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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昨天，我的一位同事走了，享年56岁。从前日本人有“人生五十年”之说，大概在古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过是50岁左右。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都只活了三四十岁，比如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仅有32年的生命。衡诸历史，56岁似乎也差强人意了。但是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56岁的一生，不免过于短暂，令人遗憾。一位大学教师，还不到退休年龄便撒手而去，这岂不是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的明证吗？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伤感。由于他的病，目前还是人类的不治之症，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只是这一天未免来得太早。不仅来得太早，而且来得太突然。几个月之前还见过他，一个月之前还收到他的短信，最近两三周，还想过要去医院看他，只是因为懒而未去，不料再也见不到了。
对我来说，他的死，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再也听不到他的话，再也收不到他的短信了；在我的周围世界里，从此少了一个人。我的世界因而缩小了，不过世界仍然存在。但是，对他而言，死意味着整个世界归于虚无，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我永远不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经历死亡的。面对死亡，他恐惧吗？不愿吗？不甘吗？或许，由于从此不必承受病痛，他感到欣慰？又或许，由于终于结束了，他在那个时候松了一口气，坦然，甚至欣喜？总之，面对死亡，他的心态会不会像临终的弘一法师那样“悲欣交集”？而他又是如何经历死亡的呢？他去了，但是身体俱在，是“什么”去了呢？去了哪里？是如何去的？死后有一个世界吗？虚无是一个世界吗？如果有，如果是，这世界是否一团黑暗？又或许，是一片净土？这一切，我都不知道，都是个谜。
年龄越大，经历越多。周围的人和远方的人去世的消息，不断地传入耳中。于是渐渐相信了佛教的人生观，人的一生，不过就是生、老、病、死。简要地说，人生在世，生死二字而已。王羲之《兰亭序》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可谓永恒之叹了。这叹息犹如历史长河的呜咽，不绝如缕，如泣如诉，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悄然共振。死亡是人类的永远的痛，有时它潜伏，有时它发作。发作起来，牵扯个人的神经。发作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老。人会变老，年龄越大，离死亡越近。这个事实提示着生命的有限。人生天地间，一个生命到来，便打开了一个世界、一片天地，然而这世界、这天地是有限的，死亡划定了它的疆域。其二是病。病相当于小死，提示着生命的脆弱。一群细菌、一种病毒、一枚石子就会摧毁人的身体，结束人的生命。平时我们以为死亡是世界的地平线，这地平线可以望见，却遥不可及，永远不会到达，疾病揭示了这一意念的虚妄。
还有一种方式会让永恒之痛不时发作，那就是他人的死。正是他人的死亡，牵动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到自己和人类是相通的、连为一体的。老和病的死亡警示通常都不够痛切。人是逐渐变老的，寸积铢累，缓慢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造化用这种难以察觉的方式，将生与死重叠起来：其实我们是在一点一点地死去，却以为自己是在朝气蓬勃地活着。生病是常态，一般的病总可以治愈，病未必指向死。他人的死，则直接揭开了伤疤，让我们意识到，病也可能“不愈”、“不治”。最能触动人心的他人之死，当属病死。其他的死，如事故，谋杀，地震，火灾，……都只会让我们的感触转向自然、生态、命运、偶然、社会、科技、法律、人心，死亡仍在自己之外。比方说，有人不幸遭遇车祸，我们自然也会感叹，但我们只是在一边旁观或旁听，自己未必也会遭遇车祸，这类事情总是少数，而且是能够避免的。