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工资，绝大部分是清白的收入
在西方国家，通常，“工资”是人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工资总额的数量庞大，可能大大超过了资产者的红利。而国家税收，也主要来自人民的“工资”，人们将自己工资的约1/3，作为“所得税”交给国家。所得税是西方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一眼就能很容易看出：是人民用工资、也就是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国家，也可以说“雇用”了国家。因此在道理上，天经地义的，国家应当并必须是为“纳税人”服务的。而“纳税人”则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可以选举总统和州长、市长等等，而且在经济上，正是纳税人支撑着整个国家。谁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事情太清楚了。
同时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绝大部分人是“用工资”来买房、买汽车和各种生活用品。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人民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是来自“按劳分配”的方式。
这个方式好不好呢？我认为是很好、很合理的。它使得全社会的分配，清晰而明白，人们就不会因分配方式的阴暗而抱怨。尽管在美国，人们通常不打听对方的收入，这是一种礼貌，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掌握。工资的特征正是：它是清白收入，起码是清楚的收入，因为工资是有记录的、有案可查的，因而也是可以监控的。由于国家打击“黑色”收入，由于“灰色”收入数量很少，所以，西方国家的分配相当清明，起码很明白，它们的确造出了一个小说家说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在中国，毫无疑问，工资也是人们收入中比较“清白”的部分。也因为它是有案可查的。出了问题，也容易查到。而且，显而易见，人们收入中“出问题”的部分，也就是造成社会腐败的那部分“收入”，通常不会出现在“工资中”，而是隐没在“工资外”，这就是贪污、贿赂、私分公款……。还有例如“票贩子”一类人的收入。其实，社会上许多所谓“劳务费”，都是不清不楚的。
我看，在中国只有极少量“工资外收入”是清楚的，例如稿费。
工资部分，在中国人民收入中比例太小
在中国，工资部分，在人们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太小了。这可能是中国的腐败造成的，也可能因此又造成了更多的腐败。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与GDP比例很小，约为10%左右。假若用70年代前统计中的“工农业总产值”来估算其比例，只有6-7%；而假若用“购买力平价”的GDP来估算，可能只占3-4%。所以，职工的“工资部分”在全部所谓“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实在太小了，小得令人可以拍案惊奇。
下面让我们用实际金额来说明。例如，2004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1.69万亿元。而这一年实际在人民手中的钱是多少呢？据公布，该年居民储蓄增加1.59亿元，该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40万亿元。若把各省市的消费总额加起来，全国的消费约等于8.27万亿元。（据公布计算，大致70%左右为私人消费，30%为官方消费，前者为5.84万亿元）。因此2004年私人手中的钱，高达7.43万亿元，这一年中国的GDP是15.98万亿元。国外报道说：中国目前消费额仅占GDP的50%（但我感觉，私人消费仅占36.5%），世界主要经济体为65%。这意味着，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其消费额（包括官方以及富豪的消费）也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
这个消费总额中，穷人的消费有能占多少？据上述材料，2004年的私人消费约5.84万亿元，加上居民储蓄增加额，该年私人所得共计约7.43万亿元。官方消费，肯定有大量腐败性支出且不说，就说这7.43万亿元，属于职工工资的有多少？属于城里临时工和散工、包括所谓“农民工”的工资有多少？属于乡镇企业的工人所得有多少？属于“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贪官污吏和资产阶级的所得又有多少？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数没有公布，个体户人数好像约为2300多万人。所有这些情况，国家统计局的心里应当是清清楚楚，也一定会有接近事实的数据，只是现在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而国家统计局也不说。
