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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汪丁丁，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议题
行为经济学基本议题A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ODIwMzI=.html?f=2447704行为经济学基本议题B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ODc2Njg=.html?f=2447704汪丁丁，男，北京市人。 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 1953年5月生于沈阳，祖籍：浙江淳安；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做农活、机械修理、炼钢浇铸等工作； 1974年调回北京某电子研究所做工人，其间曾发明“抗跳键积分电路”； 1981年获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 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教学与系统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985年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 1986年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 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1990一1993年度）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东亚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变迁”项目研究员； 1991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博奔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资源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1996年赴德国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7年3月再返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学术顾问。 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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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诺奖新宠：行为经济学
理性的人与不理性的经济行为“虽然人们都知道投掷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概率为５０％，但如果连续出现多次正面时，人们总是认为接下来出现反面的概率很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色列及美国籍心理学家卡伊曼教授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的结合，从而解释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判断与决策。”卡伊曼的获奖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在此之前他的名字恐怕很少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读者所知，而他本人也是一位认知心理学教授而不能算是经济学家。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卡伊曼所开创的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金融学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门古老而崭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正式步入经济学的殿堂。卡伊曼的研究解决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来解释现实人的经济生活与他们的经济行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地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但是这种假设与人们实际经济活动相去甚远。在股市上，经常出现繁荣时股民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地迅速出货，类似这种行为都无法用传统的理性来解释。卡伊曼就是把人的这种“非理性”作为研究对象。他的理论中最成功的部分是视界理论（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ｏｒｙ）：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时，由于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时间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等，他们都在已有的视界上来进行判断与决策，这样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以小见大等等与经济学理论假设不同的行为。而且在判断和估计时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始值进行修正。而这些方法都是实验心理学所表明的，即人们的这种修正经常是不完全的，他们的观念似乎“抛锚”于初始值。行为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这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大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宪容博士说。经济学家樊纲也表示，实验心理学和心理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由于政策是否真正能够实施，与人们在心理、行为上是否可以接受有着巨大的关系。易宪容举例说，卡伊曼曾经做过这样一组实验：实验对象被要求估计有多少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并将估计值与０到１００之间某个数相比较。结果显示，被要求与１０％比较的实验对象平均估计为２５％；而那些被要求与６０％比较的则估计为４５％。显然，实验对象的估计值受到了给定的初始信息的影响，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个初始信息并不是问题的真正答案。这组实验的结果可以供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借鉴使用。国家给每个企业制定的政策是相同的，但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企业的不同情况和员工的不同心理，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提出更为细化的东西。在选准了这些初始点之后，员工们如果以此为基础进行日常工作，最后达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现在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是从现实人的行为出发寻找或制定适应他们的行为的规则，因此也不能找到有效激励职工努力的工作模式。在一个企业中，一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对职工激励与约束的模式，而人的行为的差别性与现实性则是企业如何决策的基础。就更大的方面来看，在处理整个社会的失业问题上，行为经济学也帮助了我们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理解。一个社会要想解决失业，不能仅仅是给失业人口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发给他们救济金。易宪容认为，解决失业问题最根本的目标在于，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找到每一个能够自己努力的空间。政府需要失业的政策制定应该更具有灵活性，让每一个能找到并愿意做的工作，这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卡伊曼的行为经济学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好的管理之道，同时也为个人提供有效的经营之道。在了解了个人某些不理性行为带来的经济危害时，大多数人都能学会如何去避免这些错误的产生。卡伊曼的理论也表明，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的决策与判断是存在不少偏差或偏见的，因此无论是政府或个人他们以往的判断与决策都可能不完全，人们必须不停地修正自己决策中的偏见，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卡伊曼的例证通常来讲，要一个人承担的风险越大，他需要的补偿越多。由于不同的人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也导致确定和不确定的收入不是等价的。例一：对于同一份工作，给出两种薪酬标准：一种年薪５０万元；一种是基本年薪，当然低于５０万元，再加项目提成。保守的人可能就会选前一种方案，因为后者的风险明显大于前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们面对风险预测时，更多在意的是赢还是输，成功还是失败，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最终财富的多少。例二：对于咖啡杯和巧克力两种东西，先得到咖啡杯的话，９０％的人会认为杯子比巧克力值钱；而如果先得到巧克力，９０％的人又会认为巧克力比咖啡杯值钱。