但是，一个熟人、朋友、亲人病死了，却会引发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积淀为无意识的人类的永恒之痛，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病死，死亡不可避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死亡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一个人活着，总会不断地听说别人死去、看着别人死去，终于有一天，轮到自己也死去。死亡是大自然为人生所传授的伟大的必修课。一个人，只有不断地面对着、见证着他人的死亡，他才会慢慢地成熟起来吧。成熟是什么？是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死亡让一切成空，正如蔡元培所说：“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有何等价值乎？”在这死亡之光的烛照下，懂得了该珍惜什么、该舍弃什么，懂得了什么可以努力争取、什么应该顺其自然，懂得了执着与豁达的辩证法。这就叫“不惑”。学海无涯，在知识上，纵然是所谓圣人，哪有不惑的时候呢？再说，没有疑惑又谈何知识？“不惑”只能是对生死的不惑。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大概已经“不惑”了。
然而，真能不惑吗？不惑，毕竟只是对生活的不惑，死亡仍是永恒的困惑吧。我不太明白，佛教所说的“解决生死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真能解决生死问题吗？我想，所谓生死问题，无非就是如何生活、如何去死的问题。可以解决的，只是以何种方式去死，以何种态度面对死亡；至于死，始终是无解之谜。正因如此，有人说，死亡就像太阳，不可直视。既然不可直视，那就掉头不顾。没有人一天到晚地思考死亡，人们甚至以种种方式使自己忘却死亡。在人类历史的全部智慧中，据我所知，唯一直接对抗死亡的，试图一劳永逸地拒绝死亡的，乃是中国的道教。道教企图通过某种手段，比如服食、炼丹，达到长生不老。我有时胡思乱想，想象再过一两百年，随着科技与医学的发达，人类真有可能不死。譬如说，心脏可以换掉，甚至脑袋也可以换掉；白血病不成问题，艾滋病也不在话下。某些人能拥有不死之身，实现了道教肉身长存的梦想。但是，这种不死，算是解决生死问题吗？都说死亡让一切归于虚无，毫无意义，但是，不死就让生命有意义了吗？
不死未必让生命富有意义。活了上千年的乌龟，难道很有意义吗？不会死的生算什么呢？一枚没有背面的硬币。剪纸般的生命，不是实在的生命。哲学家的思路有所不同。他们并不像道教那样妄想肉身长存、得道成仙，也不像基督教那样祈盼灵魂不灭、肉体复活。他们洞悉死亡之不可避免。他们的方式不是回避死亡，而是接受死亡，甚至积极地把死引进生。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是“习死之术”，研究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的确，生命是欲望，是意志，而哲学家清心寡欲，以理化情，这本身就是压抑生命冲动，先行进入死亡；生命是不息的动，是奋斗，而东方哲学家强调无为，静坐，入定，这也是练习死亡，习惯死亡；生命总是我的生命，死亡总是我的死亡，而东方哲学家整日价追求无我，这也无非是希望“无生”。看来真是奇特之极：人人都怕死，都想忘掉死，而哲学家竟然渴慕死。
养蛇的人未必不怕蛇。哲学家与死为伍，并非不怕死，只是他们已经觉悟，死是内在于生的东西，想逃也逃不掉。只有把死纳入生，这才是真正的生。也许哲学家并不是渴望死，而只是渴望全然的、完整的生命。哲学家的明智，在于自知其无知，“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死是不可知的。因此他们安于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生命，他们承认生命只有一次，安于今生今世。在今生今世坚持与死为伍，把死统一于生。不妄想生命会永远持续，只在意用这有限的生命去做什么，只珍惜当下此刻，只愿意活得无怨无悔。大限到来，含笑而殁。这样看来，在乎一个人活了多少岁，是32岁还是56岁，未免幼稚。只要尽可能活得心满意足，活得自由自在，那就足够了。死亡会终结一个人的幸福、会让一个人的生命毫无意义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与其说死亡结束了一切，让生命毫无意义，不如说死亡绽开了生命的意义。在死亡的参与下，以死亡为背景，生命才变得值得珍惜，富有意义。
虚静，无为，无欲，无我，无生，……所有的这些都只是死之象征，死的替代品，并不是死本身。归根结底，死亡之谜只有死亡才能解开。在这一意义上，已死的人是有福的，他终于触摸到死本身，他亲身经历了这宇宙间的最大的、最终的奥秘，并能亲自去解开这个永恒的谜。(郭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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