理论。由此笔者以为,近20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学派,而是主流经济学进行自我质变突破的尝试。行为经济学从主流理论中力辟而出,又试图涵盖主流理论,它是主流理论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异质行为分析对我国转型条件下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借鉴意义。主要可归纳为两点:  其一,异质行为假定更适合对我国当前整体经济行为的深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对整体经济行为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考察经济变量的总量或平均量来进行分析,其暗含前提是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然而在我国当前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各方面冲击,使得各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及价值观念出现多样化趋势,由此所形成的异质偏好及其综合效应很可能对总体经济结果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可能无法充分解释当前诸多总量经济现象,比如消费低迷、过度投资等。而异质行为假定却恰好为解释这些“异端”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  其二,异质行为假定使得经济学得以对异质个体的互动与博弈进行研究,这对我国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协调经济社会的利益格局、保证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个体具有同质的偏好和行为能力,因而只要每个个体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就达到了所有个体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然而现实中,各群体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非常不同,这种异质性导致仅按利益最大化原则无法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结果,必须兼顾公平、正义等社会目标,这在传统经济理论体系内是无法承载的。以异质行为假定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可以有效涵盖对各利益群体不同行为能力的分析,并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偏好需求,从而给出能合理协调各方利益、体现社会公正等目标的制度安排建议。

  • 南开大学邀请国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拉尔夫·瓦格纳教授做专场报告

    实验与行为经济学讲座LetusMaketheDifference:AttractingandConvincingCustomersinEurope让我们与众不同:在欧洲如何吸引和说服客户——基于行为市场营销学的探讨讲座人:Prof.Dr.RalfWagner拉尔夫·瓦格纳教授生于1968年,是德国卡塞尔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从2006年起他就被SVI主席任命为卡塞尔大学国际直接营销中心的主任。瓦格纳教授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主修市场营销学。2000年通过文章“促销中的多重竞争性互动:建模与分析”获得博士学位,该篇文章的合作者是比勒菲尔德大学的雷胡德·戴克。2008年,他在卡塞尔大学筹备组建了“对话营销能力中心”并在新建立的中心中担任副主任。瓦格纳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市场行为的互动模式、直接营销再造、竞争性互动、竞争中信息的作用以及市场营销研究中的定量方法。讲座内容简介:本讲座瓦格纳教授将以自己的研究及实践经验为基础,讲述在欧洲市场如何通过关系营销和新媒体营销等吸引和说服客户。讲座将涉及行为市场营销理论的最新发展:情绪、学习、信息及决策行为认知等。讲座时间地点:2012年12月7日,晚19:00-21:00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楼报告厅南开大学经济实验教学中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 [文酷网]行为经济学1(节选)(1)

    行为经济学1(节选)Sendhimulainathan,MIT&NBERRichardH.Thaler,UniversityofChicago&NBER吴克坤*译导言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有一个有趣的分支——行为经济学。当然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关于经济行为人的行为的,比如:厂商或消费者、供给者或需求者、银行家或农场主。那么,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它又和其他的经济学有什么区别呢?传统的经济学抽象出了一个世界,它由专为自己打算的毫无感情的利益最大化者组成。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在某种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直接地将自己定义为非行为主义。甚至所有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行为都被忽略或者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外。这种非行为主义的行为人的定义在众多的根据和理由:有些人认为模型是“正确”的,大多数人简单地认为标准的模型更容易使经济理论正式化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相关性更强。但行为经济学的成熟使人们意识到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实证和试验的证据强烈地反对着刻板的无限理性的预言。进一步的工作表明心理学的理论可以被规范化地表述,并且可以将它们转化为可检验的预测。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由两方面组成,它们是:1.确定行为有别于标准模型的情形;2.说明这些行为如何影响到经济关系。本文突出地体现了行为经济学的特点。我们从标准经济模型需要补充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讨论开始。然后我们将举例说明行为经济学是如何大量地在金融学和储蓄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得到应用的。但是首先还是让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市场和学习不能排除行为因素的重要性。经济人(HomoEconomicus)是唯一的幸存者吗?许多经济学家声称市场(竞争和套利)加上进化将会创造出一个和经济学教科书上描述的一样的世界:只有理性的行为者才能存活吗?或者说,市场的工作方式至少会排除准理性行为(quasi-rational)的影响吗?