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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中期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积极影响
英国圈地运动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它是一个持续而缓慢进行的过程。可以说，从1236年默托法令和1285年的威斯特法令允许圈占荒地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结束，大约延续五六百年之久。圈地运动对英国、对世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它对我们今天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史学界历来关注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问题，但至今他们的观点仍存在着分歧。传统观点认为，英国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迫使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最终导致了自耕农的消亡。早期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认为，小农衰落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但自1760年议会圈地运动开始以后，这一进程大大加快。到19世纪初，小农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失了［1］。英国史学家哈蒙德夫妇也认为，圈地实际上是一个剥夺小农土地和财富，践踏其合法权利的骗局［2］。国内学者蒋孟引也认为英国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过程是与圈地运动相联系的［3］。但是近些年，随着对英国圈地运动研究的深入，有人提出，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影响应该分阶段性、地区性和层次性。如沈玉认为，圈地运动早晚两个时期对农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2］，也并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4］。丰华琴也认为，圈地并非对英格兰各郡自耕农的解体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圈地运动也绝不是促使自耕农破产贫困的唯一因素［5］。笔者在对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了解之后，认为圈地运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对农民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就18-19世纪中期这一阶段进行探讨。虽然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灾难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上，在圈地运动发生后，农民不论是从他们的生活状况、生活与工作条件，还是从ZF给予他们的优惠政策等方面来看，圈地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与前两阶段相比，18-19世纪中期的圈地运动有突出特点：第一，这一时期圈地是受到ZF和议会支持的，规模迅速扩大，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和完成。第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的进行，农村基本上采用了农场式方式经营，建立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地产制。这一阶段的圈地运动走向了英国历史上整个圈地运动过程中的最高潮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后，逐步建立起以议会制和内阁制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制度，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另外，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开展，资产阶级制定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措施，在农村主要表现在为了集中土地以便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圈地运动在这一时期规模庞大、范围广泛，全国大部分土地被圈占，英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给农民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了机遇
在18-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也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渐渐地渗透到农村。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农民改变命运提供了机遇。一些农民设法变成农场主并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使用大机器进行耕种；一些农民可以利用农产品价格高涨的有利条件来获取更好的生活；贫苦农民则进入农场做雇佣农业工人。
（一）农民变成农场主
首先，以前那些租地农场主，他们在自己的农场内或是扩大了（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大化，他们继续收买或租种土地）的农场内，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随着大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他们也可以在农场内采用大机器进行耕种，努力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加快资本积累。另外，在莱斯特、诺丁汉、沃里克、德比等郡的小土地所有者受到较高农业和土地价格急剧上升的刺激，他们在面对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这一机遇时，往往抛弃原有的传统观念和经营方式，卖掉自己的小块地产或部分产业，租种他人土地，变成租地农场主。而那些富裕且有魄力的自耕农，则设法变成更大的租地农场主。这些农场主在新形势下，改变原有的传统方式，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小块土地拥有者的发展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英国的工业城市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多，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农产品专门市场。这些市场主要经营蔬菜、水果、蛋奶、啤酒花、干果等农产品。这对城市郊区的农民提供了多种经营土地的机会，他们可以自己耕种小范围的土地，在剩余的土地上种上有着广阔销路的蔬菜、果树等。“康沃尔郡、沃里克郡、伍斯特郡、柴郡、坎伯兰、兰开夏特等郡，大多居住着小块土地拥有者。”［6］所以说，这些专门的市场为农民拥有良好的地位和生存条件提供了机会。
（三）农民卖地投资
由于这一时期的圈地是整个圈地运动过程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许多人因此面临重大的灾难。但是，由于当时的土地价格高涨，有的农民就抓住这一机遇，卖掉自己的土地，转向其他的行业。如“保守党首相皮尔的父亲曾经是个自由持有农，在圈地的浪潮中他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就卖地投资。到1802年，他已经是雇佣12000名工人、每年向国家交纳4万镑国产税的大工业家了。”［7］
（四）农民成为雇佣农业工人
对于许多失地的贫困农民来说，资本主义农场给予了他们一定的选择与发展机会，他们可以进入资本主义农场做农业雇佣工人。“在1850年以前的不列颠农场需要很多而不是很少的工人。”［2］其实，农业雇工在英国早已存在，而正是圈地运动又以它的“受害者”大量扩充其队伍。
圈地运动确实给农民带来了不少机遇，抓住这些机遇的农民确实也获得了利益，他们的生存有了可能，生活条件明显得到改善。相应地，相比机遇来说，圈地运动使农民面对的挑战更多，更需要农民自己去思考未来的生活方向，该如何抉择，该何去何从。
二、圈地运动使农民面临挑战
机遇与挑战是相对而言的，有机遇就有挑战，有挑战就有机遇。一般人们在面对机遇时，只要做好准备，好好把握它，成功就可指日可待。而面临挑战，人们却往往难以经受考验。但是英国农民面对圈地运动带来的挑战，他们中除小部分退缩外，其他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挑战。他们有的离开家乡流入城市，有的移民海外。这些农民挑战的是传统的小农意识，挑战的是自己适应新环境的生存能力。
（一）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农民向来有着浓厚的小农意识，他们在自己祖辈留下的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突然间什么也没有了，要他们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去向一个毫不知情的陌生环境中，他们必须经过反复的、复杂的思想斗争，思前想后，在决定流入城市之后，他们还必须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城市该怎样生活。
由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城市有着许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成为城市雇佣工人，工作条件也较为优越。“1770年，一个农业工人在冬天时每周赚5至6先令，夏天每周赚取7至9先令，收获时期最多可赚12先令。而同一时期一个棉布织工每周可赚7至10先令，呢绒织工每周可赚8先令左右，梳羊毛工人和铁匠赚到13先令，矿工则可赚15先令。到18世纪末这种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尽管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到7至10先令，但工业工资却增加得更快，纱厂工人每周赚取16先令，印染业工人工资竟可达25先令。”［2］工业企业工人的薪酬高出农业工资的两倍。由此可见农民去向城市，迎接挑战，其结果是他们作为工业工人，其生活状况、生活条件显然要优于在农村的农民。应该说，正是圈地运动给予他们这一机会去迎接挑战，摆脱传统观念的禁锢，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另外，农民到城市后，可以做一些比如家什、零售商或者脚夫、铁匠等工作，成为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
（二）农民移民海外
随着圈地运动规模的扩大以及英国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一批有魄力、有极强冒险精神以及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与好奇心的农民则移居海外，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另闯一片新天地，摆脱了原有生活的困境与无奈。而在海外，他们需要迎接的挑战则更多。首先要适应新环境，其次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处理好这两个问题，他们的发展也是不可限量的。“农民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谋生，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侨居他国后仍然从事农业劳动。”［2］相比在本国而言，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少了许多阻力。“当时对一个农民来说，与其移居到曼彻斯特当一名工人，还不如移居到加拿大的农村做一名农民。”［2］总之，这一时期，农民在圈地运动大规模进行与工业革命迅速开展的社会环境中，有着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他们可以留在农村，也可以流向城市；可以留在国内，也可以移民海外。只要他们有胆识、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那些被迫离开土地，颠沛流离、无处可去的贫困农民，这些人是圈地运动的受害者，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但是，这只是农民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农民则在圈地运动后有着比以前更多的选择与发展机会。
三、结语
18-19世纪中期的圈地运动高潮，由于同时有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所以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农民拥有更多的选择与发展机会，不论是留在农村、流入城市，还是移民海外，他们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所以，从一个长远的发展角度看，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来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吴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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