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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晚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乃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作深入的分析与解释。然而，在中国，虽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了“善因论”的自然主义经济理论，亦堪称中国经济史之雏形，但历代《食货》典志主要记载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缺少经济运行及其效果的描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是在引进西方史学和经济学后于20世纪前期逐步形成的［1］。可见，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的”，但其方法论却无疑带有浓厚的“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论色彩。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应该以西方最新的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借鉴，而且必须以西方的理论体系为借鉴。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从而开出一个新局面。
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当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说不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上，都正面临着一种“过大关”的局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人们希望从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前行的理论源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两个二级学科，与经济学其它分支相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对它们的研究显得有些冷清。但是，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在经济学理论传播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反思历史，从中国历史，尤其是从中国经济史中去寻求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向和潜在的机遇。这不是盲目乐观的态度。在西方经济学诸多流派中，新经济史学派如今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它在中国的传播也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响应，从中亦可见经济史学强盛的学术生命力。
二、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边缘化困境与导因
经济学在中国的勃兴，不过十数年。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却面临着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推其根由，主要有两大原因：
1、学科积累的中断
自20世纪前期逐步形成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迄今，已近百年。如再细分，又大约可分为1937年前、1937—1949年、1949—1966年、1976年迄今这四个阶段。根据吴承明先生的总结［2］，我们可以发现：1937年前的有关研究，大多偏重于史论，或以叙述沿革和纪事本末为主，尚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史学著作。惟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极有利的研究氛围，并已初具规模，惜被1937年抗日战争打断。1937年至1949年间，经济史研究受到挫折。1949年后至1966年才进入第一个繁荣期。1976年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以来，研究局面虽然不可谓不繁荣，资料工作也空前繁盛，但是，研究的焦点仍然多集中于以研究生产力为主的专业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城市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史乃至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都仍还是我们面临的共同的新课题。
因此，总的看来，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经近百年历程，但无疑仍属“年轻”学科之列，其本身所可依凭的学术传统是有限的，它不能不借鉴史学与经济学已有的优良学术研究传统并扬长避短，“为我所用”。这一鲜明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建设仍处起步阶段，它远未达到学科自立的程度。这是学科本身的挑战，同时却也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交叉学科的劣势
历史，原意是指过去事情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但这种“原意的历史”已经消失，我们无从认识。我们所知的，是经过历史学家、学者所“复原”了的历史，其中已含有被筛选过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学家的历史观［3］。而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4］，但因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经济事实，所以必然涉及经济现象、经济事实的判断、分析、归纳与总结。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科兴起，经济理论不断发展之后，以新理论、新方法、新工具去研究分析“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5］，尤其是经济史实践，显然是必要的，也完全应该是可行的。
不断深入认识经济史实，固然必要，但这应该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鉴往知来”，认识过去的史实，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我们的未来。“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因此，我以为，“鉴往”只是手段，“知来”才是目的。遵循这一原则，或许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展开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
当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如果我们稍加梳理，可以发现有两大“支流”：经济学科背景的经济史研究和历史学科背景的经济史研究。这固然吻合了经济史这一交叉学科的真实状况，但同时也暗含了其中存在着的学科沟通的障碍。从现状看，二者的沟通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沟通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传统中国史学以考辨史实见长，而经济学以构建理论为其目标，二者的差异是明显的：详实的考证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且，理论也只是解释问题的一种框架，“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学……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6］考辨史实、构建理论，都仅仅是为了解惑。“惑”才是最重要的，才应该是我们聚焦的所在。“惑”在何方？如何在史学的“微观叙事（考辨）”中不失经济学“宏大叙事（理论）”的框架，并进而聚焦到我们共同关注的“惑”？这应该是所有中国经济史学者必须深思的话题。经济史是交叉学科。这一性质，注定它如果没有对我们共同关注的“惑”给予足够的回应的话，便很可能同时被两个学科（史学、经济学）遗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至少部分佐证了这一判断。
3、人力资本视角的一点解释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两大“支流”的不同背景决定了它们之间沟通有限，也妨碍了它们之间有效沟通。如从两个学科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考察，可以对这一现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中国，同为经济史，但历史学科名下之经济史和经济学科名下之经济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经济学虽号称“显学”，但其下“经济史”却并无多少光环可言。史学之下的经济史更是如此。其实，已有的事实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具有经济学科背景之经济学者，但凡其经济史著作中稍有影响者，多属其兴趣所至而成之著作，并非其原本所擅长之研究方向；而具史学背景之历史学者，其为人所称道之经济史著作，更多的是考证详实、条分缕析的偏重于“专门史”述论之类的著作，两类著作的个性是鲜明的，犹如“两张皮”，极易辨别。这或可说是现代专业分工这一机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也表明专业化分工（学术上的分工亦属此类）对人力资本训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它直接影响到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也就是：两大“支流”不能高效沟通，“对话”困难。这是无意之中的人为的障碍，是应该也必须破除的。
三、“政治中的经济史”：学科交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开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它们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中国经济史这一学科，同时也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众所周知，经济史并不纯粹就是经济史。它是一定社会环境、一定社会制度之下的经济发展、演进史。尤其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环境下，更可以如此界定。发展迄今，经济史学已与社会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互相借鉴，成功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由此也可见，诸多学科互相交叉，互相借鉴对拓宽研究领域和深掘研究话题是大有裨益的。这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显然不应该也无须刻意回避相关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7］。
在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是否与中国独有的政治环境有重要关联？如何从传统中国的政治这一视角切入，考察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政治对传统中国经济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传统中国经济的走向？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而所有这些研究的展开，一个绕不开的领域就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思路。
其实，在传统中国，考察经济与政治的关联，有一个绝佳的领域，那就是传统中国的财政问题。不同于纯经济史，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另一幅立体图景。“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渗透一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区，一片迷茫。”［8］因此，如从财政视角入手，似可有效分析传统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轨迹，并揭示专制集权体制下财政的诸多独异的特征［9］。
传统中国的财政问题与赋税制度紧密相联。考秦汉至清赋税制度之演变，可以发现，它必然连带着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变革等等。“国家为了追求财政上的大国效应，一方面继续强化对人口的控制，另一方面则以清查土地占有状况的方式来保证税源。至于因剥削过重而引起的问题，则甩给了地主。”［10］从中可见，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取决于纯经济因素，毋宁说，它更是一种政治权力作用下的间接结果。
一些学者的初步研究至少表明，采取“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进路，是完全可行的，同时也确实给我们展示了视角独特的研究结果。在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面临着困境、亟需“突围”的情况下，这一研究进路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尝试的方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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