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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后开始的，配第被马克思认为是它的创始人。配第在《政治算术》的序言中，谈到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时，提出取代修饰性的语言和理性证据，他的研究是“用数字、重量，或尺度的词汇”，仅仅使用感性证据，并且仅仅考虑，这种有可见根据的原因，就是说他要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虽然使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对经济问题和现象进行归纳和划分分类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经济问题相对于自然科学问题的特殊性，仅凭经验主义来研究经济问题，尚不能达到清晰完整的认识。在他的《赋税论》第四章的15节中作出耗费同样劳动的银和谷物价格相等之类的论述后，在其后的16节，提到“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显然这里配第所理解的价值是交换价值，但重要之点在于，要想深入研究经济问题，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采用理性的抽象分析方法，寻求价值决定的基础。在这里所进行的抽象，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与经验主义属种式的分类是不同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支——重农学派，源起人之一布阿吉尔贝尔认为国家财富的唯一基础是农业，“法兰西一切财富的来源，就是土地的耕种”，而把其它种类的劳动抽象掉，作为衍生的劳动；坎蒂隆接下去在《商业性质概论》开篇第一章就说道，“土地是所有财富得以生产的源泉或实质。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则从学说的根本上运用抽象分析的方法。从坎蒂隆起经济学家开始立足于生产中的特定关系进行阶级划分，“他是以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农业体系为基础，以收入的稳定性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显然不能完整反映各阶级的真实利益关系，及其与他们各自的思想情感的关系。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划分有其历史的合法性，它是立足于社会经济事实的唯物主义的划分，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以及用现象或者事实等解释社会关系，从整体上看，这决定了它“社会唯物主义”的性质。
所以从其产生伊始，古典政治经济学自以为在出发点上是讲求事实、归纳和数学（虽然不强调实验）的经验主义，结果是一方面，运用这种方法它只能得出支离破碎的片面结论，另一方面，它不得不从根本上采用抽象分析方法。只有它不仅使用了从“多”中求“一”的抽象分析，而且使用了从“一”到“多”的抽象演绎，就是说只有在全面引入理性主义的方法（直至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方法）之后，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理论，确切的说，一个理论体系，从而达到它的顶点和终点。
斯图亚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第一次明确要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把社会经济现象等“还原到原理，并形成一个规则的科学”，而这里的“形成”就是演绎，“但是作品的实质是对原理的演绎，不是对习俗的搜集”，至此理性主义取代经验主义方法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方法，理性主义方法的还原分析和抽象演绎作为一个整体方法被运用。所谓原理，通常（包括在下面的斯密和自然科学家们那里）是由三种情况的抽象所得来，首先是完全归纳所形成的抽象，在科学理论所据之获得原理上这种抽象是较少的；其次是不完全归纳所形成的抽象，这种抽象所得出的原理相对较多，但它们只具有概率和统计的意义，作为理论基础已经不太牢固；最后是作为假设的抽象，这种情况最多，这使得依之为基础的科学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些抽象就其实质来讲，虽然前两者是经验抽象，最后者是主观抽象，但它们都是“共相”式的抽象或“类抽象”，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其后李嘉图所使用的形而上学式抽象（即柏拉图和黑格尔那种还原到一个作为存在本原或基础的抽象，它是彻底的一元共相，而非原理式的多元共相），只是程度的不同，而非本质的不同。斯图亚特和其后的斯密，把自然科学建立理论中所使用的这些方法，作为他们创建经济理论体系的工具，从方法论上来讲，以后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正是沿着这个路子往下走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比《国富论》早十年问世，两者都汲取了重农学派追根溯源的抽象研究方法，可以说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哲学基础，前者的论述首先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展开，这虽然和后者直接从分工开篇不同，但两者研究的经济问题开端都是分工。两者在问题研究模式和内容的类似性是后来庸俗经济学对他们推崇备至的原因，他们都以经济人等原理为前设，从分工问题出发来演绎经济理论体系，这些又导致他们体系的折衷性质，以及出现内在的逻辑悖论等等。虽然两者都兼顾了经验研究方法，兼顾了对历史的叙述，但前者强调政府的作用，这与吸取了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思想的自由主义的斯密不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背离英国经验哲学，接受重农学派的抽象分析方法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而在英国本土符合其经验哲学的历史学派却未形成气候，这种历史学派却在欧洲大陆，尤其在德国一度成为主流。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或重复，至少在欧洲思想史上，在哲学上“回到康德”、在经济学上“回到斯密”、在音乐上“回到巴赫”，告别黑格尔、告别李嘉图、告别贝多芬这些曾经的历史潮流是如此。这其中斯密和康德、李嘉图和黑格尔在哲学思想上属于前后两代的关系，“从根本上说 ，康德与斯密的思路是有思想同构性的 ，他们都代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只是分别从不同的话语体系 (一个是哲学的 ，一个是经济学的 )来表达了这种思想而已”，同样，李嘉图和黑格尔也是以两个不同话语表达了一个同构的基本思路，即代表启蒙运动完成的一元体系化思想。斯密和康德的理论的折衷主义和基本理论中存在的二元对立，与两者思路的同构是一致的，如在斯密那里有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一元论与价值决定于收入的多元论之间的对立，相对应的是，在康德那里有经验现象与“形而上”之间的对立。“‘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就是斯密的‘自在之物’”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自在之物把经验世界和形而上学世界分裂开来，搁置了后者，认可了前者，从而折衷了两者之间的对立，隐蔽地把后者统一于前者；而斯密从经济现象、个人行为出发，用看不见的手折衷了它们与经济规律、社会整体的对立以及矛盾。），同样在李嘉图那里“价值”也是“理念”——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
