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中国模式”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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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中国模式”走向终结

              2011-05-15 03:57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丁力
        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路上，有唱衰者，也有唱盛者。一个“唱”字，深得经济预测的精髓：它像是KTV的自娱自乐，总会有人“跑调”。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不会停止。近来，有警告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危机者，有宣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者。论者有一些证据，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愿望，自说自话。
　　在许多时候，鼎盛期也是衰落的起点，正所谓“盛极而衰”。目前，“中国模式”在国内外“甚嚣，且尘上矣”，或许预示这个“模式”已经过了顶峰时刻。此外，在快速增长卷起的滚滚尘土中，一些人独具慧眼，“勘破”红尘。他们指出，中国仍在找路，“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即使存在某种模式，也因其浓厚的“中国特色”而对他国没有借鉴意义。
　　古罗马神话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出动。黄昏没有白昼的躁动，是回顾与反思的时候。现在大概可以开始总结“中国模式”的得与失了，先来看看我们为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吧。
　　社会各阶层的代价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多次挫折，屡仆屡起。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了工业技术，但没有引进工业文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奄奄一息。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重创了新一轮工业化的努力。在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初，又一轮工业化开始了，这次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苏联予以大力支持，援助项目主要在重工和军工领域。但领导人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要在数年内“赶英超美”，于是发起“大跃进”。工业大跃进主要是“大炼钢铁”，成本由农民和环境支付。在农业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基本上是粮食大省的农民。
　　当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苏联模式的工业已经丧失活力，“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当初，“改革”的重点是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生活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开放”是在沿海地区建立特区，为海外企业设立加工厂，廉价的农民是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一时期，重工和军工的发展严重滞后。直到1980年代后期，首钢――当时中国工业一面招展的红旗――还在使用洋务运动留下的锅炉。
　　即使在工业化初期，小农经济能够创造的财富也非常有限，农民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这样的好日子也不长。因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粮食由**“统购统销”等措施，1990年代出现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许多事件惨不忍睹。因为种地赔钱，土地被撂荒，农民在外打工，用打工挣的钱支付农业税费。在加工厂聚集的地方，如珠三角，农民工不仅给地方**带来税收，给工厂主创造利润，还养活了房东、商贩、办暂住证和检查各种证件的人员、甚至劫匪。他们的月收入曾长期“稳定”在800元左右，还经常被拖欠。
　　“三农问题”一直延续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才开始好转。这时，中国历时100多年的工业化终于能够为自己提供资金，不再需要农民勒紧裤腰带了。但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工业好像不再那么重要了，土地成为**的最大财源。在不太偏远的地方，农民想种地而不可得，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拿走“开发”，因此出现了很多暴力冲突。也许有较为公平的土地交易，但只要出现对抗，农民总是失败者。
　　在农民兄弟之后是工人老大哥。经济开放之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很快更加不景气。偶尔盈利的国企成为宣传“典型”，以证明国企“还行”。在这个幻觉的误导下，**不停地向国企注资。正如预料中的，国企没有“解困”，大量资金也去向不明。**终于发现，处于竞争环境中的国企是一个无底洞，无论用多少资金都填不满，于是大量企业被贱卖、被破产；工人也“下岗”了。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被农民工“顶替”了。昔日的“主人翁”收到的临别礼物是官方的鼓励：豪迈呀！跌倒再爬起来嘛。