上述两种情况产生的共同结果就是不愿意拿得到的东西去换没得到的东西，所以关键就看先得到什么。通常来讲，已经得到的东西又失去，同没得到某物相比，前者的痛苦要远大于后者。我们甚至可以拿一个调查列表来说明这个问题。例三：ＷＴＰ表示为得到某物你愿意付出的最大价值，ＷＴＡ表示失去已经得到的某物，你最想得到的补偿价值。当要拥有一块沼泽地时，ＷＴＰ值２４７美元，而卖掉自己的沼泽地时，要求补偿的价值达到了１０４４美元。同样的，对于获得某地区的邮政服务，每个人愿意支付的服务费用是２２美元，而要撤掉该地区已经拥有的邮政服务每个人要求的补偿金额达到了９６美元。这样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就像中国一句老话：“借锅容易拔锅难”。占有的时间越长，失去的痛苦就越大，行为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才会造成给予容易收回难的问题。一个经济理论的出现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将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用科学。卡伊曼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但是从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研究得还不是很深入，甚至更多还处于对理论的初探阶段，与鲜活的现实经济生活案例联系较少。此外，也有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领域并非经济学研究主流，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一课题。但不管怎么样，卡伊曼的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突破，而且它与现实经济生活、经济行为联系异常紧密。了解了这一理论之后，当你再一次看到有人为了省５块钱而花６块钱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时，你的想法会和以前大不相同的。另据某位专家透露，不久，可能会有一本关于行为经济学与经营之间关系的书面世。[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2621:36:3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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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对行为经济各个分支多多讨论
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网站了，只是不怎么经常来。其实也早就对行为金融比较感兴趣，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有静下心来研究，现在痛定思痛，决定从现在起把大部分精力转移到行为金融来。首先应该非常感谢版主闲人、nie、张三李四等这些热心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及大量启迪性思想探讨。这些前辈利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后来人提供了大量免费的资料，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汲取和完善相关知识，在这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里,虽然还有不少人高喊要什么忠诚,善良,却不肯付出自己的一点东西，哪怕片刻的时间，各位前辈的付出让我重新感受到了人的本性!!!!!正如闲人所言“行为经济学目前在国内刚刚起步，谈不上牛人，大家都是学生，老师和学生处于同一起跑线。”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生来关注行为经济，在我们学习研读国外经典文献的同时，更会产生一种思想的讨论，我一直认为思想的讨论最为重要，它会触发更多的思想火花，进而不断的推进理论的前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能的范围内，用更多行为经济的理论来更好的解释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最后，也希望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尽可能多的参与行为经济的讨论，上传我们所占有的更好的资料，提供我们所知道的更新的信息......我始终认为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饮水思源，我愿意为论坛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感谢人大经济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愿我们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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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Kahneman与行为经济学
【内容提要】主要介绍诺贝尔奖得主DanielKahneman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传统经济学和心理学在对决策过程的研究上存在基本假设上的区别，Kahneman等人从心理学研究基础上开创的展望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展望理论相对于预期效用理论更准确地描绘了决策人在风险下的决策行为，为将来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直观推断法/展望理论/KahnemanBehavioralEconomics/ProspectTheory/DanielKahneman/Heuristics.【正文】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02年10月9日宣布，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著名学者。其中一位就是来自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心理学家DanielKahneman（注：另外一位则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在实验室条件下观察人类行为倾向的有效途径。）。Kahneman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而其对经济学的贡献正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并开拓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他的研究特别侧重于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本文将主要介绍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并着重介绍Kahneman在这一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早在半个世纪前，Edwards[2]就将决策的制定引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并勾画了未来研究的蓝图。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直到Kahneman和Tversky发表他们在判断和决策课题上的研究成果才取得巨大的突破。在介绍Kahneman的贡献之前，我们将首先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关于决策制定的理论假设方面的一些本质的区别。1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决策制定传统的经济学通常假定市场行为是由物质动机驱动的，并且人们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是理性的并且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必然结果。这里的理性意味着决策者对所有可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作出最优的决策。决策同时也是前瞻性的，也就是说，决策是建立在对将来的所有可能的后果进行慎密的权衡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是由外在激励决定的。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却认为，决策者个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有意识地，理性地识别并解释一些可得的信息。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难以被意识觉察的因素系统地影响人类的行为。总体而言，人类的行为是由内在的动机决定的。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决策者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在给定偏好的基础上，决策者通常首先会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分布做出估计，然后对其决策产生的后果做出预期，最后，决策者将遵循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对所有可得信息做出分析处理，并做出最终的抉择。具体而言，标准的经济学原理植根于范?纽曼与摩根斯坦于1944年奠定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理(expectedutilitymaximization)[11]，该原理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实值的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以决策者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为自变量。