仅仅据此，“工资”以外的居民收入，估计还是当有数万亿元规模。
此外，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不知是否包括私人汽车。据称2004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都超过了500万辆（其中轿车230万辆），若按平均每辆8万元估计，也有4000亿元销售款，其中私人消费会有多少？还有该年的居民购房款，包括首付和月供，还不知道支出多大数量，应当是一笔不小的钱，估计总得要几千亿元吧。不知为什么，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些，网上也很难查到，只知2005年底全国房贷已达到3万亿元。据公布2004年的房屋销售总额为1.04万亿元；其中的住宅销售，为8600亿元，而其中“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额却只有502亿元。但这部分，肯定不会全都是该年老百姓手上掌握的现钱，其中可能相当一部分是“房贷”，《中国统计年鉴》实在比较粗，没有“房贷”这一项目，只有“中长期贷款”的项目。所以，2004年的住房销售额中，并非贷款的“私人消费”会有多少？不知道。
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往往很不仔细，有的还前后矛盾，近几年和前几年的就不一样了，让人无所措手足。例如2000年解释“消费品零售”包括公家购买的燃料，但没包括汽车；2005的解释，则又包括内部使用的“交通工具”了，也就是说又包括汽车了？我感到，汽车在公家消费中，可是一笔大的支出啊！国家统计局怎么如此漫不经心？这让人们还怎样使用统计材料呢？而且，国家统计局一直未加说明：“消费品零售”包不包括私人购买的汽车。
有人认为，国家公款的汽车消费和吃喝玩乐及出国访问的消费，加起来每年有8000亿元之巨。不过2006年4月财政部已出面否认，说这三项公款花销只有1201亿元！真是很精确啊！但又表示，今后还要“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刹住公款大吃大喝之风的要求，修订差旅费、会议费管理等规章制度”，“从严控制出国经费和出国用汇”等等。我不明白，既然财政部认为这三项公款只花了这么少的钱，例如公款请客吃饭只花了国家财政收入的0.7%，而公款出国费用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0.1%，那还要刹住什么风啊？还要从严控制什么出国费用啊？已经很节俭了呀。
但实际上，公务员的公款消费，情况仍不明晰。对于公款消费的深度和广度，人们完全能够凭自身经验感觉出：目前公款请客吃饭，可以说已经成了最常见的一种“中国生活方式”，有如大浪狂潮。既然各级、各单位都在大肆公款吃喝，一天都停不下嘴来，何以财政部能为国家机关的“公款伙食费”算得那么精确？172亿元。再说，有地位的公务员能够请客后用公款报销，那些没有请客报销权的公务员不会很郁闷吗？他们还会好好工作吗？如果大家都能报销，那中国的国家工作，岂不是由公款吃饭来支撑的了？
关于什么是“职工”，统计局2002年前和2003年后的解释也是前后不一。这使得研究者很为难。例如，直到2003年才忽然开始说，“职工”不包括乡镇企业的职工（而且也不包括可能约5000余万私企职工，但却包括联营、股份制和外企、台港澳资的企业职工，真是太乱了），但是乡企里有1亿多人上班，这是一笔约0.8-1万亿元规模的农民收入啊！怎么能就如儿戏一般？难道这笔“工钱”是可以随意安插在哪个栏目都行吗？
总之，在中国，由于私人总收入中的“工资”部分比重太低，以至与国外相比“个人所得税”部分极小，据报道，2004年不过将近1800亿元，令人吃惊的是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这意味着该税大部分来源于“低收入者”。但是，个人所得税少，也并不能掩盖真理，说到底，国家的财富还是由劳动者创造，而不是由资本创造的。依我看，“劳动价值论”经过了几百年锤炼，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中国学者三拳两脚就踢翻了的。
低工资，危害无穷
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是世上罕见的“低工资”，大约比“四小龙”等要低10倍左右。
低工资的危害，已经有很多文章了。我只想简单说明几点：
1）它使工薪者的“劳动力价格”日益脱离其价值，过高的剩余价值率，使得国内许许多多的工薪者陷入生活困难。在中国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之前，低工资对于有病人的家庭、有大学生的家庭，其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这进一步又使得不少医院出现乱收费、乱治疗；使不少高等院校里惊现了世界罕见的“贫困生”问题。这就是说，甚至我国医疗和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人道主义问题。