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许多经济学家早期对市场能够除去不理性的看法是乐观的。来看一个特殊的例子:人力资本(humancapital)构成。假设有一个年轻经济学家,我们叫他Sam,他决定做一个行为经济学家。这可能是因为Sam错误地认为这样将使他变得有钱,或者是他觉得行为经济学将很流行,或者他觉得行为经济学很有趣而且他没有足够毅力去学习“真正的”经济学。不管是什么让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让我们假定从理性的考虑对Sam而言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市场能做些什么呢?好吧,比起明智地选择学习公司金融,这个选择会使Sam赚得少一些,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陷入贫困。甚至Sam也会意识到他可以转向去学公司金融而赚到多得多的钱,可是他可能就是抵挡不住诱惑而继续地把时间浪费在行为经济学上。所以,市场本生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它提供了一个转变的动机,但它却不能强迫他作出转变。那么套利呢?像我们在经济学中除了金融市场之外的所有领域一样,这里在这个案例里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套利机会。假设一个聪明的套利者看到了Sam的选择,他能够下什么赌注呢?什么都不能。同样的,如果Sam存了太少的养老金,或者是娶了一个不合适的老婆,再或者是错误地买了一辆车,这些非理性的行为都没有给其他人带来任何套利机会。甚至,现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即使在金融市场里套利也受到了各种限制。首先,面对非理性的交易者,做使价格向错误的方向变化的交易会比做使价格朝正确的方向变化的交易给套利者带来更多的利润。换种说法,更多的情况是,“聪明的钱”(“smartmoney”)会跟着“笨的钱”(“dumbmoney”)运作,而不是与之成反向运作(HaltiwangerandWaldman1985;Russellandthaler1985)。比如说,一个非常聪明的套利者在靠近郁金香热开始的时候,如果他买进郁金香进而破坏郁金香价格的稳定将会比卖空郁金香收益更大。其次,有些微联系的是,套利是有内在风险的行为,所以套利的供给是内在的有限的(inherentlylimited)(Delong,Shleifer,SummersandWaldman1990)。当他们的赌注被证明是“对的”时,一开始决定卖空郁金香的套利者将可能被扫出市场。此外,实际上大多数的套利者使用的是其他人的金钱,因此他们会周期性地作出判断,人们注意的是短期的水平,这一点套利者不得不接受。关于这一点Shleifer和Vishly(1997)做了有力的说明,他们从本质上预见了长期资产管理的结束。所以,市场本身不能使经济行为人变得理性。那么进化呢?有一个古老的说法,认为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会被进化的力量淘汰。在古代这可能是说得通的。比如,过度自信的猎人可能会捉到较少的猎物,所以他的食物会更少,而在更年轻时死去。然而,这样的推理确是错误的。就像可以解释适度自信(appropriatelevelsofconfidence)一样,进化的观点只能很好地解释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比如,两方面的人在进行一场消耗战(可能在决策该在斗争中的什么时候做出让步)。这种情况下过度自信是明显有助的。在一个过度自信者看来,很明显,他理性的对手会更早选择让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依据最初的环境(特别当这些环境中包含有博弈的成分时),进化只是会像清除准理性行为(quasi-rationalbehavior)一样清除理性行为(rationalbehavior)。进化模型麻烦的适应性问题意味着它只能为有限理性作论据。最后一个论点是,一个持续地、系统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的个体最终会意识到这个错误。在详尽的研究下,这种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最理想的实验文献证明了学习是可以被完全缺失的,甚至在无限的水平上也成立。这里的想法非常简单:既然学习和实验新的策略的存在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即使是一个“理性的”学习者也会选择不作出改变。因为尝试其他事情的成本太高,参与者在非理想均衡(non-optimalequilibrium)时会表现出粘性。第二,在博弈论(games)方面的研究正式地证明了凯恩斯对长期的可怕评论(Keynes’morbidobservationonthe“longrun”)。与均衡策略一致所要求的时间会相当长。此外,持续变化的环境和个人可以很容易的处在一个永恒的非趋同(non-convergence)中。在实践中,对于我们所做的许多重要的决定,以上两种观点都得到了有效地应用。我们借鉴自己的退休计划的次数是非常少的(可能为零)。尝试着选择多个不同的事业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所有这些理论革新的结果是明确的。在纯粹理论的背景下定义无限理性是不合适的。无论是套利、竞争、进化还是学习都不能保证无限理性是有效的模型。最后,就像某些人期待的一样,这最后一定是一个实证问题。“行为”会有影响吗?在对这个问题在两个不同的应用领域进行评估之前,让我们来看看真实的行为与典型的新古典模型中的行为有什么区别。人性的三个有限之处关于人类行为的标准的经济模型一般(最少)包括三个不切实际的特征:完全理性、完全意志力和完全自利。这三个特征恰恰是因该修改的。HerbertSimon(1955)是早期对认为行为人对信息有无限处理能力的模型的反对者。他建议用“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这一术语来更切合实际地描述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Conlisk(1996)强调的那样,没有与有限理性相结合的经济模型是坏的经济学(badeconomics)——完全理性相当于假定了世界上存在着免费的午餐。我们的脑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指望我们能够理想地解决难题。很明显,对人们而言,为了节省认知才能(cognitivefaculties)而采用经验法则(rulesofthumb)是“理性的”。然而在标准的模型里这些因素还是被忽略了,因而启发式的研究(heuristics)得以广泛应用。像Kahneman和Tversky(1974)说明的那样,由于启发式研究的敏感性会导致系统性偏误(systematicerrors)这种忽略的影响将是重要的。对理性的背离不仅出现在判断(信念)上,同样的也出现在选择中。判断背离理性的方式是长时间和广泛的(参见Kahneman,Slovic和Tversky,1982)。这样的解释性的例子包括: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乐观主义(optimism)、锚定现象(anchoring)、推断(extrapolation)和频繁判断(makejudgmentoffrequency)或者基于突出(salience)(有效的启发theavailabilityheuristic)或是类似(similarity)(代表性启发therepresentativenessheuristic)。许多与理性选择相背离的问题都被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KahnemanandTversky1979)解决了。