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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次贷危机前夕，卢卡斯自负地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被攻破，但次贷危机却不期而遇，遭到英国女王的问责，新古典经济学面临塌陷，克鲁格曼反思经济学，经济学家为什么错得这样离谱？他认为现代经济学还处于黑暗的时代。罗默在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指出，广为应用的DSGE模型对现实逐步失去了解释力，过去的三十年是失去的三十年。
那么，三十年前的宏观经济学又是什么呢？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梳理两大学派的功过是非，以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凯恩斯首次超越了微观经济学资源配置的狭隘眼光，开始关注宏观经济的总量，在理论上推开了宏观之窗，在实践上则挽救了资本主义。
大萧条爆发后，罗斯福推行新政，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带来了强大的外部需求，使经济扭转了衰退，转而强劲增长；80年代美国再次陷入衰退泥潭，里根的供给主义并没有让拉弗曲线如愿以偿，反而是政府扩张支出支持下的星球大战计划挽救了经济，但赤字就此暴涨，里根因此被称之为赤字总统；次贷危机后，中国迅速实施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避免了因为外需急剧下降而可能发生的衰退，保持了增长的持续性，在赶超世界第二的经济进程中功不可没，然而，它也遗留下过剩的产能与高耸的债务。
凯恩斯主义的过错在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其理论框架仍然基于实物循环。它认为失衡的原因是非充分就业，通过政府扩大投资，带动储蓄=投资，就能将失衡拉回均衡。在他的模型之中，投资需求还是最终需求，也就是说，卖不出去的商品存货也是财富，因此，萨伊定律仍然有效，过剩只是行业过剩，没有全面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没有革新古典的命。
其次，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投资乘数理论，还停留于实物循环。因为政府扩大投资的产物——存货，被视为最终生产目的，它的收入与利润本质为实物产出与实物利润，这样也就无视过剩；同时，它没有计量投资本身的收益性，结果无视债务。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因为它看不到在成本与收入中均存在的债务成分，新凯恩斯主义的菜单成本属于表面枝节，粘性工资则是饮鸩止渴，消减工资使消费需求愈加不足。
在实践上给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留下了天文国债，可以发现，市场国家越老，债务越高这一规律。
瑕不掩瑜，凯恩斯的功还是大于过的，在经济危机时刻，经济学家与政府部门还是想到了凯恩斯主义，毕竟它能救急。张维迎在次贷危机发生后背离了新古典，转而投奔奥地利学派，他声称，该学派是预见了大萧条，但是，奥地利学派将危机归咎为迂回生产的过度投资，问题是，何为适度？或者说，只要适度，经济仍可均衡，这就说明，该模型与新古典如出一辙，究其原因，就在于它还是将资本品视为最终需求，而非中间品。因此，张维迎是无法埋葬凯恩斯的。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与新宏观的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一致。他发展了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就未免武断了，因为价格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他根据货币数量论推导出要均衡供应货币，反对逆周期操作，同样忽视了货币的债务成分。
而他的货币稳定方案颇有可取之处，即将商业银行改组为存款银行或投资银行，央行支付利息，因此为新宏观的储备需求方案吸收。
次贷危机后的量化宽松实质为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再现。因为伯南克理解弗里德曼关于大萧条为美联储不当紧缩所致的观点，故在次贷危机来临后果断迅猛宽松，避免了再次大萧条，但由于该方案治标不治本，故债务继续累积，美国的国债增长与GDP增长同步。
新宏观主义超越了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首先，新宏观主义区分了货币性质，指出了非均衡的必然性。
工业革命后，央行的出现带来了需要还本付息的基础货币，新宏观称之为外生货币，这样，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控制了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又以三张财务报表控制了居民、企业、政府，也就是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在实物经济中的投资需求为最终需求，但在货币经济中变为中间需求，此时，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它来自初始投资需求，是其一部分，由于工资储蓄与中间加工商的利润存在，使其必然小于初始投资需求，即不能给初始投注需求带来货币利润，这就是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在利润表的误导下发生借贷，导致债务累积，最终不堪重负而倒闭或救助重组，当债务水平下降后，经济重启复苏，此即债务长周期。可见，经济是非均衡的，原因在于债务导致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其次，新宏观主义将产业分级，建立产业树模型，定量地证明了宏观投资必然亏损，指出投资乘数理论缺陷在于实物循环，没有以货币循环的视角论证。该结论解释了政府投资与垄断企业亏损的必然性。
再次，因为储蓄的存在导致宏观投资必然亏损，企业不得不限产保价，形成滞胀；而由于缺乏利润空间，储蓄没有出路而储炒作房地产大宗加剧滞胀。故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是债务长周期的两大根源，要解决债务长周期，必须从消除两大根源入手。
还有，物价P由总需求TD/总供给TS决定，物价与成交量决定经济路径，菲利普斯曲线经济路径不完整。物价上涨并非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成本推动的原因并非由于工资粘性，而是债务刚性，它可由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特纳的债务货币化、伯南克的储蓄论得以佐证。
另外，宏观货币流工具将微观现金流工具闭环化，清晰地解释了债务危机与明斯基时刻。
马克思天才地指出了货币不再仅仅是交换媒介，而变成了资本，其路径为货币——实物的增值——货币的增值，然而，该逻辑链条断裂在实物的增值——货币的增值，即实物的增值并不能当然地达成货币的增值，一个微观个体可以通过提高竞争力来实现，但宏观整体却无法实现这一使命。它的潜在假设市场无限，在宏观上并不能成立。新宏观通过明确货币流量为现金+超准，货币流速为每月一次，得出月度GDP=M*(1-S*D)^V，周期总GDP=M/(S*D)，周期总储蓄=M/D，可见，通过增加M，减小S或D可以使GDP增长，但债务也在增长，即经济增长是由债务拉动的。这里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法定准备金率，V为月度序数。没有出路的储蓄在正反馈机制的推动下，形成资产膨胀，造成利润表假象，诱使增加借贷扩大投资或消费，当无法支付庞大的债务本息时，正反馈转为负向，资产泡沫崩裂，坏账显露，债务危机爆发，这就是明斯基时刻。对比新宏观的月度公式与货币主义的数量公式，月度公式的货币流量与流速更为符合现实，而且显化了债务成分，而数量公式将M2视为货币流量将人们误导了，最终陷入货币迷失的困局之中；由于缺乏债务成分，因此找不到危机根源，均衡地货币供应无视债务累积，最终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储备需求的解决方案为央行以铸币税购买公共品，带动储蓄资本直接投资购买公共资产，而央行偿还铸币税的方式不是回收货币，而是将购买的公共品免费交由社会使用。这样，储备需求一方面利用市场的竞争性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产出，另一方面又将货币发行公共品化，从而实现了微观私有与宏观公有的有机统一，避免了极端利己与极端利他，既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储备需求从消除债务长周期的两大根源入手，吸收了弗里德曼货币稳定方案中的有益成分，克服了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带来的债务累积与滞胀，可以更好地造福人类。
发布于 201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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