2）由于低工资，使技术工作在国内也“不值钱”了，因此许多技术人才流失，高级的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海外。被经济学家们所赞誉的、低工资带来的所谓“竞争能力”，并不是技术的竞争力，而是简单劳动的超低值所引起的“可变资本”超低带来的虚假竞争力。这种竞争，根本不能造成“先进的生产力”，而是只能相反。所以有人说：高工资带来高技术，低工资带来低技术。道理很显然，既然到处有许多极其便宜的人手，那还要改进技术干嘛？又麻烦，又不省钱。
3）低工资，使得国内相当大量劳动人口缺乏消费能力，因而使“内需”疲弱，总需求不敷总供给，势必使得大量商品积压，据报道目前全国商品库存常年保持在3-4万亿元。中国经济的出口总额5933.2亿美元，合人民币49103.3亿元，而修订后的GDP为159878亿元，也就是说，“外需”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1%。这个比例不小，远大于许多西方国家。那么，一旦出口受阻，国内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就会剧烈失衡，使经济出现很大困难。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文革以前，同级的技术人员的工资，一般比行政人员要高。但在80年代的“工资改革”时，同级的技术人员工资，比“官”的工资低了。技术人员获得“低工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它预示着国家开始重视官、重视“管理者”、重视“老总”，而轻视技术了。其实，这个变化很糟糕。据我所知，这使得当时被文革打倒、而刚恢复工作的不少老干部都感到吃惊。这意味着，咱们中国又要在“专业技术人员”头上敲上一记闷棍。从此，国内的人们更加不重视技术了，人们都争着要去当老总，当管理者，连大学生们也是如此，都想去创业当老板。这是不良社会风气逼的，也是我们的工资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一个表现。
低工资，在工薪者身上，还施展了两种恶劣影响。
第一，使职工们不好好做本职工作。由于工资太低，生活困难，迫使得工薪者们去寻找“工资外收入”（灰色收入）。在经济学家的不良影响下，国家还曾糊涂地鼓励职工“兼职”和“寻找第二职业”。毫无疑问，这将大大影响各种工作。在当今这个年头，有奶便是娘，哪里能得到更多的钱，人们的精力便会投向哪里，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弄来弄去，许多重要的工作反而做不好了。
显然，若是职工的工资收入不仅大大低于“票贩子”一类人，而且低于许多小贩，那么职工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工作当一回事、而兢兢业业呢？
第二，还使不少人进一步走向犯罪。当有些人贪了污或受了贿，他们会一下子感觉到：嘿，钱来得这么容易！比那点工资可多得多了！
现在国内很多人不同意“高薪养廉”，但实际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不是“低工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那么，不仅是官员、医生、警察，就是普通的职工，也会爱惜自己的职位，也会重视自己的工作。人们会害怕失掉这个不是“低工资”的岗位。而现在，人们不大在乎失掉自己的岗位，他们只想能利用这个位置，再多贪一些而已。
低工资，对许多劳动者个人是不公平的，同时，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负面较多。它几乎只能有利于“少数人”先富起来，别无所长。目前，我认为，由于低收入者的消费不振，社会的“总需求”仍然是疲软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大致平衡，就会出现19世纪欧洲的那种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是迟早的事情。
总的来说，“工资”越低，“工资外收入”比例越大，社会就越腐败。
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关于公务员工资和行业垄断
公务员的概念，在国内外是不大一样的。在西方所谓文官制度，就是公务员制度，我的理解是：把政府文官同“执政党”和“军队”、“司法机构”等隔开来。政党可以轮替；军队是国家的、而不是政党的，因此它们不能干涉政府文官；司法是独立的，而司法人员并不是公务员。这样的制度好处是，公务员只是国家政治运作中的一个工具，它不受执政党的影响，只是为执政党的政策而工作。无论哪个党上台，也不可能随意撤换公务员，或安排自己的亲信。政客们干政客们的事，公务员（即文官）做公务员的事，互不拆台，互不干扰。
而在国内，显然，公务员的意义不同。