前景理论是关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的纯描述性理论(参见Starmer2000对非预期效用选择理论文献的评论)。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杰出代表,它将心理学的重要特征和其自身的核心理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景理论价值函数(prospectivetheoryvaluefunction)有三个重要特征:1.它是定义在财富的变化上的,而不是财富的水平(就像在预期效用理论中)上的。这一点结合了适应(adaptation)的概念。2.损失函数(thelossfunction)比获利函数(thegainfunction)要更陡峭。这一点是结合了“损失反感”(lossaverion),就是说人们对个人福利的损失更敏感。3.获利和损失函数都表现出递减的敏感度(获利函数是凹函数,损失函数是凸函数)。这一点反映了试验的发现。要想全面地描述选择前景理论往往还需要结合“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Thaler,1985)来理解。要弄清楚人们面对独立投机(separategambles)时,什么时候把它们当作独立的获利和损失来处理;什么时候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集中起来当作一个获利或损失。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些观点是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经济关系中的。如果投资者们对自己的能力是过度自信的,即使在缺少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交易。这可以用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一个主要的异象。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当理性是常识时,市场上将几乎不存在交易。但是在现实中的市场里,每天都有无数的股票交易,而且大多数专业化管理的组合每年也会转卖一次或一次以上。个人交易者也做一些交易:为此他们遭受了交易成本,并且他们后来买进的股票的表现还不及之前卖出的股票。关于损失反感(lossaversion)和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的例子是Camereretal(1997)对纽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这些出租车司机需要交一个固定的费用才能获得出租车12个小时的运营权,作为报酬他们可以将这期间的所有所得当作自己的收入。司机们必须决定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一个最大化的策略是:在较好的日子里(每小时有更多收入的日子,就像下雨天或者在本市有大型会议的日子)工作久一些;在不好的日子里早点收班。不管怎么样,假设为每天设定了一个收益水平作为目标,把不到这个目标的收入当作损失。那么,他们应该在好的日子里较早收班,在不好的日子里较晚收班——恰恰与理性的策略相反。这就是Camereretal在实证的研究里的发现。解决了最大化的问题后,经济人又进一步地被假设会选择最优的策略。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即使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有时因为自制的原因也不会采用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时都会吃得太多、喝得太多(酒)、花钱太多,而锻炼、储蓄或是工作得太少。这就是人的天性,至少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了(我们就假设是亚当吧)。人们(就算是经济学家)都会拖延(procrastinate)。我们是在过了原定的时间才完成这篇文章,但是我们非常自信我们一定不是唯一延期的。虽然人们有这些自制问题,他们最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他们参加节食计划、一包包地买烟(因为整箱地买烟是很有诱惑力的)。他们也会按超过他们应交数额来交所得税(在1997年,退回了将近9亿美元的所得税,平均每人退款1300美元),为了确保自己会得到退款3,但是他们会直到4月15日的午夜才提交税金(在为了方便拖延者而照常营业的邮局里)。最后,人们是有限自利的。虽然经济理论没有排除利他主义(altruism),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强调私人的利益是主要的动机。比方说,在经济学里被广泛讨论的免费搭车(freerider)问题,其原因被认为是只要人们的福利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他们就不会提供公共商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人们常常做出无私的举动。1993年,74.3%的家庭为慈善事业捐过款,平均的数额是家庭收入的2.1%。同样,47.7%的人做过志愿者的工作,平均每周4.2小时。同样的无私行为(selflessbehavior)在可控的实验中也被观察到了。在提供公共商品(publicgood)时和在“囚徒的困境”(prisonersdilemmagames)中,受实验者常常系统性的互相合作;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s)中则拒绝不公平的报价。金融学在20年前,如果你要经济学家们投票选择在哪个领域有限理性最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应用,最后结果最可能是金融学。在那时,套利的有限性的观点没有被很好地理解,一个顶尖的经济学家还将有效市场假设(EMH)称作经济学理论最好的发展。但是时间变了。现在当我们迈进21世纪时,金融学却可能是经济学中行为经济学做出了最大贡献的分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两个因素促使了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的巨大成功。首先,普遍的金融经济学和特殊的有效市场假设(EMH),导致了对可观察现象的严格的可检验的预测。第二,现在有大量现成的数据可以对这些严格的预测进行检验。我们简要地总结了一些例子。理性的有效率市场假设作出了两类关于股票价格行为的预测。第一个是,股票的价格是“正确的”,资产的价格反映证券的真实或理性价值。在许多案例中EMH是不可检验的,因为内在价值是不可观察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案例中可以通过比较两项相关内在价值已知的资产来对EMH进行检验。另外一类叫做“联体婴儿”(“SiameseTwins”):即在不同地方交易的用一支股票的不同版本。一个广为人知的特例就是在FrootandDabora(1999)中提到的皇家荷兰壳牌(RoyalDutchShell)。事实是皇家荷兰石油公司(RoyalDutchPetroleum)和壳牌运输公司(ShellTransport)是各自独自地在荷兰和英格兰组建的。现在的这家公司4是由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壳牌运输公司在1907年的联盟产生的。在联盟中,两家公司同意按60∶40的比例合并双方的股权。皇家荷兰(RoyalDutch)主要在美国及荷兰的市场交易,而壳牌(Shell)主要在伦敦交易。根据任何的理性模型,这两部分的股票(折算成同种货币后)应该按60∶40的价格比例交易。但是它们却不是这样的,实际的价格比超过了我们所期望的35%。