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的“再分解”与企业制度功能的拓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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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制度的效率功能的一点尚不成熟的想法，也算是读书笔记，贴出来请教，以利进一步修改：

效率的“再分解”与企业制度功能的拓展

［摘 要］德布鲁的效率分解理论仅仅区分了“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而事实上现实企业经济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某种“动态效率”。对此的解释需要拓展现有的企业理论，其结论是：企业制度不仅作为交易关系的规制结构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异质性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具有持续动态优势的激励功能。

［关 键 词］效率再分解 制度的激励功能 动态效率

效率是企业存在的基本前提，企业效率是企业生产属性和交易属性的综合体现，对效率分解问题的研究是企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Farrell最早将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Forsund等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规模效率^[1]；现有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种观点把效率分解为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和动态效率^[2]；也有学者将效率分解为内在效率、外在效率和创新效率^[3]。从企业理论演进的角度，我们认为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效率分解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但尚存缺陷。根据现实企业实践对效率进行的“再分解”表明：现实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某种“动态效率”，企业制度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异质性核心竞争力的激励功能。

一、对德布鲁效率分解理论的传统解释

德布鲁于1951年提出了效率分解问题，将效率分解为“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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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给定的生产函数Q=F(L，K)。其中Q代表产量，横轴L代表劳动，纵轴K代表资本，点A、B、C的坐标分别代表生产特定的产量Q_t所要求投入的劳动量和资本量，r₁和r₂表示市场上劳动与资本的不同相对价格。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我们知道，假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结构的不变和市场竞争的完全性是其分析的基本前提，判断不同生产状态或不同要素组合的经济合理性是其主要的分析任务之一，而衡量企业效率的基本准则，就是追求实现厂商和市场的“均衡”。如图可以生产出Qt产量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交点B或C，就是这样的两个均衡点，而由这样的均衡点组成的等产量曲线也就是所谓的效率边界（efficiency frontier）。这意味着：曲线左方是假定前提下企业生产不可能达到的效率区域，曲线右方是无效率的要素组合方式，唯有处于曲线上的点代表企业的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效率。这样，当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时候（比如在r₁和r₂之间变动），企业均衡点就在B、C两点之间移动，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对效率的思考方式，也就是德布鲁所说的“经济效率”。

但事实上，观察现实的企业运营状态，在如图所示等产量曲线的右边，还常常存在着一个A点，在这一点上的企业与在B或C点的企业具有同样的产出Q_t，却消耗了较多的资本和劳动。那么很明显处于点A的企业效率较差，而企业从A点向B或C点的移动意味着企业效率的改善。按照德布鲁的理解，在A点的企业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在B或C点的企业处于“技术有效率”状态，而企业生产状态从A点向B、C点的转移则意味着“技术效率改善”。

应该指出的是，德布鲁这里所说的“技术”并不是“technical”，而是“technological”，与前者表示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不同，后者更多地带有组织规则即制度的意味，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技术”。显然，“技术效率”事实上是企业家在生产内部发现和消灭“资源浪费”的努力的结果；而所谓的“经济效率”，即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企业均衡点在等产量曲线上的位移，反映的则是企业如何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如r）来进行资源配置（如L与K的比重）的调整。

显然，德布鲁所说的“经济效率”其实就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所谓的“技术效率”则与企业的制度设置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制度因素被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假定前提被舍象掉了，只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后，在科斯将生产函数展开为带有制度结构的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技术效率”及其改善才开始进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科斯创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发端，但仍在新古典框架下具体展开，因此市场完全竞争和企业作为同质的最优化行动者仍是其基本的假定前提。如果我们承认完全竞争假设下不应存在资源的“浪费”，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处于A点的企业？交易成本经济学对此的解释是，处于A点的企业虽不存在资源的“浪费”，但却付出了较居于B、C点企业更多的交易成本；而之所以存在交易成本的差异，从交易成本作为制度运行成本的定义来看，则是因为两类企业是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运行的。比如说，世界各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的显著效率差异，就是由其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企业运营方式引致的。显然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及其效率改善的相关关系，也可以解释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的明显效率差异。

由此可见，德布鲁的效率分解理论预示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走向：其“经济效率”就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技术效率”则对应着交易成本企业理论所说的制度作为交易关系规制结构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显然后者对于前者来说更客观地反映了现实企业经济实践的真实状况。但是，将理论与实践进行对照发现，德布鲁的效率分解理论仍不能解释现实企业的全部效率表现，因此还需要进行效率的“再分解”。

