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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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综述马尔萨斯以来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人口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1990年代以来，超低生育率（10westlowfertility）在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地区）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人口超低生育率的担忧。中国人口态势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中国目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应该及早作出调整。　　关键词：人口增长，生育政策，经济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09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出生率为12.13‰，死亡率为7.08‰，自然增长率为5.0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很大，但是增长速度在逐步放慢。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在较长时间内以较快速度增长。如根据葛剑雄的推测，中国人口从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的约1.2亿人增加到1850年的4.3亿人，在约20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3亿多人，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被称为人口增长的奇迹。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49-1987年这短短的38年中，中国人口从5.42亿增加到10.93亿，翻了一番。但在其后的22年中（1987-2009年），中国人口仅增长了22%，平均年增长率不足1%；近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更进一步下降到约0.5%。据王丰、郭志刚和茅卓彦的研究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约14亿人口的峰值后开始下降。届时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
　　中国长期受人口压力的困扰，所以对于人口增长问题，从**、学界到公众，始终心存忧虑。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或“民工荒”以及针对“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等问题讨论的展开，对放宽生育控制政策的呼声有所加强。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放宽生育控制，中国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有人认为，生育控制政策非但不能放宽，还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更快增长，今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才能更容易解决。这些想法的背后，是对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的不同认识。本文试图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和中国的实际，对生育率、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分析讨论。
　　一、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人口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不同时期争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有些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有些则强调积极影响。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先验假设是，粮食生产充其量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其结果是产生大量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只能以饥荒、瘟疫、战争等消极手段或独身、节欲等积极手段来消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隐含：1）人口增长受到粮食供应或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当因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失衡时，只能通过消除过剩人口的办法实现平衡；2）从动态来看，如果经济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长会将消费水平重新拉回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谓的“贫困陷阱”。一方面，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尔萨斯的假设也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实际上，假定技术（包括制度安排）不变，“马尔萨斯约束”还是存在的。在相当长的历史内，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都相当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口增长受到了土地和食物等资源的约束，或者说“马尔萨斯约束”确实存在。不过技术进步会放松“马尔萨斯约束”对人口增长的限制。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可不断增长，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不断提高。
　　1950年代以来，当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因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加速增长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如果说马尔萨斯本人在分析中所强调的是食物供应和有限土地资源的话，这一时期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传统的研究所强调的则是人口对生产性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当数梭罗（Solow）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寇尔与胡佛（Coale and Hoover）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
　　经济增长模型假设一个代表整个经济的生产函数，它以劳动力和资本为投入，且假定两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替代。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每个劳动力的产出由资本／劳动力比率来决定。在稳态经济增长（即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均不变，从而资本／劳动力比率也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
　　寇尔与胡佛的印度人口经济增长研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人口经济模拟模型的先驱。他们构造了一个增长模型来模拟印度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口数量和增长率是外生的。模型模拟了1956-1978年间各种人口增长率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导致较快的人均收入增长。
　　在上述两类模型和后来的类似模型中，人口对资本／劳动力比率的提高有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较快的人口增长会使居民家庭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此外，人口增长还会造成社会的非生产性投资（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投入的增加，从而导致生产性投资的减少。最后，新增劳动力还会“稀释”人均投资额，因为对于给定的投资额来说，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将意味着每个劳动力所得到的资本追加量的减少，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慢。
　　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一部分这类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配第和斯密首先论述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库兹涅茨（Kuznets）认为，较多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相关，而后者是许多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专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假定外贸在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西蒙（Simon）则指出，上述关于规模经济的好处对公共投资（如交通系统）同样适用。库兹涅茨和西蒙还对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必然会导致家庭储蓄下降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家长可能用减少消费或闲暇、而不是减少储蓄的办法来补偿用于子女的开支。而且年轻型人口可能有利于储蓄，因为在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人口远超过退休人口，从而劳动人口为退休准备的储蓄额将超过退休人口在这类储蓄中的提取额。
　　另一些研究则对马尔萨斯主义分析所假定的技术进步的外生性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库兹涅茨和西蒙认为资源短缺将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较快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这些进展将促使食物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鲍瑟若普（Boserup）提出的“人口推动假设”认为，人口压力可以推动和促使人们采用已有的新技术；或者说，人口变化可以推动技术进步。例如在历史上，当人口稀少时人类所采用的是多用土地、节约劳动的技术（如游牧业），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则采用节约土地、多用劳动的技术（如农业）。她所强调的是人口变化对生产技术变革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重要的作用机理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分析中完全被忽略了。
　　近年来，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上。这类研究的较早的代表性文献有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但是实际上，即使比较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也承认，生态环境受人口、富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和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影响，人口只是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例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美国的能源消耗却占全球能源消耗的22%左右。再例如，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不断放慢，但是能源消耗却迅速上升。对实证数据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在2000-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05.7%，同期人口仅增长了4.8%，而人均消费则增长了96.3%，其余4.6%是两个增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是通过实行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来控制人均消费量的增长。
　　实际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前者影响后者的单方向的关系，而是两者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许多人口经济理论试图解释人口增长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理论试图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如何影响生育率。这方面的理论，包括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和贝克尔（Gary S.Becker）等人提出和发展的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生育孩子的成本包括父母用于孩子的生活、医疗和教育等费用，以及为养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和因此减少的货币收入或闲暇等。对父母来说，孩子的效益包括向家庭提供劳力和经济收入、老年保障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效用。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部分家庭功能（如养老保障）的社会化，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而效用却不断下降，从而减少了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要，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一发展趋势，不但在发达国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看到。
    当然，此外，“家庭计划”和避孕药具的改进和容易获取，使育龄夫妇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子女数和减少“不想要的孩子”（unwanted children）。
　　对于经济发展可以影响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生育率下降是世界性的趋势，不但在**实行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的中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在许多没有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包括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伊朗等，也出现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
