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分享：现代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转载于CSSCI学术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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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当代全球性的主题，同时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发展已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还包含着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过程以及在工业化、信息化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因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球化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和经济下一步发展中所必须坚持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方针。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具体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又积极地借鉴了现代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是现代发展理论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
一
所谓“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亦称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顾名思义就是指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它研究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宏观问题。
现代发展理论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体经历了“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90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论”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将发展视同于经济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认为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实现社会变迁、达到社会结构要素平衡发展的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发展=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如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呢？回答是引进西方文明。这一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是一种文明的自我发展。而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社会系统有缺陷，其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因而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与冲击才能实现现代化。与现代化理论只从社会内部因素分析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不同，“依附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从国际贸易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掠夺，从不发达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出发，去解释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这种理论认为，由于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所以必须脱离西方的控制，实现自主发展。因此，依附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模式。“世界体系论”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注重单个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像依附理论那样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缘，而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彼此制约的关系整体，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探讨其总体的发展线索，从其总体的发展过程中分析作为部分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现代发展理论的这样一些早期形态不仅对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指导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在战后初期对于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某些方面和要点上保持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在一些基本的领域内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随着在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运用，以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也逐渐体现出来。经过多年实践的检验，人们发现采取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式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某些主要经济指标虽然上去了，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却并没有因之获得较大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及文化素质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相反，却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政治动荡。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后来人们普遍批评这种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称之为“无发展的增长”。同样，采用现代化理论的有些国家，虽然经济在短期增长了，但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却变得更加突出：经济上，大部分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外债负担日益沉重；政治上，不发达国家的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政变不断发生；社会上，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人才外流，城市恶性膨胀，等等。这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西方化作为现代化理论开出的药方不仅未能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了其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对外依赖和社会动荡的恶果。而依附论由于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片面将不发达的病根统统归咎于外部因素，因而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缺陷中。世界体系论则由于忽略具体国家历史时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对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使其理论过于抽象而缺乏实际应用性。
总之，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由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以及主题的变化，发展理论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理论转向。如果说先前的发展理论更多地关注发展的外部关系、表面指标和“硬”的方面的话，那么，新的理论则开始进一步关注发展的内部关系、实质指标和“软”的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在90年代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一种发展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追求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当代与后代之间在环境、消费方面的平等，从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其基本思想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被明确地概括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要造就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证整个社会具有长期的发展潜力，以此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在发展理念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关注的同时，一种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论也开始兴起并盛行。虽然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也包含着某种人本主题，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论则更明确地指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求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在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协调的同时，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就是促进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成员的发展。所以，这种发展理论主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概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发展的进程应该是为人们创造一种有关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或集体地去发展全部潜力，并有恰当机会去实现与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相吻合的有价值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① 可见，人类发展指数概念即HDI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所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人类发展报告所造就的具有标志意义的HDI，与GNP相得益彰，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度量标准，已取得相当的成功。它基于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寿命指标、教育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它不像GNP那样仅注重经济的富裕程度。HDI大大提高了公众对社会发展评价的注意力。……HDI不仅是对GNP的改进，或至少是对GNP的有益补充，而且会提高公众对人类发展报告中其他变量的兴趣。”② 总之，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论，在横向上以突出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发展为特征，着重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综合协调关系，把发展理解为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完整人格自我实现的过程；在纵向上以强调人的代际发展为特征，着重研究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综合协调关系及其对人的未来发展的意义。因此，这一发展理论实际上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素包含在其中，把发展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社会历史走向人文化和综合性发展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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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现代发展理论的重要转向是人类对现代化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探索和深化的结果，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进行总结和反思的结果。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所提出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于补救先前发展理论的不足、对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设计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问题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理论的更新，而且尤其在于新的发展理念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在于使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积极的应用、修正、完善和提高。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有54个国家人均收入下降，更有21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下跌。这种状况显然是由众多因素所造成的，但这些状况的发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尤其是对发展理论的现实前提、经验基础和特殊条件的具体化进行深入的思考。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同时也基于中国20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实践及其相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理念被提了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与中国当前之特殊的发展现实最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发展理论。
在上述现代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不仅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而且其变迁的取向对于理解我们自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不断地寻求着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无数的奋斗与抗争、成功与失败之后，在积累了许多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这样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国内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 因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④。在这样一种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总体上看，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最近的这20多年，发展的成就如此之大。用世界银行在其《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的话来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⑤