在经济范畴中，分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概念，因为它既包含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开始本身意味着在经济生产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斯密认为，分工的原因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他把分工看作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所造成的。从分工出发，与他们研究经济问题是为了说明财富生产这一目的相一致的，同时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因为分工反映的是一般人类生产的特征。从分工出发意味着对抽象分析方法不彻底的运用，因为分工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关系，两种关系的对立表现为理论的折衷，从而不能达到理论一元化的内在一致性。李嘉图对抽象分析方法的彻底运用，表现在他彻底地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来研究问题，从而达到社会唯物主义的顶点，形成一元化的理论体系。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原序中，他说，“但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壤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上运用的技术、智巧和工具。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在这段话中申明的观点是，分配（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正是对生产力如何决定分配的研究，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他还“讨论机器以及机器的改进对国家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 ，可以说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型。由此李嘉图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从生产一般出发直接进行对价值的分析，进而试图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环环相扣地建立起经济理论大厦。然而李嘉图从生产一般出发同样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他的一元化的抽象分析方法由于历史发生分析的缺乏而陷于形而上学的抽象，他最终无法解决由于这种出发点所造成的内在悖论，即劳动价值一元论与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逻辑矛盾。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大哲学基础是“社会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本体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把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追问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广为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没有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视域，更没有以这种方法为前提来反观自然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观科学理论及其形成。而且它也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出发点是生产一般（而斯密等则含有主观抽象[假设]作为前提），马克思的抽象是现实抽象；前者的抽象出发点是形而上学的“一”或“共相”，而马克思的抽象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体——它的属性“多”的对立统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生产一般，与他的哲学起点不是实践活动是一致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价值，也与他的哲学起点不是物质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经济学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社会之现实的个别商品，它既不是单个的商品，也不是商品一般，而是细胞，是现实的商品。如土地是商品，但它是主观的或抽象的商品，是衍生意义上的商品，它没有价值，但有价格。商品一般概念必然要考虑到土地等，则不能得出商品二重性的抽象。从这个含义上，仅仅停留于黑格尔和李嘉图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仍然是隐性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抽象到具体扬弃了黑格尔的抽象到具体，既不同于科学主义的主观抽象[假设]到具体，也不同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抽象一般到具体，而是现实的抽象、抽象的个别到具体；前者是共时的、结构性的，非历史的一般，马克思的是历时的、发生学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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