像税赋和交易费用这样的简单的理由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参见FrootandDabora1999)。这个例子说明了由于套利的有限性,价格和内在价值是可以背离的。一些投资者也尝试着利用这种错误的价格,他们买进低估的股票,卖出高估的股票,但是有时这是不确定的,就像许多投机基金在1998年所学到的那样(那时,当基金尝试提高流动性时,价格的背离变得更大)。皇家荷兰壳牌的异象违背了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价定律。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封闭式共同基金(closed-endmutualfunds)(Lee,Shleifer,andThaler1991)。除了兑现方式之外,这种基金非常像典型的(开放式)共同基金。投资者必须在公开市场卖出所持基金份额才能兑现。这意味着封闭式基金有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像开放式基金一样,等于由基金经理算出的其所持有的资产的价值。因为封闭式基金发行的的份额是公开的,所以市场效率会使人们相信基金的价格应和基金持有得证券的价格(净资产价值NAV)是相符的。但是,封闭式基金一般是按照其净值的一定折扣交易,很少用收取佣金的方式交易。从行为学的观点看来,最有意思的是:封闭式基金的折扣间是互相关联的,并且它反映了个人投资者的情绪(sentiment)。(封闭式基金主要是被个人投资者持有,而不是机构投资者。)Lee,Shleifer,和Thaler发现在小公司的股票(也是主要被个人投资者持有)表现好地月份折扣会减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很多IPO的月份,这样的月份表明市场很热(hotmarket)。由于这些发现已被他们的理论预测出来了,他们将他们的研究由证明一个复杂的现实(价格不等于资产净值NAV)转向建设性地理解市场是如何运行的。有效市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是“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基于现存的公开信息对股票未来的价格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早期,很多对这个原则的背离的现象都跟行为没有明确的联系。有报道表明,小公司,就是价格收益率(priceearningsratios)很低的公司的回报往往比拥有相同风险的其他股票的回报高。同样的,所有的股票在一月份和星期五都会表现得好一些(但是在星期一表现会差一些),这一点特别在小公司的股票上表现得更加明显。DeBondt和Thaler(1985)的一项早期的研究明显地受到了心理学中人们往往对新的信息会过度反应(over-react)的发现的影响。比如说,实证证据表明人们对包含了新的数据的基本利率(baserate)(或者是先验的信息)的重视是不足的。DeBondt和Thaler假设如果投资者表现出这样的行为,那些几年内业绩非常好的股票的价格会被高估。人们对好消息的过度反应会促使这些股票的价格变得过高。同样地,绩差股的价格最终会被低估。这样就会产生对未来回报的如此的预测:过去的“优胜者”(winners)的业绩会差于市场,而过去的“失意者”(losers)的业绩会好于市场。DeBondt和Thaler使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NewYorkStockExcange)交易的股票的数据,发现在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35只股票(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的业绩超过了市场,同时过去五年中最大的35个赢家在随后的业绩却差于市场。后续的研究表明这些早期的结论并不能归结于风险的原因(由一些方法计算出来的绩差股的组合的风险比绩优股的组合的风险要低)。并且这个结论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的过度反应的方法,比如股票市值和账面资产净值比。更近期的研究发现另外一种对不可预测的背离现象,与DeBondt和Thaler发现的方式恰好相反,叫做反应不足(underreact)而不是过度反应。在短期,比如说6个月到一年,显示出动力的股票——就是在前六个月价格上涨很快的的股票,会继续保持涨势。在许多公司公布有大额的盈利变动、红利分配和忽略、股票回购)、股份分割和季节性资产净值出售(seasonedequityofferings)时,价格会有一个跳跃性的变化,随后即缓慢地向同样的方向漂移长达一年甚至更长(参见Shleifer2000)。这些关于反应不足的发现不仅是对有效市场假设(EMH)的进一步挑战,对行为金融学也是如此。市场是有时过度反应的,有时反应不足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一种解释方法吗?或者至少有没有事后的解释(expose)呢?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将这些表面上相反的事实和想法容纳在一起呢?现在的研究才刚刚触及到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最近也出现了一些解释(Shleifer2000总结了它们)。所有的解释都依赖于统一的心理学的证据(以一种方式或另外的方式)。他们都是通过说明反应不足出现在短期而过度反应出现在长期来解释的,但是每一篇论文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哪一种(如果有一种的话)解释是最好的还没有公认的看法。但是到现在为止发现的这些现象,加上这些模型都证明了金融学变化的特性。以心理学现象为基础的严峻的实证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掘有趣的实证性事实的新工具。从另一方面来说,严峻的理论性的工作也一直强调将实证性的事实结合进看似有理的心理学的模型里。到现在为止的研究都只是关于资产价格和有效市场假设的争论的。还有另外的一流派研究的只是仅仅关于投资者的行为,而与价格无关。这一流派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和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激发的。问题是投资者是否不愿意承认资产的损失(因为这样将不得不宣告自己的失败)。Shefrin和Statman(1985)将这个假设称为“配置效应”(dispositioneffect)。投资者将更愿意售出绩优股而不是绩差股的预测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税法鼓励的恰恰是相反的行为。不过Odean(1998)找到了这种行为的证据。在他考察的一家贴现经纪公司(discountbrokeragefirm)的顾客的样本中,投资者更愿意出售增值了的股票,而不是贬值了的股票。所有增值了的股票中有15%的被变现了,而所有贬值了的股票中只有10%被变现了。这种变现增值股票的踌躇会带来成本。Odean说明了持有的失败的股票(loserstocks)的表现不及被售出的胜利的股票(gainerstocks)。参考文献1.Banks,James;Blundell,Richard;Tanner,Sarah,1998,“IsThereaRetirement-SavingsPuzzl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8(4).p769-88.September1998.2.Camerer,Colin,etal.,“LaborSupplyofNewYorkCityCabdrivers:OneDayataTime,”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2(2),pp.407-41,May1997.3.Conlisk,John,“WhyBoundedRationality?”