自变量共有1个可能的取值(x[,1],x[,2],……x[,I])。假设现有行为a和行为b供决策者选择。行为a将会使自变量x[,i]以p[,i]的概率实现，而行为b使x[,i]的发生概率为q[,i]。决策者选择a而放弃b当且仅当选择a所导致的效用函数期望值大于b所带来的期望值。正规的数学表达如下：Σ[,i]p[,i]u(x[,i])＞Σ[,i]q[,i]u(x[,i])(1)因此，给定市场外部条件所规定的可选择行为的范围，决策的过程被简化为一个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的过程。决策者也就被假定有能力正确地估计相关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能合理地选择行为以将其效用函数的期望值最大化。与经济学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认知心理学认为决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可以显著地影响决策的制定。这些因素包括感知(perception)、内在动机(intrinsicmotives)和态度(attitudes)。感知类似于信仰，对事物的解释遵循因人而异的规则。内在动机主要来自于决策者的内心情感，而态度则意味着与决策人周边环境相联系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另外，过去所作出的决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在决策者心目中形成的记忆也对当前决策的制定有极其关键的影响。人类的行为最终是这些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是具有适应性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理念上的分歧导致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各执一端。经济学的研究通常将外部条件抽象化，并专注于金钱的激励机制和重复性的试验，而心理学家则尝试去捕捉在具体环境中，决策个体的内在动机和精神活动。Kahneman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了许多关于个体行为的研究成果，严肃地质疑了经济学中对决策者理性的基本假设。许多研究表明，特别是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中，决策的制定显著地偏离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假设。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遵循概率法则，有时决策的制定也违反了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原理。下面具体介绍Kahneman的关于在风险下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2 风险下的判断：直观推断法及其偏差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可以系统性地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全文请参考他们在1971[13],1972[14],1974[15]和1982[16]年发表的系列文章）。在二人早期研究中，他们的基本主张即为：人们通常而言，不具备运用经济学和概率论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作出判断的能力。因此，人们的决策通常依赖于一些思维定式作出直观推断(heuristics)，而这些直观推断通常是存在系统性误差的。一个基本的误差来自于决策者经常性地使用小数定律(lawofsmallnumber)，意即将小样本均值的统计分布等同于大样本均值的分布，而这也就明显地违反了概率论的大数定律。例如，Kahneman与Tversky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发现，被试普遍认为在特定的某一天中，一所小医院60%的新生婴儿为男性的概率等同于大医院同一事件所能发生的概率。很显然，人们并不能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随着样本数的增加而减小。更具体而言，按照统计学的大数定律，一个随机变量样本均值的概率分布是以该变量的期望值为中心进行分布的。并且当样本数不断增加，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零。然而，按照心理学的小数定律，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的均值也是以期望值为中心分布的。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从少量独立观测中作出的“过度推断”(over-inference)。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们遵循小数定律的例子。比如说，当一个投资者观察一个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如果投资者发现该经理人连续两年的业绩表现超过平均水平，投资者就会推断该经理人具有超凡的能力，但这种因果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所谓“赌徒的谬论”(gambler'sfallacy)，许多人都认为一个随机变量连续两次取值的结果是负相关的，但我们知道两次取值在统计学意义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是零。如果我们连续几次抛硬币的结果都是正面，许多人都会认为下一次抛硬币的结果将很有可能是反面，但统计学的答案应该是正面、反面同样可能。小数定律和代表性直观推断法(representativeness)是紧密相关的。Kahneman和Tversky在1973[8]，1974[14]和1982[16]年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代表性直观推断法是人们决策过程中经常广泛使用的方法。同时，Kahneman等人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向人们展示了直观推断法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被试被要求对一目标人群划分类别，判断目标人群是销售人员还是国会议员。但被试仅知道关于目标人群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对政治感兴趣，喜欢参与辩论，及喜欢在媒体中抛头露面”。大部分被试认为这一目标人群属于国会议员一类，尽管他们知道目标人群是从总人口中随机抽取，并且总人口中，销售人员相对于国会议员占了更大的比例。实验证明，人们更在意一些代表性的特征描述而不是背后的统计学的事实。直观推断法还使人们认为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要大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这显然是和统计学的基本概率法则相违背的（参见概率论的联合法则）。例如，被试在实验中普遍认为：著名网球选手伯格打入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后，输掉决赛第一局但却赢得冠军的联合概率要大于他输掉决赛第一局的概率，Shleifer[12]于2000年在行为金融学的综述性文章中提出：小数定律和代表性直观推断法有助于解释许多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反常现象(anomalies)。例如，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可能是投资者对一系列利好消息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所造成的等等。另一个判断上的偏差来自于信息的可得性。也就是说，人们对概率分布的判断取决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难易程度。人们在判断过程中，通常给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记忆的信息以很高的权重。例如，Kahneman和Tversky在1973年的实验中发现，如果被试私下里听人提起生活中的某个人曾经被犯罪分子侵犯，尽管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全面、更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仍会高估其所在城市的暴力犯罪率。认知心理学的发现告诉我们，相对于一些不太熟悉的信息，熟悉的信息更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会被认为是更真实，更相关。因此，信息的熟悉性或可得性往往就会成为准确性和相关性的替代品。例如，某些信息被媒体中多次重复地报道使得这些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人们获得，不管事实上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如何，人们往往会错误地以为，这些信息比其他信息更准确。Kahneman的这些关于人们判断过程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人们的逻辑推导和判断往往系统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法则。因此，Kahneman其后的研究开始严肃地质疑基本经济学原理在实证上的有效性。3 风险下的决策分析：展望理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证据表明，不仅风险下的判断过程，就连决策过程也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风险下的决策明显地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测结果。