二、效率的“再分解”及其制度根源

如上述，德布鲁将效率分解为“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这与企业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但是，对企业实践的观察表明，现实中还普遍存在着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并可获取长期利润的企业。反映在效率分解图中，也就是说在原来代表效率边界的曲线左边，出现了一个点D。居于D点企业的基本效率特征是：消耗了更少的资源（L和K），生产出了同样或更多的产量（≥Q_t）。

企业何以获致持续竞争优势和长期利润？显然，交易费用不可能变成负值，“技术效率改善”也不可能突破效率边界，这并不能通过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得到解释，我们只能反过来再求助于企业的“经济效率”。但是，新古典企业理论证明，在长期均衡中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利润为零，同样无法解释现实当中企业存在长期利润的事实，我们也不能由此回归到新古典的企业理论。由于企业的这一效率特征在时间序列中长期存在并表现出了某种不断强化的趋势，为区别“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起见，我们称之为企业的“动态效率”。可见，在企业效率问题上新古典企业理论尤其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已经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为此迪屈奇等人批判性地指出：企业的核心是生产和销售活动，为此，企业就需组织和管理人力和非人力的投入，使之趋向进一步的生产和销售目标；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则忽视了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和销售单位的基本特征与最重要的性质，忽视了企业的效益观念。因此，交易成本只能部分地揭示出企业的性质，在此基础上的企业理论是不完整的企业理论，且相对而言是静态的分析；因此应当超越交易成本标准，不仅从成本，更应从效益角度动态地分析与理解企业。^［5］

那么，企业的“动态效率”从何而来？回顾经济理论史，在这个问题上先后有风险报酬、不确定性以及波特（M.Porter）的五种竞争力模型等理论提出，但是，这些理论都坚持企业利润和竞争优势的外生性尤其是外在市场结构的作用，在剩余创造过程中竟然失去了企业主体的身影。再以后，根据实证分析鲁梅尔特（Rumelt）研究发现企业超额利润最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禀赋的差异；巴尼（Barney）、潘汉尔德和哈默（Prahalad and Hamel）认为企业内部资源基础的特异性和核心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真正基础。更进一步，潘罗斯（Penrose）、阿尔钦（Alchian）、纳尔逊和温特等人的研究说明，对企业的竞争行为和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而且由于这些“知识和能力”来自于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长期积累并且往往带有默示性，因而它们具有高昂的模仿成本，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也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企业是“异质性”^[6]的，在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组织生产活动的不同的长期动态优势，企业运营由此获得了“动态效率”，这也就是企业的“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的若干观点还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过分注重了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忽视了企业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盈利的可能性及其与前者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企业能否存在不能仅从交易成本相对大小来判断，而应根据企业核心能力所产生的收益与产生核心能力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的比较来判断。因此，企业的目标也就从节约交易成本变成了改善企业内部的能力配置，形成异质性核心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去取得竞争优势及其导致的利润最大化。

尽管我们赞同企业的异质性假设这一结论，也赞同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看作为具有生产功能的行为实体和一个能力体系的立场，但我们却并不认为把特定的“知识和能力”作为企业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而归结为企业“动态效率”的源泉的说法可以真正澄清问题本身。事实上，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和能力”这一杂揉着企业生产属性和交易属性的模糊概念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企业为什么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并长期获得利润？回答是因为企业拥有某种难以模仿的“知识和能力”；那么企业怎样才能够获得这种核心竞争力？回答是企业必须长期在复杂的环境中摸索和积累。但问题在于，如果企业在这一长期摸索和积累过程中不能够创造剩余并获取利润，企业就难以得到其生产函数所要求的生产要素，企业本身根本无法生存。这是因为要素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是追求其产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其进入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剩余的分享。可见这时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难怪威廉姆森曾严厉的指责企业能力理论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定义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式的循环论证。于是我们发现，原来所谓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不是问题的答案，它就是问题本身。

如企业能力理论所认为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应当从企业的生产属性中寻求。这至少要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企业技术的不断创新；第二、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7］；第三，企业经营战略的不断创新。这三个方面都与企业生产直接相关因此都可以归结为企业广义生产函数的不断优化，其既可能会更加节约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更可能会大大提升生产效率，又往往兼而有之。可见，这已经突破了生产函数既定和企业同质的新古典假定前提，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企业并不是被动接受既定的生产函数，恰恰相反生产函数事实上是企业选择的结果。比如，现实企业本身即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