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34(2).p669-700.June1996.4.DeBondt,WernerFMandThaler,Richard,“DoestheStockMarketOverreact?”JournalofFinance.Vol.40(3).p793-805.July1985.5.DeLongB.Shleifer,A.,Summers,L.,andWaldman,R.,1990,“NoiseTraderRiskinFinancialMarket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8(4).p703-38.August1990.6.Froot,KennethA;Dabora,EmilM.,“HowAreStockPricesAffectedbytheLocationofTrad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Vol.53(2).p189-216.August1999.7.Haltiwanger,JohnandWaldman,Michael,“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LimitsofRationality:AnAnalysisofHeterogene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75(3).p326-40.June1985.8.Kahneman,DanielandTversky,Amos,“Judge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Science,v.185,1974,1124-31.9.Kahneman,DanielandTversky,Amos,“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Econometrica.Vol.47(2).p263-91.March1979.10.Kahneman,Daniel,Slovic,PaulandTversky,Amos,1982,Judge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1.Laibson,David,“GoldenEggsandHyperbolicDiscounting,”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2(2).p443-77.May1997.点评:本文是一篇较好的译文。在翻译中,译者用词准确,体现了其对行为经济学全面的了解。译文在《学苑》中是一个新的体裁,译者敢于尝试的精神值得鼓励。并且,作为一名本科生,能翻译到这样的水准也是难能可贵了。文中“行为金融学”部分,在国内已被翻译引用,译者和读者可参考对照。1本文(BehavioralEconomics)为《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而写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2000年的一篇工作论文,可由http://papers.ssrn.com/paper.taf?abstract_id=245828下载。论文的两位作者中,Sendhimulainathan原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在2004年秋季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经济学家,在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领域颇有研究;RichardH.Thaler是行为经济学领域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罗伯特P格温(RobertP.Gwinn)行为科学和经济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决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经济学家,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教授共同负责由RussellSageFoundation资助的行为经济学课题。译者已取得作者的翻译许可。*吴克坤,男,02级金融1班,联系电话:88077370,13545047539,E-mail:wukekun@hotmail.com。3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少交所得税的情况,确保自己所交纳的是足额的,译者注。4系指皇家荷兰壳牌(RoyalDutchShel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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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重新回顾之前的课程材料,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观点,来自经济与心理的老师。Previousstudiesarguethatmarketswhereoppotunitiestolearnandrealincentivesareprovided,playanimprtantroleinteachingpeopletobehaverationally,andaroleinexpelingirrationaltraders.thelecturersaidthatmarketsarealsotheplacewherebiasandheuristicsareencouragedasinthemarket,individualcannotlearnrationally,notbeingaBayesianlearner.Andfirmswhichareexperiencedagentshavelittleincnetivetodebiasconsumer(theywillevenuseconsumers'biasestomakemoney).Third,somebiasandheusticsarefunctionalandcostless.Anycommmetiswelcomed

  • 行为经济学期末试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期末试题行为经济学考试时间:120分钟试卷说明请务必注意,本试卷满分为70分。共计两道大题,请你从总和为150分的题目中选出分值总计为70分的题目作答,注意不要使你选答题目的分值总和超过70分,如多答的话,将在最后的得分中扣去你多答部分的分值,例如,若选答了总和为85分的题目,则你的最后得分中将扣去15分。若选答题目的分值总和为90分,则在最后得分中扣去20分,以此类推,故而,请勿多答。一,问答题(总计40分):1,画出DanielKahneman在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中给出的价值函数(valuefunction)曲线,并说明其特点。(10分)2,什么是间接互惠(indirectreciprocity)?间接互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10分)3,列举塔尼亚·辛格(TaniaSinger)讨论的移情作用规导因素(modulatoryfactorsofempathy)的四个类型。