在国内，法官也是公务员，将军也是公务员，党委书记也是公务员，而总工会主席也是公务员，各级人大委员长是公务员，各级政协主席也是公务员，民主党派的领导是公务员，大学校长也是公务员，大概社科院的院长局长们也是公务员。但这些人，在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是所谓“文官”，不是公务员。
所以，目前国内所谓“公务员工资”问题，实际上，还是“国家干部”的工资问题。
80年代初及以前，全国大部分单位都是国家的、或集体的。那时候要涨工资，只要中央发个文件，大家就开始干了。往往调资面为40%，弄得单位里天天吵架，怨声载道。后来，在“少数人先富起来”和“拉开差距”的精神下，不少单位里人们的“收入”出现了向“工资外收入”扩展的强烈趋势。国家同时鼓励“创收”和“搞活”，这样，各单位里的头头们就更没有规矩了。头头们往往在“改革”名义下，把自己的收入越提越高，而整个国家的分配状态，也出现了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混乱。
同时，国有企业在经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及“产权改革”等改革后，国家也已经不管、或管不了企业单位里职工的工资问题了。而国企的高管们，也完全没有了规矩，他们为所欲为，在经济学家的卖力吆喝和无理支持下，猛烈提高自己的“工资”，使得国有企业中也出现了“劳资化”倾向。国企老总们的收入猛涨，比私企的老板还要胡来，即使没有“管理者收购”（MBO），相当多的人实际上也已经成了人民财产的疯狂盗窃者。而MBO不过是要把这种邪恶合法化罢了。
由于政企已经分开，现在，国家只能给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人员涨工资了。
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他们认为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够高的了。但这并不是事实。其实，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们享有工资外的不少特权。他们还有“权钱交易”的本钱。所以，公务员的工资应当上涨，但也应对公务员的工资外收入痛加整顿。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有特权的官员来说，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他还能看得上眼吗？即使工资再涨一千元，他还是要贪污的。因为，贪污的利诱太大了。现在据报道，逃往国外的贪官平均贪污为1亿元。贪污已到如此规模，就是想“高薪养廉”，可能也做不到了。
所以，对于公务员来说，工资是应当涨，但国家更重要的事情，是把贪污真正遏制下来，就是说，把贪污人员全清除出“文官”队伍。毒蛇噬臂、壮士断腕，但这几乎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公家的事和私人的事，是严格分开来的。从道理上讲，我们也应当在“公务员工资”上涨的同时，使“公私”两个字真正分开。就是说，首先把公务员在混乱中和阴暗处享受的“工资外利益”坚决停止下来。这样，公务员工资的上涨才真有意义。
现在，问题不止是公务员的收入混乱，而且，全社会的工资状况都相当混乱。
这令人想起了历史。建国前的工资状况就相当混乱。在企业里，工资等级多，工资级差小，而且轻重倒置。当时企业的工人工资有几十级的，甚至100多级别。1951年开始，逐渐在全国企业推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实行2-5级工资制；技术人员的技术津贴，一般不得超过工资的30%。这些，在50年代前期，还是发挥了正面作用。
此外，就是将行业间劳动者收入的不合理倒置，进行了调整。当时，着力要改变的是：
1）轻工业行业的工资，高于重工业行业；
2）企业内辅助工人的工资，高于生产工人；
3）事务人员的工资，高于技术人员。
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工资改革，在道理上还是对的。
目前，国内行业间不同的工资状况，已经又非常严重了。在国内各种报刊上，经常披露国内的各种“十大暴利行业”一类新闻。我想，如果出现暴利企业，这并不可怕，这可能是由于独自开创了某种新技术而获得一时的“超额利润”造成的，在一定时间里还很有意义。但是，如果出现了“暴利行业”，那问题就大了。而且，我们的暴利行业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十多个，真是：国何以堪，民何以堪？
过去，在周恩来时期，他对于国家机关的管理相当严格。那时不能想象，例如邮电通讯行业赚的钱，可以在邮电部门内给职工发津贴，更不要说被领导人贪污。无论是铁路部门，钢铁部门，还是纺织部门，任何部门都没有给自己发一点津贴的权利。但现在，周恩来时期的廉洁政府，早已被“改革”撕成了碎片。各种“暴利行业”所以层出不穷，其根源，在我看来，就在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从中捞到大量好处。
