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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astmoney.com2010年09月06日 13:23王小鲁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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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我国关于高收入居民收入状况的统计数据已严重脱离实际。这种情况不改变，会掩盖实情，误导决策，带来严重后果。更重要的是，不澄清这些事实，躺在虚假数据上作分析，就无法合理应对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挑战”
编者按：
据本网消息，针对国家统计局王有捐、施发启两位官员对中国居民“隐性收入”文章的质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表文章回应，并首次公开了自己所使用的调查方法。王小鲁表示，其所采取的是“区间样本+匿名贴身调查”的方式来收集各项信息，从而使严重低报收入的情况大大减少。
同时，针对低报收入现象，王小鲁披露，未曾听说统计局“采取过措施”。王小鲁认为，居民收入与灰色收入不应剥离，不解决这种失实的现状，躺在虚假数据上作分析，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问题就永远无从谈起。
以下为王小鲁观点摘录：
王小鲁：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状况。但这些问题并没有从统计上如实反映出来，特别是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统计严重脱离实际，不仅低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也造成不同统计数据间的严重冲突。诚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不足13万亿元，而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却显示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万亿元。后者是根据经济普查得出的，应该比较全面。但这就证明居民住户收入统计至少遗漏了5.3万亿元，漏掉了居民收入的近30%，而如此严重的遗漏状况却已存在多年。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仅2008年一年，中国私人小汽车增加了560万辆，保有量超过2800万辆，而城镇10%的最高收入家庭总共不过2000万户。据悉，价值数百万的世界顶级豪华轿车劳斯莱斯，在中国的销量已占全球第三，仅次于美、英。中国居民因私出国出境4013万人次，超过了同年美国出国人数。但是照统计数据，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1/15,10%最富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也不到美国人均收入的1/5，如此收入又怎么能支持如此高的消费水平呢？
不难看出，我国关于高收入居民收入状况的统计数据已严重脱离实际。这种情况不改变，会掩盖实情，误导决策，带来严重后果。所以统计部门和经济学者的共同责任，是面对现实，搞清情况，不能继续满足于统计调查“样本量大”、“方法科学”等表面文章，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
施、王两文质疑研究报告的两个最主要理由，就是统计局住户调查样本量大，所采用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有着较严密的科学依据”；而我们的调查样本小得多，没有采取与统计局相同的抽样方法，对样本的选择“存在主观性”，因此缺乏可信度。但这些评论回避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其一为样本量大小，并不决定样本是否无偏。只有当不存在系统性偏差时，大样本才在精确度上更占优势。与2亿城镇居民家庭相比，统计局6.5万个住户样本也只占万分之三。但这个样本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样本量大小，而在于大量遗漏高收入户。首先，由于在抽样过程中频繁遇到高收入居民拒访，而替换的样本不可能保证同样的收入水平。这就必然导致样本覆盖面的系统性偏差。在这种缺陷未被纠正的情况下，样本量再大，也不能提高其可信性。
其二便是抽样方法的“科学性”，不能弥补数据失真导致的非抽样误差。目前统计局样本的收入数据，根据的是样本户的填报。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如果没有有效措施，70%的高收入户有低报收入的倾向，而且报出的收入与他们的真实收入平均相差几倍。但在此之前，我们未曾听说统计局针对低报收入采取过措施。
因此，我们的研究项目在抽样和推算方法都有效得针对高收入样本容易遗漏和收入数据不真实这两个关键问题。我们针对不同收入区间设立了样本配额，以确保不遗漏高收入样本；同时借鉴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各地的专业调查人员直接以他们熟悉的人群为调查对象来收集各项收入支出信息。由于调查人员基本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并存在一定的信任关系，使严重低报收入的情况大大减少。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降低调查敏感度，我们特意采取了匿名调查的方式，提供了信息保密和仅用于研究目的的承诺；在问卷设计上采取了先问消费、后问收入，先问分项、后问合计，不追问收入具体来源等调查方法。调查前，对各地调查人员进行了培训。调查后，对收到的问卷进行了严格的质量和逻辑检验，剔除了相当数量不合格问卷。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这使我们得到的调查数据避免了严重的系统性偏差。
我们并没有用自己的样本来“推断总体”。同时，我们的调查也根本不是王有捐先生所说的“滚雪球”方法。所有的调查都是由经过培训的各地调查员直接访问其熟悉的人群所产生，并没有经过任何中转。如果认真读过报告全文，应该不会产生这样武断的误解。
因此，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我们充分相信我们所得到的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推算结果，远比现有的统计数据更真实，也能够为改善统计数据提供一个参考。
此外，王有捐先生对我们的调查方法表示质疑，暗示我们的调查方法可能也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然而他却以此为理由证明我们的“估算结果有过高之嫌”，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而施发启也在文章中批评说，我们的调查数据是来自受访者记忆，“没有统计台账”，“调查方法不规范”。但就是在调查规范、有统计台账的情况下，统计局的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发生了严重的系统性偏差。我们的调查却是把最主要的工作放在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方面，虽然凭记忆容易产生数据误差，但这种误差既可能偏低，也可能偏高。在平均的意义上，它们会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抵消。而系统性偏差是同方向的，不可能互相抵消。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随机误差会远小于现行收入统计数据的系统性误差。
综上所述，两位商榷者提出的论据，有的是对研究报告的误读或错误解释，有的是论据与结论南辕北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下结论在先，找根据在后，失去了学术上应有的客观性。
还有一点，他们两位在共同署名的第三篇文章中同我讨论的是居民收入数据问题，而不是灰色收入问题。而在我看来，这两者是难以分开的。虽然在统计上搞清灰色收入是很困难的事情，但鉴于目前灰色收入泛滥的情况，收入统计避开灰色收入就很难不失实。更重要的是，不澄清这些事实，躺在虚假数据上作分析，就无法合理应对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挑战。因此，国家收入统计绝对不能避开灰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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