早在1953年，MauriceAllais[1]率先指出风险下的决策偏离预期效用理论这一事实，也就是所谓的“阿利斯难题”(Allaisparadox)，并凭借此发现获得了198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具体而言，给定两个选择：a是无任何风险的3000元收益；b是参加一个抽奖：以80%的概率赢得4000元，但20%的概率一无所获。大部分的被试都会选择a而放弃b。但是，当被试面临另外两个选择：c是25%概率获得3000元（75%的概率得到零）；d是20%的概率得到4000元（80%的概率得到零），大部分人却会选择d而放弃c。被试所做的选择明显地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替换原理（注：具体而言，替换原理是指当决策者面临两个选择A和B时，如果决策者选择A而放弃B，则对任何选择C，决策者会选择概率组合pA+(1-p)C而放弃pB+(1-p)C。），因为选择c和d相对于选择a和b仅对概率的取值进行了同比例的压缩（从100%到25%及从80%到20%)，但人们却做出了前后截然相反的抉择。Kahnema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决策过程往往与预期效用理论背道而驰（详见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9]，1991[18]和1992[19]年发表的系列论文）。Kahneman另外一个突出的发现是：相比于结果的绝对数值而言，人们通常对结果相对于一个参考水平的偏离程度更敏感。这种侧重于变化而非绝对水平的倾向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外界条件（例如：光和温度等等）的绝对水平而言，人们对外界条件的变化更敏感。另外，人们对损失的痛恨程度往往大于收益所能带来的喜悦程度。换言之，一笔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大于等值的收益带来的快乐。Tversky和Kahneman在1992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常需要两倍于损失的收益才能弥补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这种损失和收益对人心理的的不对称影响就是所谓的“损失规避”。人们通常不屑参与小数额的博彩，例如，以零成本和50%-50%的机率赢取12元或输掉10元。但大额的博彩却对很多人有强烈的吸引力，而这种对大数额赌博的风险追逐行为是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因为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风险规避假设(riskaversion)基础上的（注：给定两种选择A和B，A是一个期望值为x，有风险的赌博（例如，50%的概率赢得2x，但50%的概率一无所获）；B是赢取无风险的收益x。如果决策者认为A和B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我们定义他为风险中性(riskneutral)。如果决策者选择B而非A，则为风险规避(riskaverse)。如果决策者选择A而非B，我们定义他为风险追逐(risk-loving)。）。例如，Kahneman和Tversky在他们1979年的研究中发现[8]，10个被试中有7个人选择以25%的概率损失6000元，而非以50%的概率同等可能地损失4000元或2000元（意即各25%）。因为我们知道两种选择的期望值完全相同，而前者有更大的风险。如果人们是传统意义上的风险规避，则不应该观察到上述的结果。Kahneman和Tversky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假设的批评，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在1979年的出版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9]一文中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框架。区别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性推导，他们的展望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且是从实证检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1986年两人再度提出[17]：期望效用理论和展望理论都是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必需的理论指导。预期效用理论适合于描述理性行为，而展望理论更适合于描述实际的行为。尽管预期效用理论可以更精确地解释一些明显的简单的决策过程，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却往往十分复杂，需要一些在行为科学意义上更复杂的理论来解释。那么这两种理论真正的区别又何在呢？假定收益和损失都可以用货币形式来衡量，则如公式(1)所示，预期效用理论的决策过程预先假设存在一个以财富值w为自变量的实值函数u。如果行为a导致不同财富值w[,i]最终实现的概率为p[,i]而行为b导致w[,i]实现的概率为q[,i]，决策者选择a而非b当且仅当：Σ[,i]p[,i]u(w[,i])＞Σ[,i]q[,i]u(w[,i])(2)相比较而言，展望理论假设有两个实值函数，v和π使得决策者选择a而非b当且仅当：Σ[,i]π(p[,i])v(△w[,i])＞Σ[,i]π(q[,i])v(△w[,i])(3)这里的△w=w[,i]-w[,0]，是财富值w[,i]相对于一个参考水平w[,0]的偏离值。两个理论模型之间主要有三点区别。首先，在展望理论中，决策者并不特别在意决策所带来的财富值的绝对水平，而是在意决策所造成的财富值相对于参考水平的变化。参考水平可以是决策者的现有的起始财富值，这样损失和收益的定义也是相对于起始财富值的。但同时参考水平也可以是决策者在现有财富和对未来的预期基础上的渴望达到的财富水平。Kahneman和Tversky认为决策过程基本上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编辑阶段(editstage)和估值阶段(evaluationstage)。在编辑阶段中，人为地将做出的选择建立适当的参考水平，选择所造成的结果大于参考水平的部分被定义为收益，低于参考水平的部分被定义为损失。估值阶段中，人在编辑阶段的结果基础上，按照公式(3)做出相应的计算并做出最终的抉择。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以财富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而且函数形式呈S形。也就是说它是收益的凹函数和损失的凸函数（参见图1）。同时，价值函数在损失和收益两个方向上呈现递减的敏感度(sensitivity)。函数v以零（即参考水平）为拐点，意即小数额的损失上的斜率大于小数额的收益上的斜率。然而，预期效用理论中的价值函数u在整个取值范围内是平滑的凹函数。第三，决策权重函数π是对概率p和q的一个变换。该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在0和1两点上没有取值。该函数对自变量的概率取值做系统性变换，使得小概率值得到相对较大的权重，而大概率值得到相对较小的权重。函数的形状如图2所示。这三点区别使得展望理论可以解释前文提到的实验中所得到的一系列结果。因为人展望将来，估算风险使得其财富值相对于参考水平的变化，这种对编辑阶段的合理假设使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表述方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以零点（参考水平）为拐点使得函数在小数额损失上的斜率大于在小数额收益上的斜率，这就可以解释“损失规避”的现象。价值函数递减的边际灵敏度，使得决策者对可能得到的收益表现出风险规避（因为其对大数额的收益的相对低估），但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却表现出风险追逐（因为其对大数额的损失相对高估）。决策权重函数π在小概率上的相对较高取值和在大概率上的相对较低取值使阿利斯难题(Allaisparadox)迎刃而解。另外，展望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一些传统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人们愿意驱车去路途遥远的超市购买总额很小的打折商品，但具有同等规模折扣的贵重商品却使他们提不起驱车前往的兴趣；影响将来收入的负面消息并不能导致他们相应地减少当前的消费等等。附图{图}图1附图{图}图2总之，Kahneman及其他学者所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风险下决策的规律性现象，他们提出的展望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完善基本上可以解释这些规律性的现象。同时，Kahneman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经济学者们的视野，提醒他们在模型构架中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人普遍可能犯的错误。在Kahneman和Tversky1992年的论文之中[19]，展望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也就是所谓的累积展望理论(cumulativeprospecttheory)。在累积展望理论中，一些以前版本中的缺陷得到了弥补，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决策可以产生大量可能的结果时，决策过程所遵循的规律。4 结论作为行为经济学所质疑和批判的对象，传统经济学的支持者也对行为经济学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提出质疑。Fama[3]在1998年就提出了如下几个疑问：(1)解释的普适性，认为Kahneman等人的行为经济学只能解释市场个别异常现象，不能提出普遍解释的理论或模型。(2)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反应过分与反应不足的概率大致相同，正好说明价格变动是随机的，行为经济学对此的解释缺乏依据。(3)异常收益事实上仍是对额外风险的补偿，市场风险仅仅是基本风险的部分，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而行为经济学所解释的异常收益本身是不正确的定义。