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暴利行业有：房地产、中小学教育、电力、电信、殡葬业、高速公路、民航、金融、石化、医疗、出版业、汽车业、眼镜业、药品、出国留学中介、有线电视、网络游戏、驾驶学校等等……。远远不止“十大行业”。就拿电力行业来说吧，2004年曾经发生一次缺电荒，网上就有人质疑是否电力部门故意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压着煤炭降价，又猛烈上涨电费。如果现在仍像周恩来时期，这样干，不会给任何“官员”带来好处，还要受到处理，那谁还会这样干？说到工资，在《统计年鉴》上可以查到“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等拦目。但实在太粗糙了。若想单查电力行业，那是没有的，只有“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笼统一拦，2004年人均工资为20815元/年。尽管如此，也远超过农林牧渔业的7611元，是它的2.7倍。报纸上有人揭露，某地一位抄表工，就有10万年薪。虽然有人怀疑，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总是“事出有因”吧。今年6月26日《市场报》载文抨击电价的上涨，它说由于技术进步、电力行业2003-2005年节约了1400亿元投资，但电价反而在2004-2005年接连两次上涨，这使得消费者（人民）为此多支付了1600亿元。这么多钱，无疑，全都落进了“电老虎”的嘴巴里。
暴利行业，不一定都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有些行业垄断则是由“行业商会”所造成。在美国，有反垄断的法律，现中国也正在酝酿这样的法律。但在中国，仅靠一部法案，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为源于政府部门控制的垄断，还有行业商会的垄断，一个环节套着另一个环节，故只摘下一环是没有用的。如果国家不敢得罪企业家们，不解决各种行业垄断的根源，事情就很难有成效。实际上，垄断行业在中国存在，就表现出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竞争，也没有“法制经济”。因为，如果有正常的竞争，不分行业内外，首先会出现价格竞争，然后达到“平均利润”。这是一个规律，但在中国许多行业，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只出现在家电和一些滞销的产品上。
目前，在各种垄断行业中，不仅是行业内人员工资过高，还有大量“工资外的收入”。因为整个行业有暴利么！暴利行业赚到了亏心钱，他们也有了足够的财力来款待自己。人民没有办法。
在目前的工资状态下，据中央电视台对京沪穗的调查，被调查者中37%的人说他们有“工资外收入”。这个比例是不小的。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6成以上的工薪者，只能依靠着那点“死工资”过活了。
这样看来，工资过低，毫无疑问，给大多数没有任何“工资外收入”的工薪者们带来了生活困难。他们大都是些老实厚道的人。而另一些人则有路子，有门道，有关系，虽然得到了“工资外收入”，但其中有许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工资制度怎么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呢？老实说，中国腐败的情势，已经很严重，可以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社会的正常生活几乎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所以，工资制度的改变，肯定是必要的。
一方是低收入者，另一方是经济学家
目前，要使“收入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这应是国家的目标和任务。显然，目前最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的待遇问题。据调查，目前800元/月以下工资的农民工占了72%，居然500元以下还占有近33%。而他们的工作时间几乎都达到10-12小时。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向低收入者“倾斜”就是一句空话。因为正是所谓“农民工”，是工资最低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温总理曾为农民工“讨工资”，成为头条新闻。但这里，让我首先看到的，还是农民工的艰辛和痛苦，而不是领导人的恩情。温总理能为农民工“讨工资”，但却不能为农民工“涨工资”，所以，农民工还不能成为“不低收入”的一群。怎样使“农民工”的工资不至于如此之惨？我想到，有一个很简便的办法，那就是国家强行大大提高“最低法定工资”的底线，强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国家有这个行政权，这是文明，我们不要把中国变成农民工的炼狱！