(10分)4,在Gilboa,Schmeidler(2001)的幸福研究框架里,影响人们预期幸福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什么?(10分)二,论述题(总计110分):1,(20分)阅读以下的材料,结合行为经济学的知识谈谈你的看法:1899年,美国专利局总监查尔斯·H·杜尔预言,“一切可以被发明的已经发明出来了”。1943年,IBM的主席汤姆斯·华生预言,“我认为全球的市场需求可能是五台电脑”。1949年,通用力学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大胆预测,“未来的电脑将不会超过1.5吨重”。1957年,《初学殿堂》商务书刊编辑预言,“我走遍了全国各地与各界精英探讨,我敢断言,信息处理是一种马上就要过时的短期时尚”。1968年,IBM高级电脑系统工程师对微芯片做出评价,“然而它又有什么用呢?”1977年,DEC的总裁、主席和创始人肯·奥尔森预言,“没有任何人在家里需要一台电脑”。1980年,微软在研发DOS系统时宣称,“DOS拥有1Mb内存,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应用程序需要更多”。1981年,比尔·盖茨预言,“640k存储对任何人都应该足够了”。——佚名,《千万不要预测未来》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恻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宋神宗《资治通鉴序》2,(20分)结合当代行为经济学家对幸福、福利与收入问题的研究,谈谈你的幸福观。[提示:可参考GilboaandSchmeidler(1995,2001),RichardEasterlin(2006),MarianoRojas(2007)来谈。]3,(20分)阅读以下材料,结合脑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谈谈你的看法:AlthoughIbelievethatthedeepstructureoffairnessisprobablyuniversalinthehumanspecies,thesamecan’tbetrueofthestandardofinterpersonalcomparisonthatisneededtooperatethedeviceoftheoriginalposition.Thismustbeexpectedtovary,notonlybetweencultures,butbetweendifferentcontextsinthesameculture.IfIamright,theanalogywithlanguageisthereforeclose.Allourfairnessnormssharethesamedeepstructure,butjustastheactuallanguagespokenvariesbetweenculturesandcontexts,sodoesthestandardofinterpersonalcomparisonthatdetermineswhogetspreciselyhowmuchofasurplusthatisdividedfairly.Forexample,Isuggestthatitwillalwaysberegardedasfairforapersonwithhighsocialstatustogetasmallersharethanalessexaltedindividual,buttheexactamountbywhichtheirsharesdifferwilldependontheculturalidiosyncrasies(特质,特性)ofthesocietyinwhichtheylive.——KenBinmore,TheOriginofFairPlay4,(20分)在遥远的猎犬座漩涡星系,有两颗距离很近的行星:红星和黑星,这两颗行星上,各有一群具有同样智商,相貌也非常相似的外星人。他们都面对一个公共品提供博弈,即,每个人要么以成本(负效用为1)提供公共品,并享受到公共品带来的好处(公共品的总效用为3,减去成本后,净效用为2),要么“搭便车”,只享受公共品带来的好处而不负担成本(此时效用为3)。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所示:黑星人的行为模式符合新古典的理性人假定,总是选择D(背叛)。红星人却总是选择C(合作)。经过长期演化,红星人的适存度变成了黑星人的两倍。并且,红星人掌握了向外星移民所必需的航天科技,他们开始考虑向黑星大规模移民了。红星人能取代黑星人吗?假定你是红星人的殖民总督,请在本次考试的答题纸上发布你在黑星的“施政纲领”。5,(30分)梁漱溟先生说,“人之所以有学问,恰因为他有问题。”爱因斯坦在《内在自由》一文中写道,“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之为内在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在学问的探索历程中,问题比答案重要得多。你在本学期的课程中,是否常常会有灵感涌现?是否思考过一些重要或有趣的问题呢?请你自己给自己提一个重要的或有趣的行为经济学问题(注意:是你自己的问题),并尝试着回答它。[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2310:30:02编辑过]

  • 看不见的场 文化、心理和行为经济学的消费影响

    ■彭凯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不容易受“文字游戏”的迷惑?在做出经济方面的决定时,更富有冒险精神,甚至愿赌服输?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许多习以为常的行为经济学原则,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往往都有出乎意料的表现。同样是10块钱,为什么不小心遗失,通常会令人经受到比捡到10块钱时更强烈的心理波动?心理学家给出了答案:一旦人们拥有一件事物,往往就会人为地增加这件事物的价值。因此,在失主心目中,丢掉了的“我的那10块钱”总是比捡到的“别人的10块钱”“值钱”得多。在很多情况下,人的决策和判断并非完全遵循传统经济学中所讲的理性。这也正是心理学对经济学最卓著的贡献—发现并探讨人类思维和决策的缺陷及其心理机制。卡里曼和托瓦斯基开创了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力求解释为什么人的经济行为时常偏离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就像病理学的作用一样,了解事物的变态反应,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正常反应。但是,行为经济学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一直遵循着一个的假设:世界上所有人都会有同样的非理性行为。然而,这种假设在最近10年受到了文化心理学家的挑战。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迥然不同,思维与决策方式也各有特色。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差异,已被证明可以用来预测不同文化中人的社会经济和领导行为。而自我概念也存在很有趣的文化差异。由马库斯和北山忍共同主持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回答“自身和他人有多相似”以及“他人和自身有多相似”这两个问题时,美国人和日本人作出了迥异的反应。从逻辑上讲,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但美国人却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我和他是不相似的,而他和我却可能相似。