尽管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之间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但我们必须承认Kahneman等人提出的展望理论及其拓展比预期效用理论更精确地描述了人们在风险下的决策行为，并为将来经济学的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Kahneman运用其来自于认知心理学的卓越洞察力，系统研究了人们关于回答问题，形成判断，及做出决策方面的心理活动过程，并使我们更加了解人们如何做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决策。虽然其他心理学家同样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但Kahneman和Tversky对风险下的决策过程的研究工作无疑是最突出，最具建设性的。Kahneman同时也领导了其他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例如，Kahneman,Knetsch和Thaler[4]于1986年首先提出了公平交易对规范市场行为的重要性，其后的学者相继论证了多种多样的市场行为都是从公平和互惠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可以说，Kahneman的研究成果激发了近年来人们对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大量研究，同时也被其他学科，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甚至医学所广泛引用。此次Kah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属是实至名归。【参考文献】[1] AllaisM.LecomportementdeI'homerationeldevantlerisqué:CritiquedespostulatsetaxiomsdeI'ecoleamericaine.Ecomometrica,1953,21:503～546[2] EdwardsW.Behavioraldecisiontheory.AnnualReviewofPsychology,1954,12:473～498[3] FamaE.MarketEfficiency,Long-TermReturns,andBehavioralFinanc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8,49:283-306[4] KahnemanD,KnetschJ,ThalerR.Fairnessandassumptionsofeconomics.JournalofBnsiness,1986,59:S285-S300[5] KahnemanD,KnetschJ,ThalerR.ExperimentaltestsoftheendowmenteffectandtheCoasetheore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1325-1348[6] KahnemanD,LovalloD.Tinaidchoicesandboldforecasts:Acognitiveperspectiveonrisktaking.ManagementScience,39:17-31[7] KahnemanD,TverskyA.Subjectiveprobability:Ajudgmentofrepresentativeness.CognitivePsychology,1972,3:430-454[8] KahnemanD,TverskyA.Onthepsychologyofprediction.PsychologicalReview,1973,80:237-251[9] KahnemanD,TverskyA.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Econometrica,1979,47:263-291[10] KahnemanD,TverskyA.Choices,valuesandfra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2000[11] NeumannvunJ,Morgenstem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3rde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inceton,1944[12] ShleiferA.InefficientMarkets-AnIntroductiontoBehavioralFinance.ClarendonLecturesinEconomics,OxfordUniversityPress,Oxford.,2000[13] TverskyA,KahnemanD.Beliefinthelawofsmallnumbers.PsychologicalBulletin,1971,76:105～110[14] TverskyA,KahnemanD.Availability:Aheuristicforjudgingfrequencyandprobability.CognitivePsychology,1973,5:207～232[15] TverskyA,KahnemanD.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Science,1974,185:1124～1131[16] TverskyA,KahnemanD.Judgmentofandbyrepresentativeness.In:KahnemanD,SlovieP,TverskyA.ed.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2[17] TverskyA,KahnemanD.RationalChoiceandframingofdecisions.JournalofBnsiness,1986,59:S252～278[18] TverskyA,KahnemanD.Lossaversioninrisklesschoice:Areference-dependentmodel.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as,1991,106:1039～1061[19] TverskyA,KahnemanD.Advancesinprospecttheory:Cumulativerepresentationundercertainty.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1992,5:29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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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行为宏观经济学
[size=15.000000pt]BEHAVIORALMACROECONOMICSPaulDeGrauweUniversityofLeuven[size=13.000000pt]TableofContents[size=11.000000pt]Chapter1:TheNewKeynesianMacroeconomicModel[size=11.000000pt]Chapter2:TheScientificFoundationoftheNewKeynesianMacroeconomicModel[size=11.000000pt]Chapter3:ABehavioralMacroeconomicModelChapter4:TheTransmissionofShocksChapter5:OptimalMonetaryPolicyChapter6:Flexibility,AnimalSpiritsandStabilizationChapter7:StockPricesandMonetaryPolicy[size=11.000000pt]Chapter8:ExtensionsoftheBasicModelChapter9:EmpiricalIssuesConclusion地址：http://www.econ.kuleuven.be/ew/academic/intecon/Degrauwe/PDG-papers/Contributions%20to%20books/Behavioral%20Macro%20Book-Fin.pdf本书不错，可以一观~----------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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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不知的行为经济学
《赌客信条:你不可不知的行为经济学》从商业、生活、处事、投资等角度将行为经济学讲得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通过比喻和设问，把深奥的理论讲述得风生水起，引人人胜。经济学是解释人类抉择行为的学科，而行为经济学则将人类在抉择时的心理进行科学分析。你不可不知的行为经济学目录第1章前景理论——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太害怕损失，这是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恐惧的根源。10亿美元一次，你愿意吗通胀预期下，你会买楼吗前景理论你是个“见好就收”的人吗因为小损失，甘冒大风险捡到100元的快乐，不敌丢失100元的痛苦迷恋小概率事件厌恶的只是损失禀赋效应幼犬效应让“试行办法”成为正式策略延伸阅读俄罗斯轮盘赌与投资行为第2章参照依赖——独立评判与联合评判攀比，是人类的天性。否则就无法做出选择，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幸福。同侪悖论参透得与失参照点（参照系）参照值影响风险偏好交替对比中杯效应陪衬品只是“药引子”厌恶极端在星巴克要买小杯咖啡人质危机框架效应延伸阅读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第3章锚定效应——难以觉察的参照值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锚定效应证明，人类在无意识中仍会做出比较。先入为主“维多利亚的秘密”的秘密飞来之锚硬塞给你的“锚定点”随机数字也会影响你常识的陷阱订婚戒指的预算利用“锚定效应”操纵谈判杀价的艺术“虚头”与“虚拟价值”“地王”是楼市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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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杂志全文下载！（链接）