但是，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生产函数的不断优化和创新，并非都是“企业”这样一个模糊主体本身的自动行为过程，而是主要对应着企业内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那么我们要继续追问：企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为什么要不断地采取创新性行动？显而易见，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它们之所以要进行技术、管理制度和经营战略的持续创新，其前提必然是对事后获利机会的理性预期。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能够在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分享动态增长着的企业剩余。那么谁能够对其剩余分享的诉求作出确定和可信的承诺？显然答案只能是：企业合约及其外化——企业（治理）制度的因素。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普遍地观察到，作为异质性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企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已经成为企业的“高度”利益相关者，包括期股期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性薪酬制度安排已经在企业中得到普遍应用，有关的案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企业合约安排的改变实际上是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改变，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变化又形成了与新的市场环境相适应的核心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在与其它企业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并通过一系列战略行动来实现，以取得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8］

于是我们最终发现，企业的“动态效率”的根源最终还应当从企业的制度因素中说明。这是因为虽然企业剩余创造首先同其生产属性直接对应，但企业生产却是迂回的生产，也就是说是带有制度结构的生产过程。企业生产函数本身不再是静态的假定前提，而成为了依企业制度框架不同而不同的因变量。企业制度结构对于企业生产发挥着双重的作用：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内部交易关系的规制结构当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这解释了市场当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但企业制度作为剩余分享格局的外在框架也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这是企业获致“动态效率”的深层根源。这两者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全面认清企业本身。

三、若 干 启 示

对效率的“再分解”和对企业“动态效率”的分析表明，新古典企业理论对应着“经济效率”，仍是传统市场理论的附属；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对应着“技术效率”，虽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发端却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新古典框架的约束；企业的能力理论虽然观察到了企业“动态效率”的事实，其“核心能力”的概念却混淆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和交易属性从而不可能使问题真正得到澄清。事实上，在科斯所展开的带有制度框架的生产过程中，纳入制度的激励功能，就可以对企业的动态效率作出完美解释。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制度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异质性核心竞争力的激励功能

事实上，制度作为游戏规则本来就具有约束和激励的双重作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制度安排是人与物发生关系的中介，一旦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不经济的，人对资源的利用就会加倍的不经济（比如交易成本进而生产成本的付出）；反之，人际交易的优化同时也意味着倍加的的人物交换效率（比如形成异质性能力体系）。只是因为科斯以来的理论体系过分强调了企业与市场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本身赖以生存和演进的核心竞争力，才在很大程度上把制度的激励作用排除在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

一般而言，企业本身即是一个立足于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框架。说其具有竞争性，是因为任一要素产权主体进入企业的基本动机都是寻求其产权在经济上最大限度的实现，亦即追求剩余分享的最大化，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说其具有合作性，是因为企业剩余的创造必须根据生产函数将各生产要素统一于同一个系统性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中各生产要素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的性质。因此，企业作为一个动态的再谈判机制，虽然始终在剩余分享问题上存在持续的紧张，却很容易能在能够增大企业剩余的制度安排上达成“激励兼容”和“一致性同意”。

由于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企业制度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如何配置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规定。企业剩余权利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格局，事实上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决定着企业各生产要素产权主体对其事后获利机会的预期，决定着其创新性行为，并进而动态地决定着企业的生产函数。所谓企业作为一种能力体系其核心竞争力也无非是企业生产函数的持续优化和在剩余创造过程中的报酬递增效应。可见这里的生产函数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和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和开放的。企业治理主要是一个以剩余权利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制度安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应着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均衡格局，进而对应着不同的激励效果，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函数，对应着不同的异质性核心竞争力。

（二）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

企业契约代表了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要素相对稀缺性进而要素对于企业剩余创造重要性的变化，企业契约也会表征出相应的特征。

在企业发展早期，企业规模较小，对于经营管理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才能而言，冒险精神是最重要的，因而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人力资本要素而言相对丰富，而物质资本这种非人力资本要素却非常短缺。因此，企业契约更多地带有“资本雇佣劳动”的性质。但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物质资本要素的逐渐丰裕，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异质性人力资本作为“积极货币”而言对企业剩余创造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这就是说，人力资本正在逐渐成为赋予物质资本这种“消极货币”以剩余创造能力的关键因素。随着企业制度适应这一趋势不断对自身作出的边际调整，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在这个时候，人力资本要素的产权主体就应当在企业内部获得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而企业契约也应当更多地表征出凸现人力资本重要性的特点。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含义。

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曹勇：《中国生产率变动趋势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p327。

②③参见《企业经济的本质与效率》，熊维平，载《矿冶工程》，2000年3月第20卷第一期。

④以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8图为原型。

⑤参见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王铁生、葛立成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参见《企业的异质性假设》，刘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二期。

⑦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治理制度不是同等层次的概念。前者比如泰罗制，侧重于生产工艺和一般的管理，更贴近企业的生产过程；后者比如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制度，更贴近于企业的交易属性和企业合约的层面。

⑧Langlois.R and Roberton. P. Firm,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M]. London: Routledge,195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9 10:06:2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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