自我概念和行为科学中的许多重要假设,如竞争、适者生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仅仅自我概念就存在这么明显的文化差异,那么行为经济学中的许多重要假设都需要在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重新验证和探讨。文化,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和行为,但往往很少被人所意识到。举例来说,我和我的同事发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强调事物的环境作用、相关性和辨证性。由此可见,中国人看世界,是从整体的角度看世界。而西方人看世界,则是从分解的角度看世界。当中国人在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很喜欢强调内外因的交互作用;而西方人则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文化差异,成为我和我的同事研究跨文化行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两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半年的访问教授。在这期间,我们展开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许多公认的行为经济学原则,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都有相当不同的表现方式。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经济行为。辨证思维和措辞效应在行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框架效应。简而言之就是指,人在作出风险决策的时候,往往受到措辞的影响。假设讨论禽流感的防治方案,有一个地方总共有600名居民,其中400人不幸死亡。方案A,保证有200人幸免于难;方案B,保证总人口中的1/3幸免,其余2/3死亡。卡里曼和托瓦斯基发现,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选A。尽管实际上这两种方案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因为方案A的表达方式是正面的,而方案B则涉及负面,于是就导致了不同的反应。然而,这种措辞效应,却可能不适用于具有朴素辨证和中庸思维习惯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经常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和否极泰来的辨证思想,因此,措辞效应在中国人身上就没那么强烈。换言之,正面结果和负面结果对我们的不同影响,可能不如西方人那么强烈。我和光华管理学院的王辉教授与王敏同学做了一个跨文化的分析。我们给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看六种风险,分别涉及疾病、医药、艺术画、森林大火、船只搁浅和股票失利。然后,用正、负两种不同方式向他们表述。结果,在疾病风险上,我们并没有发现文化差异。但是,在其他风险判断上,中美两国学生之间就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辨证思维较强的中国学生受到措辞的影响就比较小。后悔效应与经济决策行为经济学发现,人在决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后悔的情绪。然而,很多情况下,人们后悔的是做过的事情而不是失去的机会,尽管有时失去机会的损失是远远超过实际行动所带来的损失的。比如,投资顾问不久前建议你抛掉10000股股票,当时的价格是5元/股。两个月过去了,股价一路攀升,竟然达到了10元/股。又比如,投资顾问建议你投资一只股票,当时是10元/股,买了10000股股票,两个月后,股价跌至6元/股。通常,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会更大。不过,这种现象其实也和事情本身的性质有关。如果是社会性质的事,人们更后悔的,往往是没有做但有可能产生积极结果的事情。例如,人在回顾一生的时候,后悔的往往是可以但却没做的“对事”,而不是做过的“错事”。然而,一旦和金钱拉上关系,人们后悔的,就通常是做过的但却产生了负面结果的“蠢事”,而不是失去的机会。对后悔心理的文化差异,我和施俊琦及王垒教授已经进行了初步研究。我们请中国人和美国人做一些决策,包括挑选礼物、挑选工作、挑选婚姻伴侣,挑选股票和投资基金。在挑选工作方面,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文化差别,大家都认为“聊胜于无”,也就是有一份工作好歹强过没有工作,也能容忍有一份并非那么满意的工作。在挑选伴侣方面,也没有什么文化差别,大家都认为与其要一个不好的伴侣,不如单身。然而,在经济决策方面,中美双方却显示出了显著的文化差别:中国人在经济方面富有冒险精神,认为做总比不做好,什么事情都可以放手一博。有待研究的是,这种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此外,我们还尝试找出经济后悔与社会后悔的差异。假如,你考虑投资朋友推荐的股票,但还没有最终敲定,因为考虑到投资失败。其实,这件事最糟糕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你投资了这只股票,但却亏了很多;二是你没有投资,结果这只股票的价值飙升。在哪种情境下,人们会更后悔?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我们发现,美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太大差异。人们往往后悔亏掉的钱,而不是后悔没赚到的钱。然而,一旦落到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会后悔方面,却出现了很大的文化差异。例如,你想为好朋友买一份生日礼物,但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于是,我们都能想到最糟糕的情况不过两种:一是你买下的礼物朋友并不喜欢;二是你没有买任何礼物。这件事上,在哪种情况下,人们会更后悔?我们发现,中国人对没买任何礼物更后悔,而万一买了朋友不喜欢的礼物,中国人就不会像美国人那么后悔。由此可见,中国人更重视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经济决策,即便冒险失败了,也不至于耿耿于怀。对商务合同意向的判断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对商务合同意向的理解方面存在的文化差异,有时会引发巨大的纠纷和损失。如何判断商务合同是否存在?有一个常用的标准,即理性人的判断。这位理性人的角色,就由法官等人来担当。然而,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我和夏威夷大学法学院莱文森教授及北京大学王垒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商务合同的执行过程中,普通人对合同约束力的判断并不完全与法律标准一致。特别是对合情、合理和合法这组概念,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对合同的判断和执行上,西方定义的理性人与中国人也有着很大的行为差异。以一个地产合同为例,一个人要买一块价值100万元的土地,他与卖主达成口头协议,并付了1块钱的定金,以便三个月之内可以买到这块地。但后来,卖主以定金太少为由,拒绝出售给他。另一种情况是,双方口头同意以100万达成交易,但买方没有预付定金,当买方汇了100万给卖主时,卖主拒绝了他。