美国的国家就规定了最低工资，大概是6-7美元/小时。我们也可以仿照办理，给雇佣农民工的单位强行制定“最低小时工资”。在工人还没有“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的时候，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其实，国家手中还有一笔很大的财富，可以送给农民，应当说“还给农民”。这就是土地。按照中共先烈发动土地革命的夙愿，按照1950年《土地改革法》这部国家大法，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而现在许多农民，就好像是被乡政府雇用的佃农。如果国家把土地还给农民，8亿农民的生活，立刻就会得到较大改善。过去一些地方官员，一些房地产商，靠着廉价征购农民的土地来发财，这其实是伙同乡干部抢夺土地，实在算不得什么“经营”的本领。如果农民能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这私有财产受到宪法保护，单靠抢夺式征购就不行了，那样也才能真正看出，中国的官员们和企业家们到底有没有两下子。
此外，需要对之倾斜的，是下岗失业的老工人和老技术人员。
我认为，世纪之交下岗的大量国企职工，不能被看作是一般的“无业游民”。他们曾经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国家和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无法索取回报。但国家不应当忘记和睥睨他们，不应当过河拆桥。他们不欠国家什么，而国家欠着他们很多。
当然，以上说的，只是一个方面。
在另一方面，则应当限制高收入。在我看来，目前的高收入，很少有既合理又合法的。国家应当看到，那些高收入者，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财富，既是邪恶的，又使得国家若要改善低收入者们的生活时缺乏足够的财力。经济学家们经常将GDP比作一块蛋糕。事实是，这一块蛋糕，不可能让“高收入者”们切了一大块去之后，给低收入者反而又更多了。这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限制高收入，也是一项根本办法。
这就是问题的两个面。我认为，我们应当果断停止“富而思进”、“不要小富即安”的任何说法和宣传。不搞富人，不搞和珅，是不聪明的，人民也会不满。不过，但每当这个时候，人们总可以听见另一种聒噪。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声音，令人厌倦，但他们是国家的宠儿，那叫声还是蛮响的。
例如半个月前，有个顶级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说，“国企领导人的收入不能超过本单位平均工资的5倍，这样的限制不符合市场规律。”这位以吆喝“市场”二字而出名的经济学家，以为“市场”二字就是他家的了。他说什么是市场规律，什么就非是不可！但令我奇怪的是，国企老总的收入畸高，怎么就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分明是：高管在高官支持下，自己决定的么。而且，去年北京市认定的，就已经是12倍了，而根本不是5倍。
经济学家总有怪论的。为什么会发生“收入差距过大”，这位得大奖的经济学家解释说，是因为“机会不平等”。但是，这个貌似高深的说法，我常人简直无法理解。什么叫“机会不平等”？所谓机会，就是指每人有不同的境况和时机，这才叫做机会。机会怎么可能平等起来？若是机会都平等，那还有“机会”这个词吗？其实，透过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该经济学家真正要说的精髓是：对富豪们是不能“限制”的！他装扮成“经济学家的良心”，骨子里始终是在为富豪说话。照他的说法，国家应当做的，只是使“机会”平等起来，而不是让工人阶级和资本家在“地位”上平等起来。这到底是个什么做法？我实在是不懂，让“机会”平等，真是很奇妙，那些普通的地球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经济学家讲惯了各种遁词和模糊概念，以糊弄百姓。所以，对经济学家的各种说法，都要留点神。例如，本来人们很好理解的“权钱交易”这种腐败现象，被经济学家们一吹，就变成了“寻租”这么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莫名其妙的词汇。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经济学迷雾来看世界。这虽然困难，但没办法，谁让我们中国人民只有摊上这么一代经济学家的“机会”呢！的确，我们只能说，和世界人民的“机会不平等”。
总之，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仍是活命之水。因此，工资问题仍是个要命问题，不是学者们随便讲点“套话”就能混过去的。国家必须拿出一点“实打实”的招数来。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