　二、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需要实证的支持。迄今为止，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库兹涅茨分析了战后4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口增长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不存在确定的相关关系。伊斯特林（Easterlin）将37个发展中国家按其在1957-1958年到1963-1964年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分为六组，然后检查这六组国家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的频率分布。他同样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支持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笔者曾对中国分省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作出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分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一致的相关关系。
　　上述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可以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在宏观水平的分析上，两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抵消。例如在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会减少人均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的占有量，从而对人均收入产生负作用。但与此同时，人口对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压力，可能会促使农业劳动力向节约土地但边际收入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由此可能导致人均收入的增加。
　　当然，除了人口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经济政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毫无疑问，这些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然而，正如伊斯特林所指出的，如果人口增长的作用相对于其他因素更加重要的话，即使在上述的简单两变量模型中这种影响应该也能反映出来。
　　近年来中国学界与公众都比较关注“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生育率下降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少年抚养比下降而老年赡养比还没有明显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高，从而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研究发现，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其经济高速增长期都与人口红利期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是在生育率从高到低变化的动态中实现的，而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会产生人口红利，只能逐步消耗和终结人口红利。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期恰好相吻合。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正是中国1950和19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将会被继续束缚于农业部门，无法得到有效使用；而改革开放使这些劳动力得以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部门，以及从农村转向城市，从而使他们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得以发挥出来。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潜力与改革开放时期恰好相吻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的重要“秘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中国晚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已经进入尾声，中国经济就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众多确实不一定是坏事；在改革开放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对吸引外来投资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1950年代和“文革”时期，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当时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不足的国家，而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极其有限，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时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困难；或者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不符合中国资金短缺而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这种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将世界各国按人口生育率从高向低排列，可以发现高生育率国家都是贫穷国家，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的国家却有不同的收入水平。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不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例如印度2007年的总和生育率是2.8，大概相当于中国19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但是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从2006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但是日本经济却度过了“失去的20年”。日本和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地区）先后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严峻挑战，引发了对低生育率的担忧。如果说过去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重点，在于分析探讨过快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关注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三、对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政策的反思
　　到了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使人们对“人口爆炸”的担心有所缓和。人们一度假定，当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时，会反弹到更替水平。但是在1990年代，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在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地区）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新的担心。这种担心的最直接的理由，是长期和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将危及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信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作为封建思想来加以批判，但对于一个民族整体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出于对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的担心，早在20多年前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就组织专家研究人口低增长的经济后果问题。美国的兰德公司和许多国家的**和研究机构，都对低生育率问题及其影响展开研究。持续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的更加近期和迫切的后果，还不是物种延续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如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可导致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缩减，以及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可加重养老和社会保险的负担；老年人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成本；可严重削弱向需要照顾和护理的老年人提供帮助的能力，等等。
　　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的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1960年代的高生育率阶段，在这一阶段，除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外，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大约6个孩子。第二个阶段是1970-198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波动的阶段。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的短短10年中下降了一半以上，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左右孩子下降到生育2-3个孩子，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生育率下降。紧随其后的是1980年代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上波动。第三个阶段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妇女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持续走低，尽管目前对于中国生育率的真实水平还存在很大分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统计数据，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而根据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基于抽样调查的估计，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从数据收集单位的“中立性”来判断，笔者个人更倾向于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但不管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统计，总和生育率都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2.1）以下，或者说下一代人的数量已经不足以“更替”上一代人的数量，且不说中国严重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约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还会要求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更高一些。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只是人口的“惯性”增长而已，未来出现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已不可避免。但人口负增长，并非如有人所设想的那样将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根据笔者和杨晓萍的研究，低生育率和人口低增长、负增长在某些方面（如就业、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另一些方面（如国内消费需求、社会保障基金和公共财政，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等）则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当然，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对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还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证数据和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
　　根据上面的讨论，对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问题，我们建议“中庸之道”的生育政策取向，即过高的生育率与过低的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应该努力避免。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致力于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上下。
　　1990年初期以来，中国在生育政策没有收紧的情况下，生育率却进一步下降，这种下降可主要归因于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变化。根据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经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易扭转。如果说过去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的生育率过高和人口增长过快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更多地担心中国生育率过低和人口负增长太快太深。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口态势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提法，尽快调整中国的生育控制政策。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左学金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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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 Leibenstein Fertility 1987-2009 人口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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