《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杂志全文下载！GamesandEconomicBehavior[img]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JournalURL&_cdi=6805&_auth=y&_acct=C000050221&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0&md5=67e388feb3ca91cf4999c7f7a5020776\"target="_blank">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_ob=JournalURL&_cdi=6805&_auth=y&_acct=C000050221&_version=1&_urlVersion=0&_userid=10&md5=67e388feb3ca91cf4999c7f7a502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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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验经济理论的热带风情景区游客行为模
目录一、简介...4二、研究的思路...5（一）研究目的...5（二）研究意义...6（三）研究的方法...71、文献调查法...72、实地调查研究法...73、问卷调查法...84、偶遇抽样法...85、深度访谈法...86、室内统计与数理分析法...87、定量研究方法...88、系统科学方法...8（四）研究局限...9（五）研究技术路线图...10三、文献综述...11（一）相关理论...111、质量感知...112、体验...123、满意度...144、游客游后行为意向...155、游客特征识别...16(二)相关文献研究...171、质量感知的相关研究...172、体验的构成维度研究...183、满意度的相关研究...204、游客购后行为意向的相关研究...245、游客结构层次的相关研究...26（三）操作性定义的界定及问卷问题的设计...281、呀诺达景区综合感知质量的定义...28五、结论与建议...411、性别方面...412、教育程度方面...413、收入方面...414、是否通过旅行社旅游方面...41感谢信...41七、附录：呀诺达景区游客体验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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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为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think just like behavioral economists(one)
Behavioralorganizationaleconomics2005-11-12ThispaperisfromcolinF.CamererandMalmendier.Theygiveussomequestionsthatweneedtoresearchinfutureaboutbehavioralorganizationtheories.作者总结行为经济学的新进展为四个方面：1.理论的一般化，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行为机制，使众多的“行为效应”成为该统一机制的分支。2.理论的规范化，把心理效应转化为正式的经济学语言，应用到已有的理论范式中（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的理论中，加入行为因素并予以模型化分析）3.理论的现实化，在真实世界里寻找数据支持行为理论。4.理论的拓展化，发掘新的心理效应（例如神经系统的作用）。行为经济学在金融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这一方面得益于金融领域有很好的数据来源，便于实证检验。一方面在于有效市场假说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便于衡量行为因素对金融的影响。组织理论更加适合行为经济学的分析。在组织中，配置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难以做空的，也就不存在纠正劳动力错误定价的市场机制，因而，理论上应该存在非价格的相关机制已修正劳动力的错误定价。已有的组织理论，一般把组织作为一个分析的单位，也就是说是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上分析组织问题，缺乏一个微观基础。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讲，应该进一步的分析组织内部个体的差异，有个体的行为到组织的行为路径才是一个合理的逻辑。通过对组织内的管理层和员工施加一定的社会偏好和有限理性，就会得到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理论预测。因此，行为组织理论大有可为。例如，在委托代理模型中，singleagent对员工施加限制：Workersdonotknowthedisutilityofeffort;wagepreferencecandependonreference;intrinsicincentiveMultiagent,maybeexist:Socialcomparison;peersandgroup;groupidentification;coordination,cultureandleadership假定管理层存在overconfidence在进行资本预算时，高管存存corporatesocialism,partitiondependence，escalationofcommitment；empirebuilding的倾向，那么在公司治理中，如何纠正这些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呢？仅靠货币激励是足够的么？不妨看看作者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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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行为法学和行为经济学导论
[转贴]：http://column.bokee.com/72309.html行为法学和行为经济学导论作者：杨吉|2005年05月11日15时03分|译自《BehavioralLaw&Economics》，EditedbyCassR.Sunstein法律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又是如何予以反馈？法律的实然是怎样？法律如何增加人类的福祉？行为法学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要试图解答以上这些问题。而且，行为法学也是将行为经济学融入法律分析的一个首创性的成果。在过去的二十年，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如何决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研究大都依赖于理性选择模型和法律的经济分析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重要范式。然而，这些模型对一般事件通常无法给出正确的预测，因此其理论价值很值得商榷。虽然人类不是像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不可预测，不成系统，不成规律，不符规则以及不可琢磨的。相反，人类行为是可以被描述、被预测、甚至被模型化研究的。在这本书里，你将对行为学和选择理论在法学研究上的运用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本篇只是对行为法学和本书的框架及内容作个概括的介绍。推定偏好人们生活中的偏好和价值是推定而成的而不是客观形成的。[1][1]人们不会完全按照大脑所想的那样行事：“据观察，偏好并不如实反映人们的内心；它实际上是在社会生活中被推定而成的。不同的社会诱因强调不同的选择和试探，从而产生阶段性的不同反馈。”[2][2]在面临选择时，人们通常不会只遵从“偏好选项”（preferencemenu）；偏好更多意义上只是不同阶段、不同描述、不同语境下选择下的产物：“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描述会产生不同的偏好、不同的选择。是偏好选择X还是偏好选择Y，归根到底取决于当事人观察事物的视角。”[3][3]当作出法律分析时，我们不能忽略对人类行为和选择的考察。毕竟，法律规则来源于人们在不同阶段、不同描述以及不同语境下所作出的选择。而且，法律规则本身在某一个诉讼案中又可以直接推动程序、描述和语境的发展。例如，在终裁出来以前，当事人的不同行为会影响法官和陪审团的判断；看起来是由因素A判定是侵权还是犯罪，而实际上却更多基于因素B、C甚至D[4][4]（详见第二章）。这意味着法官或陪审团的偏好和价值是推定形成的，而不是自主形成的。尤其是在损害赔偿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在法庭之外，像那些权利分配、交易规则的设置等法律规定同样也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和价值（本书的第二部分有详细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偏好是被推定而成的。在司法裁判上，它受法律内在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它受交易规则、市场秩序、社会环境外部的影响。人们研究的法律不外乎三种：实在法（positive）、规定法（prescriptive）和规范法（normative）。实在法关注法律的未来。什么会是法律的实际效果？为什么法律的运作会是如此？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说认为，人们对于失去的敏感度要大于同样获得的，然而实在法会证明这种预言其实是错误的。我们会看到，实在法研究对理性人假说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尤其是科斯定律（当年，罗纳德·科斯凭借该理论一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行为法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观点看来，其实它在许多场合都是解释不通的（详见本书的第8章和第10章）。