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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全世界都在讲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再也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师了。我觉得这和学术的过度专业化和竞争化有关。过度专业化，就没有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太过竞争化，就没有一个发展自己独特东西的余裕。
王森：
台湾云林人，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信会士。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
代表作包括：《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
王森戏言自己有些自我矛盾。
一方面，他在美国受过非常西式的教育，在普林斯顿大学师承著名学者余英时;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古代的人”，至今写作仍然用毛笔或原子笔，文稿要依赖助理一字一字敲进电脑。
一方面，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台湾“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计划”的总主持人，但同时，他说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在抗拒科技的“过度化”，“人类不要创造东西最后把自己取代掉了”。
2011年3月，王森接受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计划”的邀请，来上海讲学10天。
“对人而言，没有东西的那部分和有东西的部分一样重要——空间、空闲，不着墨、‘留白’的地方，其实跟画上去的东西一样重要。”王森对《望东方周刊》说。
“21世纪的学术竞争太厉害，学术生活太紧太硬”
《瞭望东方周刊》：台北、香港、上海、北京这四个城市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王森：当然我最习惯的城市是台北，台北之外排第二的话应该是上海，但是论文化深厚程度的话，当推北京。
北京我一向是匆匆路过，但是去年因为工作原因多呆了几天，我于是有机会拿着清代地图看北京城，地名让我特别有感觉。人、事和建筑可能已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但北京的很多地名却是我在明清历史书里面常见到的。我还有一次在西安的游览车上看到一个小路的地名，是《史记》中刘邦和项羽在打仗时经过的一个路口，当时特别感到震动。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所以地方、空间有时会给我带来心弦相呼应的感觉。
最后才是香港。香港很方便，我曾在香港教过半年书，有很多好朋友。我当年教书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香港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不太有关系，学院跟社会日常文化有一点距离。另外，香港的阶层化很厉害，阶层间距离很大，有钱人很多把子弟送到欧美去，读中学或大学。不过我后来渐渐了解香港更深后，发现它有很多很漂亮的郊外，只是在城市里没有那种舒缓的空间。
《瞭望东方周刊》：你好像非常重视“空间”。
王森：对人而言，没有东西的那部分和有东西的部分一样重要——空间、空闲，不着墨、“留白”的地方，其实跟画上去的东西一样重要。画里面是这样，生活和学术也是一样。
我觉得21世纪的学术竞争太厉害，学者生活太紧太硬，台湾原来不是这样，但近年来也受到影响，包括日本也是如此，这股风潮好像也要烧到欧洲了。我痛恨懒惰，但我不得不说学者身上和学院里面应该有的悠闲和从容，那种“松”正在逐渐消失。
我所担任过的一些工作都是与学术的提升与竞争有关，但我也深知学院的过度“竞争”，会让涉及精神文化层面或是比较价值性的层面的东西“降一格”。我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要竞争，就要化为可评比和量化的数据，这样你就无法统计精神及价值层面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无法计量的。
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和学院，都在慢慢脱离一个从容的氛围。当然在专业上是进步的，因为竞争使人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竞争上，但整体的气氛要降一格，而且是往世俗化的方向降一格。
比如说我的母校台大，拼命要进“世界百大”，把“前进百大”的标语贴在体育馆上。当然不只是台大，全世界都在追逐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瞭望东方周刊》：“紧”和“松”是很有意思的比喻，能不能更具体谈谈为什么现代人会这么“紧”?
王森：到最后，人之所以为人，还是因为人有他的主体及尊严，尤其人是一个社群动物。我们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考虑人的这些特点。现在的很多制度都只顾到“实”的意义，却没有考虑到其他相关的“虚”的内容。
人不只是为了一个效益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目前的我们对于“工具理性”太过注重，而价值的部分、虚的部分、人之所以为人的另外一部分，常常被特定目的部分取代。
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我在美国当教授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当教授，要全天候守着学生用邮件发来的问题，整个人的时间都被切断了。你晚一点回答学生的问题，他就可以去向校方抱怨你，教授几乎变成了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商店。
“哀悼一些即将逝去的美好的事物”
《瞭望东方周刊》：现代人这种“紧”的状态是不是跟过分依赖科技也有关系?
王森：对。比如我们正在跟自己发明的机器学习思考。本来是我们创造了电脑，但不知不觉我们开始跟着我们发明出来的新的东西在跑。
比如我以前都不用PowerPoint，但是现在演讲没有PPT会觉得怪怪的。其实好的演讲，比如说在希腊罗马时代，不但要动人，讲的每一部分还要有因果联系。而PPT，一张一张之间可以不太有因果逻辑，图像、音乐变得越来越重要。人类所谓的rhetoric(修辞)传统慢慢会被电脑化、PPT化了。我们开始向自己所创造的机器学习思维和感知的方式。
我一方面在主持“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计划”，同时又在许多场合提醒人们抗拒它的“过度化”。这些东西非常有用，它们对人类的贡献早就不在话下，但是要适可而止——人类不要创造东西最后把自己取代掉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一直强调，人文与科技应该互为主体，而不是任何一方的附属品。
王森：前一阵子我突然在想，有一天要写一篇短文，标题是：“哀悼一些即将逝去的美好的事物”。
第一个就是买书。现在人们都喜欢到网络上去买书，不去书店，以前隔一段时间去逛一次书店现在不需要了。台湾一个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地下室草草做了一个网购，一个月的业绩跟花了很多钱租来的店面差不多，甚至更好。可是我觉得，去书店不止是为了买一本书，还要browseover(到处看看)，感受气氛，人毕竟是一个社群动物啊。
第二，逛古典音乐唱片行。这原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你不止是买了一张唱片，还有很多别的附带的事情和感情。但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儿子都喜欢在YouTube里下载音乐，逛古典唱片行的需要也没有了。
第三，就是连报纸也快要没有了。我从小就写毛笔字，跟纸一起生活，我看待纸的珍贵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东西。我念书的时候，有谁送我一叠稿纸，我都会非常珍惜。
可是有一天，一个资深文化人告诉我：“无纸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他说，到那时，要看报纸，就是跟报社租一个阅读器挂在墙上，需要的时候才用纸下载下来。现在很多报纸几乎经营不下去了，电子书的时代已经来临，无纸时代好像真的要来到了。
甚至连上课的乐趣也快没有了。你去听演讲、上课，有时候是辛苦的事，但同样也会带来美好的感觉。因为你不仅是去听老师讲课，还要和同学闲谈、还要看老师的言动，看他怎样说话，还要问他一些学问上的和各式各样的问题。可现在有一些“数字学习”的前驱者几乎主张学习就是在电脑面前老师和你人机对话。
买书、买唱片、读报纸、上课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会有新的方式要把它取代掉，好像是我们自己让这些梦渐渐消失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谈到了很多不安和担忧——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
王森：虽然我会告诉别人怎样去乐观地做事，但是我往往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我认为，一件事情在它还未出来之前就想到问题所在，和它出来之后有了问题再去解决，这两种情况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譬如说对生态的考虑，对人文精神的尊重，必须在规划一件工程或是一件大计划之时就考虑进去，提前的规划是整个版图上有机的组成部分，日后再补救就是亡羊补牢。
古书里区分“原其先”，“要其后”，对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一点适用：一开始就要把一些基本的理念包括进去，而不是“要其后”，等做完了之后再去补缀。
我不敢预测人类社会未来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这种科技发展速度下，未来五年的情况都很难预测。二三十年前我看过一个漫画，说人类未来最快的送信方式是用直升机送到每家门口，谁会想到跑出e-mail呢?未来，可以乐观，但不要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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