　　银行持续给国有企业注资，往往有去无回，积累了足以导致破产的不良贷款。这些银行也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考虑的首要内容不是客户、市场、利润和创新。国内银行的优势在于这个行业几乎不存在竞争，它们能够维持高利差。**给银行注入资金，还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再剥离银行坏账。买单的当然是全体国民。
　　由于经济的开放和起飞，中产阶级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在**大楼之外的办公室里上班，又称白领。他们命运多舛，年轻一些的，即使打拼30年，也很难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栖身之地。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只够买3―5平方米均价的房屋，还是“建筑面积”。其中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却又成了房奴、车奴。当他们抱怨只有70年的房屋所有权时，又听到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不动产可能只有2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
　　白领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他们服务的机构（公司等）是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纳税主体。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机构仍然要自己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的开支，这些服务大都由**独家提供，成本极高。释迦牟尼看到生老病死，由此觉悟到人生是“苦”。在中国，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有了新的意义――只为增加**的收入。他们在出生前就要缴费，在死了以后也必须继续为**创造财富。即使收入较好的白领，生活也“压力山大”，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直到几年前，民营企业家还很风光，其中一些人还很张狂。在可以作为食物的社会各阶层中，他们赫然立在食物链的顶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民营企业家仍不免被牺牲，当然，排在给他们打工的农民工后面。自2008年以来，他们的压力逐渐加大。在江浙、珠三角，很多出口加工公司倒闭，其他公司要面对更严厉的税收检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资金从加工业转移到房地产――中国的支柱产业。在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他们（以及国有企业家）“返祖”到18世纪的经济理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在，他们受命维持物价稳定。
　　秋江水寒鸭先知。感到寒意的富人“用脚投票”。据报道，超过一半的富人已经移民或有明确的移民愿望。他们与那些“裸官”相似，都对到手的财产有不安全感。不久前还在讨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以及是否应该宽恕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恍惚之间，这些话题好像有些过时了。为了保持增长，社会各阶层被依次“有序地”牺牲掉：农民、工人、白领、民营企业家；现在是他们全体。中国经济避免了危机，但以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层层上升。在1950年代公有化运动中，民营企业家阶层被消灭过一次，再生的他们只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也许不会再有那种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抓大放小”后的国有企业安享巨额垄断利润，它们的胃口变得非常大，一般没有兴趣兼并民营中小企业，比如在馒头制造业；但在权力和垄断地位的支持下，国企能够轻易地踩扁民企，如在加油站行业。
　　当民营企业家被送上祭台的时候，表明排在前面的农民、工人、白领已经没有更多的油水，一根新的稻草也可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同时，官员在采用笨拙的手段压制物价，这表明他们明白，社会的中下层对物价上涨已经非常敏感。
　　在过去30多年，中国遭遇到多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被成功化解了，更准确地说，被转嫁了。因为经济在快速增长，消化掉了相当大一部分被转嫁的危机。但危机的承受者仍有痛苦，只是他们没有话语权，而代表他们说话的人说他们很幸福。这些是没有经济危机的经济危机，危机没有外爆，却内爆了。一些社会阶层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可能比危机外爆还要大。
　　金雁先生5月2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她指出，俄国人认识到，“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下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过去的办法都不可再用，因为它们已经被用到极限。但中国仍有许多手段，不至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而社会各阶层受到的打击将更小。那些手段中的一些是向食物链的更上端推进；另一些也是其他国家使用的，有点“普世”的意思。所有这些显然都不再属于现在的“中国模式”。
　　社会诸系统的代价
　　增长与发展不同。增长只是某些人的钱多了；发展是社会全方位的改善。一部分的增长不能以另一部分的削弱为代价，否则增长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至少不能代替社会发展。