规定法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帮助实现人们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想要减少贫困，或是拯救更多的生命，或是减少污染，我们该做什么？以下是传统分析认为达致均衡的信息政策。（1）如果建立起能源储备体系，那么每年将节省能源开支X美元；（2）如果没有建立起能源储备体系，同样情况每年却要多支出X美元。不难发现，选择（1）要远比选择（2）更为效率。[5][5]然而我们将看到，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均衡跟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均衡并不是一回事；从人们实际的判断出发，它将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像“注意行驶，小心路人”的路标等公共服务是尤为必需的。规范法关注的是法律的应然。最近对人类行为理解的修正挑起了抗衡法律权威主义（paternalism）的旗号。尽管他们表面上并不公开反对，但他们支持反法律权威主义，其实最后还是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人们借用的“启发式思维”（heuristicdevices）本身有着致命的错误，那么他们对于处理风险的判断也不会正确。如果人们过分乐观，他们会因为自信躲避危害而去冒险，即使是在他们充分意识到结果的前提下。如果人们的选择基于错误的经验论，那么就有必要去质疑这样的选择是否能提高效用或增加福祉。没有任何一点能支持法律权威主义的合理性，这不只是因为官僚机构也和其他人一样在认知和动机上时常会犯错。于是，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法律的权威应该建立在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之上，毕竟后者考虑到了政府行为中犯错的可能性，而不是基于自然的理性。启发和偏见书的第一部分考察的是人类的基于经验的启发和偏见。众所周知，人们是基于启发思维、经验法则作出决定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也会导致系统错误。人们受限于种种偏见和误解因而产生错误的判断。以下将从法理层面简单介绍一下人们各种启发和偏见。偏见中庸之道（ExtremenessAversion）。人们厌恶极端的东西。如何选择取决于被陈述的事实（详见本书第二章）。趋利弊害的行为容易引起折衷结果的发生。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大多数人会采取中庸之道。而且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购物过程中如果有最高价格的商品，人们通常会选择购买第二价格的商品（不论是否真是自己所需的）。这意味着，中庸是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之一；（未被选择的或是明显不相干的）选项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最终的结果。例如，当人们被要求在小型收音机A和中型收音机B之间作出选择时，大多数人选择的是A，可是当加入第三个选项，即还可以选择大型收音机C。那么，结果是人们在C的影响下选择了B。由此可见，多一个选择的介入，即使它本身跟整体是毫不相干的，但足以影响人们不自觉地采取中庸的策略。中庸之道现象的存在证明了传统经济学某些理论的错误。同样地，它也适用于法律辩护和裁判以及对于法律结果的预测。如何使得选择偏好在“中庸”限制下发挥最佳效果？律师在什么时候主动出击和律师采取哪一种辩论方式是最佳的？专业律师对这些都必须有充足的把握。法官和陪审团经常会倾向于选择折衷的解决办法，而所谓的“判决”也多是众多选择之后较为折衷的产物。不仅在司法是如此，其实在政治选举，医疗措施和政策制定等领域，折衷（中庸）的做法也是非常普遍的。后见之明的偏见（Hindsightbias）。人们后见之明（相当于中文意思的“事后诸葛亮”，译者注）的表现随处可见。在法律层面，这种偏见揭示了一个现象。事实表明，人们在决策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后见之明的偏见之中。这种偏见会影响法律判断，例如说，法官在面对一宗事故时会想当然地以为它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偏见会影响对一个人是否有过错的判断。本书的第3章对此有较为全面的论证。乐观偏见（Optimisticbias）。人有乐观的本性。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容易使人犯错误。即使被告知有风险存在，但大多数人总乐观地以为事态不会这么严重。面对危险时表现出的过分乐观，使得大多数人自信同样是交通事故、感染艾滋、有心脏病、患上哮喘或者其他疾病侵袭的概率一定比其他人低。盲目乐观产生让他们无法正确评估自己，就像同性恋一样，即使已经知道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人，但是他们却通常低估存在于自身的风险。[6][6]正如第1章所讲的，过分乐观使得在法律权威主义中的传统问题产生了变异。如果人们确信自己是相对安全的，即使在获得风险告知的前提下，他们也会对这种告知熟视无睹。本书的第5章和第11章，集中讨论了乐观偏见在法律维度内的表现，同时指出，它的存在带来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结论。维持现状的偏见（StatusQuoBias）。人们喜欢维持现状，并且不断修正偏离现状的变化。尤为明显的是，对于所处环境的评价，人们总是有一个相对点作为参考的标准；从这个点出发，考察其得失。这便是“预测理论”（prospecttheory）最为核心的内容。在法学研究上，这个参考点便是维持现状，它滋生出一种名为维持现状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法学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第4章讨论了契约法和维持现状偏见之间的关系。启发（Heuristics）行为经济学和认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用启发式思考法来简化任务。有效启发（Availability）。人们在做出复杂决定时，他的直接感受和印象往往会起更大的作用。如果广泛运用，“有效启发”会引起系统错误。它对于风险的估计通常导入偏见，这表现为人们将会对有些风险（例如核泄露）作过高的估计，有些则相反。总而言之，有效启发的现象会影响法律需求（见第1章、第13章和第15章）。船锚现象（Anchoring）。人们会基于第一印象（心理学上称为“船锚”）作出判断，因此所作的改变往往是不准确的。[7][7]第一印象多是不经意或非理性的。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判断也会随之而出错。例如，法官对损害赔偿可能基于一个“船锚”；这会使法官的裁判容易变得随意。案例决策模型（Case-basedDecisions）。因为计算成本和收益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于是人们通常依据过去的案例模型，[8][8]或可参考的方法来降低计算难度。在法庭审理中，案例决策模型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法官往往以此来类推裁判（见第7章）。各类型的偏见和启发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个人和组织在它们的作用下是否能更好地决策？第7章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估值（Valuation）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估值问题。人对于得失的反映是什么样的？法律运行经常牵涉到金钱，人们对此是否能理性地对待？他们又是怎么想的？损失规避（LossAversion）。人们尤其厌恶损失。对于同样的收益和损失，人们对后者更为敏感——即使都不满意，也是对后者程度更深。跟经济学理论有出入的是，人们并不认为付现成本（out-of-pocketcosts）和机会成本是一回事。损失规避对法律的实证分析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损失规避的分析思路下，科斯定律有很大的理论缺陷。科斯定律的要义是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当事人的权利分配便不再是难事，也就是说他们因为降低了谈判成本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科斯定律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法律权利的分配是不可或缺的，道理很简单，那些享有权利的人比没有权利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保护。所以，只有当人们认为权利的丧失不至于影响自身的利益时，他们才有可能自愿让渡其权利。当地居民会在比较禁止污染者排污和忍受呼吸污染空气之后，作出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法律权利会派生出“捐赠效应”（endowmenteffect），是指对于获得的自己财产之外的东西,人们倾向于给予更高的评价。第8章、第10章、第12章和第13章对此有详细地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人们嫌恶损失，但是否把损失和收益作为一个法律事件并不取决于简单的事实，而是由一系列文本语境所决定，包括事件构成的本身。如前所述，维持现状通常是一个参考点，因此损失在司法和执法之中很好被理解；当损失大于收益的时候，人们的行为都会有所变动，反之亦然。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宁肯给出“现金折价”而不是“信用卡透支”，或者父母给做X（而不是Y）的小孩奖励，做Y（而不是X）的小孩惩罚，又或者类似“魅力无法拒绝”的广告适用在一个商品上。推而广之，在环境监管中，维持现状的参考点会帮助政策制定者在适当的时候启动净水（或空气）工程；这个行为同时也掺杂了大量人们的选择。[9][9]就本书而言，我们所谓的参考点更多是在法律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是如何设置初始权利的？