然而，一方面，在我们取得“最令人瞩目的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列举的，主要有：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现象仍在蔓延滋长，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差距明显存在，城乡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与现象，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必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日益提高，对自身的需要和发展也不再停留于基本的生存层面，而是有了更广泛、更全面、更高远的要求。换言之，在我们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即将步入小康社会之际，就需要有一种更加全面的和进一步体现时代特征和趋势的发展观。在这种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将发展仅仅视为经济的发展、视为产值增长率就显得片面和不充分了；因为历史地说来，这样一种片面的发展已不再能充分体现时代发展的进一步要求，不再能全面概括未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也不再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了。因此，新的发展观不仅应当突出地提示未来发展的基本任务和目标，而且应当能够积极地应答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就目前的发展而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发展中的和谐问题，其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贫富分化、地区分化、行业分化，以及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等问题；就后者而言，我们必须面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加剧的国情，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顺应时代变化发展、体现当前主要任务和课题的新发展观，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赋予发展以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
首先，立足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发展、限制发展或中止发展，而是要使发展更健康、更全面、更协调、更具有可持续性，使发展这一任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历史地扩展和加深。因此，毫无疑问，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不仅主张一切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发展，已有的成绩靠发展巩固，未来的目标靠发展实现；而且认为，发展除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外，还包括人的发展。它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因而这种发展观是一种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由于人首先必须生存，其次才能谈发展，所以，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即经济建设就显然处于基础地位。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发展在整个发展中必将长期处于基础地位。
其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现代发展理论早期的观点之所以不科学，主要在于其片面地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目的，而看不到发展不仅包括人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人的发展。然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发展的根本目的最终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不然的话发展就失去了意义。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并且认为这种发展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追求的发展。用胡锦涛同志的话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又强调发展必须通过人去实现，认为人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因此，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推动发展、实现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而决不否认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它强调的只是经济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使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动力相统一，从而使其发展理念得以贯彻落实而不至于落入空想。
其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所谓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是指发展的衡量指标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不将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唯一标准，而是要关联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等等的各个领域。进而言之，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仅是以上诸因素的同时发展，而且是这些因素的协调发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互为前提的。即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强调社会各个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事实上，也只有当经济—社会的基本态势处于上述全面而协调的关系中时，发展的可持续性才会有根本的保障。从当前来看，使发展的可持续性中断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冲突的层面，一是自然界报复的层面。就前者而言，由于我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型，所以社会层面的挑战性和风险无疑是巨大的；就后者而言，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依仗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并使自然开始以自身状况的不断恶化来报复人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加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发展得以持续下去，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紧迫任务。因此，科学发展观必定包含着对自然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从而使发展成为可持续的发展。

最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方案。通过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的实践目标便是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是科学发展观之内在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具体而言：1. 坚持以人为本，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3. 加快思想文化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富、有益的精神食粮，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4. 加快社会建设，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生活环境。可见，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而真正建设成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我国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选择，又是科学发展观所引领的伟大实践。
三
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是对原有发展以及发展本身的否定，而是在先前的基础上对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广泛、更深入的要求。应当说，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具体实践，积极地借鉴了现代发展理论的合理因素，通过重大的理论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从理论的方面来说，科学发展观这一发展理论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因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和首要地位，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把真正合理的和积极的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并且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确定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说，建国前的积贫积弱与建国初期的物质匮乏使我们将发展看作是一个急迫任务，但对于发展本身的理解却还是较为粗浅的。随着发展实践的不断展开，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同时也随着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等的产生，就会产生新的发展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得到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并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了重要的体现。
由于我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必然要求理论的具体化和现实化——这正是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内在要求。如果忽视了这个要求，唯物史观就会变成“抽象的公式”和“恶劣的教条”。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原则在这里意味着：在实施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大原则的前提下，不仅我国本身的总体发展将会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不同的地区也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设定具体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形成一个抽象的、统一的模式。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由科学发展观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实践应答方案；另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我国的发展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不仅如此，由于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政治及文化日趋紧密联系的世界，作为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员，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世界大环境的影响，而且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必然对作为整个世界之一员的我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因此，批判地吸收其理论成果——现代发展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将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展开和顺利进行。事实上，正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增长=产值增长率”的公式曾为人们普遍接受一样，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对我们也产生过重要影响。总体而言，现代发展理论本身是在应对当代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不同的发展主体来说，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往往是特殊的，但当代发展问题仍然具有共性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地借鉴现代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和积极因素，乃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举例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除了源自唯物史观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社会结构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员等等理论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的发展和需求都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要保护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等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很显然，把人类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保持发展的持续性等主题，乃是当今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由上述可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其具有坚实的哲学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不是对理论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了自己本国的具体实情，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进程中。因此，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推进和深化。
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发展观以当代人类的总体发展为背景来解决我国发展实践中的根本问题，所以，它在理论上吸取和借鉴现代发展理论之积极成果与合理因素的同时，又在实践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具体的发展实践来调整和吸收现代发展理论的成果。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现代发展理论积极成果的利用，也是对现代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为一种当代的新发展观，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与中国当前之特殊的发展现实最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发展理论。
总之，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它不仅推进、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同时在结合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吸收并发扬了现代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不仅是我国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过程中收获的一项理论成果，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现代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同时，必将为其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并为全球范围内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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