　　权力机构内曾经有一个常用词：“条条块块”。“条条”指权力机构的各系统，“块块”指权力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或某个“条条”内部的部门。由于权力机构涵盖了社会（部分大于整体），“条条块块”也可以用来统指社会各系统和各部门（各阶层）。上一节谈到“块块”为增长付出的代价，这一节谈“条条”的代价。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把社会系统分为9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科学、宗教、艺术、生态。这9个子系统是相对封闭的，因此才成为子系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是彼此开放的，因此才能够共同组成社会。如果没有封闭性，子系统将失去自我的规定性，如同被巨兽吞食的小动物，也就没有这个子系统了。只由一两个子系统组成的社会必定是畸形的，没有长久发展的可能。
　　中国读者应该容易理解卢曼的理论，因为“系统”在表面上很像是中国的“条条”――有时也叫系统，如教育系统。如果愿意，读者可以增加更多的“条条”，还可以把那些不够长的扯成“条”，在现实中，这种行为叫“机构改革”。
　　卢曼的理论是分析经济的“中国模式”的有效工具。简单地说，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而经济又附属于政治，并因此获得了政治性。由于政治在中国具有庄严的神性，经济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畅行无阻。于是，这两个子系统一起挤占了其他子系统的空间，把它们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属物――假如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某些特性。
　　这就是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奥秘所在。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多次危机和严重挑战。唱衰者一次又一次失误，主要因为他们的经验来自国外，他们的目光聚焦于经济这一个子系统，因而认为，经济的水池将很快满溢，危机将爆发。但他们却忽略了经济可以向其他水池灌水，也可以向社会中下阶层转移危机。较为乐观的经济学家好像是正确的，他们倾向于相信增长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也没有重视社会其他子系统、社会中下阶层为经济增长做出的牺牲。
　　从一个子系统向另外一个子系统灌水的成本很高，却很难说给其他子系统（生态除外）造成了损失，因为没有人能够损害已经失去的东西，但灌水至少使它们失去了发展的可能。中国避免了经济危机，却在其他子系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严重危机，其危害一点不亚于外爆的经济危机。
　　食品危机。食品危机反映的不仅是道德缺失，也是法律缺失，更是政治缺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食品领域内的技术进步与创新。食品是中国最勇于探索的领域，而且不限于化学技术（含农药）。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可靠保证之前，已经在大力推广了。
　　人口危机。人口也成为权势者牟利的工具，一曰控制人口增长，二曰控制人口流动。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但不让人们生孩子仍然是一个利益丰厚的行业，湖南邵阳的**机构没收并倒卖婴儿是最新的一例。人口危机其实也折射出人权危机。
　　生态危机。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是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各种污染已然非常严重，但“植树造林”却热火朝天，似乎已经把可以种树的国土种了两遍；已灭绝的野生华南虎据说也在陕西再现。
　　教育危机。一些大学要在短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人们的疑问却是：中国有大学吗？按照卢曼的理论，答案是“没有”，因为教育在中国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学校首先是**的部门（南方科大的副校长定了局级），它的首要任务是灌输既定的教条，不是知识的传播与创新。
　　科学危机。科学的情况与教育大致相同，这是两个相近的子系统。比如，很多科研项目在大学完成；在科研中，官员比研究者更重要。
　　信仰危机。宗教也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寺庙是经济实体、旅游景点。旅游是经济的子系统，因此，宗教成了经济的孙系统。许多宗教业者都在忙于赚钱。在中世纪，天主教神父们倒卖“赎罪券”――罪人们进入“天国”的“门票”，教会的罪恶是欧洲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一大诱因。
　　道德危机。对于一个社会，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相辅相成。如果社会中的一切都要经过权力的批准、金钱的丈量，道德沦丧便不可避免，而道德沦丧又必然导致其他许多危机。
　　法制危机。立法和司法是政治的嫡系子系统，第一要务必须讲政治。法制的缺失将导致道德危机。
　　艺术危机。艺术与科技有相同病症：热衷于模仿与山寨，缺乏创新。艺术被当作宣传的方式之一，是宣传的子系统，而宣传又是政治的子系统。据此，艺术是政治的孙系统，还可以用来洗钱。
　　企业危机。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之一，可是，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在中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在市场上完成。没有常规企业，经济难以正常运作。
　　还是就此打住吧。以上随手写出的例子只是冰山之一角。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些危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很熟悉。乐观者也许不以为然，但危机意识可以更好的避免危机。
　　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其他子系统受到侵蚀乃至沉重打击的时候，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肯定不能独善其身。