本书的第二部分重点讨论了初始分配的效果。损失规避给诉讼制度也带来了一些难题。损害赔偿是否包括了受损害一方恢复原状的成本，或者是否反映了受损害一方在判决出来之前要求赔偿的诉求？法官倾向于把损害程度定性在实际损害而不考虑恢复原状所需要的代价。法律制度通常会对后者的补偿问题予以关注，尽管实际上它并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第10章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智力会计（MentalAccounting）。在经济学中一个简单明了并没有争议的假设，货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个假设却是错误的。货币进入一个区隔。人们创造的“框架”（frames）使得智力会计里的损失和收益，以及在货币术语里的损失和收益彼此不可替代。现实中，人们基于作预算和设帐目等行为作出决策的。例如，有些钱用于租金；有些钱用于旅游；有些钱用于交学费；有些钱用于还债。智力会计一方面是财政自我管制的表现，另一方面则会影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例如，政府在制定一项政策之前势必对该政策有所考虑、度量，并创设一个智力会计。又或者，像社会保障等机构也需要有公共的智力会计，来付诸实施自控战略。根据智力会计理论，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些法令禁止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作为。当然，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些潜在机制作为补充，而律师一般不清楚这些机制除非他们知道钱本身是不可替代的。第11章在法律规范的语境下讨论智力会计。法律制度经常需要法官和陪审团对案件作出裁判并把这种裁判转化为货币可计量的形式。这种转化是怎么运作的？如何保证其质量？第9章的观点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规范的裁判通常是兼具预测性和统一性的。例如，一个行为造成了一个应受处罚的损害事实，对此人们通常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共识。有条件的价值判断中也有令人欣喜的同样发现。但是基于金钱考虑而形成的所谓规范性裁判，多有争议和任意之处。当被问及愿意支付多少钱用以保护2000只鸟，或者要求被告承担多少费用以处罚其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提出的数字往往是盲目而无知的。然而，法律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迷茫中建立起来的。对诽谤、性骚扰和侵权造成的损害，和其他应受处罚的损害一样，其赔偿数额是很难被确切计算的。对这种困难的准确把握能帮助我们改进制度设计。一旦弄清楚规范性裁判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如何转化成金钱计量的，那么立法机关或监管机构就能预先制定相对应的政策以规范其运行。法律的需求（TheDemandforLaw）书的第三部分讨论的是法律的需求。为什么法律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法学和行为经济学给出了不同的解答。自利偏见（Self－servingbias）。人们对于公平的观念是自利的，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判断有不切实际的乐观和自信。在随机抽取的调查中，当被问到“国内多少工作你能胜任”，很多人通常给出超过自己能力之外的答案。这一点恰好能用以解释协商僵局（bargainingimpasses）这个无法说明的现象之上（第14章）。为什么这个僵局这么难打破？为什么法律制度会如此关注该纠纷的解决？其中部分答案来源于自利偏见——一种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想像中得到更多的观念——会阻碍当事人双方进行友好平等地磋商，从而影响协议的达成。合作（Cooperation）、公平（Fairness）、厌恶（Spite）和互惠的人（Homoreciprocans）。经济学家眼中的人都是自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多于别人，而且只有利益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个假设有时候是正确的，而且它能帮助简化对问题的分析。但是人们也是需要追求公平和公平地去做的，或者确切地说，在陌生人之间人们更需要有公平的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律，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会追求法治的公平公正而放弃个人私利。这个时候，人不再是自利的人，而成了互惠的人了。[10][10]以最后通牒博弈（theultimatumgame）为例（见第1章）。两人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比如100元。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外一人表决。如果表决的人同意，那么就按提出的方案来分；如果不同意的话，两人将一无所得。比如A提方案，B表决。如果A提的方案是70∶30，即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接受，则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不同意，则两人将什么都得不到。A提方案时要猜测B的反应，A会这样想：根据理性人的假定，A无论提出什么方案给B——除了将所有100元留给自己而一点不给B留这样极端的情况，B只有接受，因为B接受了还有所得，而不接受将一无所获——当然此时A也将一无所获。此时理性的A的方案可以是：留给B一点点比如1分钱，而将99.99元归为己有，即方案是：99.99∶0.01。B接受了还会有0.01元，而不接受，将什么也没有。这是根据理性人的假定的结果，而实际则不是这个结果。英国博弈论专家宾莫做了实验，发现提方案者倾向于提50∶50，而接受者会倾向于：如果给他的少于30%，他将拒绝；多于30%，则不拒绝。这个博弈反映的是“人是理性的”这样的假定在某些时候存在着与实际不符的情况。这个博弈的结果值得人深思。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因为图谋一己之利而公然违反公平法则。当物资出现短缺时供应商是否会抬高价格？例如，有关机构是否会对大雪过后的雪铲或大雨之后的雨伞等特殊时期商品进行价格管制？受价格约束的一方不愿利用这个契机，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社会约束是基于公共的自利行为。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理论探讨的空间。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的实验反映了人们倾向于广泛合作，尤其当可以畅通无阻对话的时候。[11][11]第12章探讨了尖刻、恶意等行为在法律结果产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效用重申和社会影响（AvailabilityAgainandSocialInfluences）。我们发现人们作出决策是基于对某件具体事物效用性和可得性的判断。而且，有效启发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产生积极的作用。人们所别人之所想，做别人之所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缺少足够的信息时，他自然就会依赖于别人既有的信息来弥补空缺。如果你不知道农药会致癌，或者不知道乱扔危险废弃物其实是个社会问题，那么你就会跟着别人的思路对此作出判断。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制于名誉效应（reputationalinfluence）。如果大多数人认为乱扔危险废弃物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者法律严厉禁止犯罪行为，而你跟着他们的认识，他们就不会认为你是愚昧无知、桀骜不逊和冷漠无情的。这扩充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认识。它帮助我们理解了政府管制的供给和需求。“利用性重叠”（availabilitycascades，即如果一种表达在公众的交谈中被频繁引用的话,对这种表达的认同感就趋强）保证了法律和政策在利好或利空情况下的前进方向。行为法学的未来发展目前，行为法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初级阶段，还有许多理论难题尚待研究和突破。其中就包括一些涉及经济学科本质的重大课题：行为经济学是否能作为一种终极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或者它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行为经济学是不是太过特殊或不系统以至于它并不能给出法律意义上的预测？比较传统理论下的理性假设，行为经济学是不是过于吝啬于牵扯价值评判？行为经济学算不算是经济学部门的一种呢？许多留待解答的疑问是经验层面的，它们需要在真实世界和实验模型中加以研究。行为学的介入正在研究一项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增加合作行为的同时降低破坏行为的发生。达到这种目标的预设前提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法律的介入？换种说法，在损害赔偿诉讼中（如诽谤、肉体损伤、性骚扰和精神损害），因为赔偿数额的难以计算，所以需要在弄清楚哪些因素应该纳入估价的前提上有一组详细的数据。规范性裁判是否具有普遍效力，金钱赔偿的数额是否各不相同（见第9章），在法学研究中它们是一些有吸引力并值得深入的问题。行为经济学能回答包括如何有正确的认知和动机在内等问题。它是否能帮助人们纠正偏见而理性作为？纠正偏见会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对行为经济学知识越深入了解是否越容易发现该理论的局限？由于篇幅限制，对真实世界里的法律运作和如何提高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质量，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