在这两种情况下,卖主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呢?第一种情况下,合同在法律上存在,因为双方已经有了1块钱的交易。而第二种情况,从法律角度上看,合同并不存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第二种情况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判断基本一致;但对第一种情况的判断,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就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人认为,定金的价值应与交易商品的价值成比例。而预付的1元钱,显然价值太低,因此,合同对卖主不应该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即便卖主后来拒绝了买主,也不涉嫌违约。如果买主预付土地价值的20%,即20万元的定金,这项商业交易也许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双方必须遵守,即使是口头的协议,卖主也应该卖给原买主。总之,由于实物的价值很高,因此必须缴纳与之相符的定金才能形成合同。然而,美国人则认为,预付定金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实际构成一项交易的合同,即便是1块钱,双方也必须遵守协议。可见,如何确定合理的定金,是由文化价值决定的。脱离了文化,抽象的理性人标准也许并不存在。明确合情、合理、合法的理性标准,也只能建立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结果之上。文化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很多经济分析的基础。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对价值的判断往往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在通货膨胀率达到4%时,将工资增长了2%;而在通货膨胀率为0时,将你的工资降低2%。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对第二种情况的反应更为强烈,这就是所谓的货币幻觉。伯克利大学心理学家Raghubir发现,人们在使用外币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币表面价值的影响。如果外币对本国货币的汇率较高,就是说外币比本国货币的面值大,人们在使用该外币是则会小心谨慎,趋向保守购买。但如果外币的表面价值比本国货币低,人们就常常大手大脚消费外币。我曾和夏威夷大学法学院的莱文森教授合作,对中国人的货币价值判断做了很多分析。我们请了中国和美国的参与者了解4种保值商品的情况。实际上,每件商品的原始价值是固定的。但商品持有人的人品和社会背景有很大不同: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有的则是道德低微的人。我们请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判断这些商品现在的价值,发现了很大的文化差异。首先,中国人对这些商品的估价远远高于美国人作出的估价。即使研究者考虑到了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中国人的估价还是高于美国人的估价。我们认为,这种高估价的倾向是受到了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经济发展等等变化,都令中国人对保值商品的回报性有一定的高估。同时,中国人对价值的判断,受到很多与经济学价值判断无关的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人的国籍应该不会影响到他所拥有物品的经济价值。但我们发现,同样的商品由道德缺乏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所拥有,中国学生会认为,这些美国人拥有的商品的价值更低。但是,同样的商品由道德高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所拥有,中国学生则认为,这些美国人拥有的商品的价值更高。可见,中国人在做经济价值判断时,更容易受到道德和社会信息的影响。相形之下,美国人则更“一视同仁”,并没有因为团体分类和道德判断,就对商品的价值判断有所差别。◆◆◆◆◆◆◆为什么中国人会有以上这些不同于美国人的想法和行为?一些学者从人种方面来解释。但是,人种是不能解释中国人的思维特性的。因为人种是错误地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我们已经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不同的人种其实是很相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差异去寻找答案。但历史是文化的构造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产生的,不足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决定。还有其它学者试图从政治体制角度去解释,但政治体制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包括国家、法律系统、经营系统和经济系统对人的经济行为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最终,我们意识到,文化是超越这些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同,但在这三个地区,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另外是从语言的角度去解释,研究者认为语言影响到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例如,当一个人说中文的时候,其思维像中国人,而说英文的时候思维则像西方人。然而,我们认为语言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沟通方式,而不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说中文的时候,谈话的对象是中国人,当然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对沟通双方来讲是最容易接受的。而说英文的时候,谈话的对象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思维则更利于双方的沟通。因此,是听众的特点影响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存在,而不是语言本身。经济行为的差异,应该更多地从共有的价值观念、共享的生活环境、共同的知识、信念、心理需求和思维方式来解释。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看不见的手,那么,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就是看不见的场。事实证明,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无所不在。因此,要真正研究经济行为,文化心理学不失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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