　　另外，由于权力的泛滥和灌水，造成应有的联系被割裂，市场间的壁垒在强化，“块块”分立。据《参考消息》译载《纽约时报》4月28日的文章，美国卡车司机的小时工资是他们中国同行的68倍（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1倍），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却高达美国的1.6倍。当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高企不下的内陆运输成本在割裂国内市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德国统一的起点是各邦市场的一体化，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也是从市场开始。由此反向推论，这种割裂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或许不尽在市场上。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从增长中获益的人群在缩小，甚至连一些外企也不再是座上宾。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原因与“国富民穷”一样。财富向权力集中，创新和经营则在其次。**投资的效率低下，流失大。不过，对于一些官员，他们的回报已经在投资过程中完成，而投资效果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投资为他们制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是全体国民的损失。
　　这幅图景也许有点暗淡。不管怎样，这就是经济的“中国模式”了。这一次，中国的工业化又在半途中，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如何灌水或不灌水
　　这些年来，中央**为降低其他子系统里的水位做了很多努力，如取消农业税，要求取消暂住证，喊出了控制房价的口号，还要求禁止暴力拆迁。这些努力是好的，但与灌水的速度相比，还差了不少。社会大系统池子里的水继续上涨，高额的维稳费就是证据。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经济或许仍然继续增长；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仍将可能保持更高的抗危机能力；但与从前的自己相比，中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下降了很多。简单地说，由于**向其他子系统灌水、向中低阶层转移危机的能力及意愿下降，中国经济将不得不更多地承担自身的风险，从而可能陷入经济危机。
　　这个不利趋势不是现有经济模型能够预测的，统计局的数字也帮不了大忙。然而，数学模型还是必要的。可以从一道初中数学题开始：一个水池的净容量为c立方米，水管1的进水量为a立方米/小时，水管2的排水量为b立方米/小时（a、b、c为已知数，a〉b），假设进水与排水同时开始，问，灌满这个水池需要多少小时？
　　这道题不难。如果更进一步，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并且是一个至大无外的较为封闭的系统（与美国不同，中国向国外转移风险的能力很低），没有向外泄洪的管道，这道题就更简单了：一个水池的净容量为c立方米，水管的进水量为a立方米/小时（a、c皆为已知数），问，灌满这个水池需要多少小时？
　　这两道题的难度在于，代入的数字不可能准确。不过，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第二道题比第一道题更接近实际。即使美国也不能经常向外大量排泄污水（如量化宽松），因为这必然损害它的信誉，而信誉是国家力量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权力向本国国民转移经济风险的**不多，它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尽管它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正常国家中，没有什么唯一的大事要其他事情一律给它让步；社会各系统之间是并立的，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
　　社会水池的总容量不是一个确切可知的数字；容量还有一定的弹性，其限度不可确知。不过，在另一方面，社会领域内的数学模型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水管的进水量和排水量又总是被虚报，而蝴蝶拍打翅膀引起的“意外”降水更是不可预知。这些不确定性要求决策者尽可能减少灌水（即使他们有灌水的权力），并预留行洪区。
　　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停止灌水；如果还出力排干系统内的寄生虫、瘟疫横行的死水潦，清理生物不能存活的污水池，那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在今后几年中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对中国也不尽是坏事。至少，我们可以放缓狂奔的经济脚步，停下来清理多年淤积的各种垃圾，并认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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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模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挟天子以令诸侯 资产管理公司 民营企业家 经济 中国模式

DING;DING,

讲得很透彻

苏联解体20年祭

作者：金雁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1-5-3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而不知道**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
　

无法呼吸了

有道理！！！

太有道理了!

kkkkkkkkkkkkkkkkkkkk

高速行驶的火车，可前面的铁轨已经铺到了悬崖，又有谁能把火车停下来呢？能采取措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xuehe 发表于 2011-5-19 22:46
苏联解体20年祭作者：金雁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1-5-3

好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