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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被派来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访经济学家李炳炎
作者：杨浩余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95
张五常被派来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访经济学家李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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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与学风——访经济学家李炳炎
杨浩余
2002年年初以来，持续多年的“张五常热”再度升温，也称“张五常旋风”云云。一些高校和媒体参与炒作，产生了许多误解。不少青年误以为张五常此举，背后肯定有什么“来头”或“背景”。为了澄清视听，人们希望了解：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和看待美籍华人、香港大学退休教授张五常本人的学风和经济理论？带着这个问题，《唯实》杂志记者杨浩余日前访问了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海派经济学研究室李炳炎博士。下面是记者与李炳炎教授的对话。
记者：近年来经常看到张五常来国内到处作演讲的报道。有人说他是来传播现代产权理论，帮助中国搞改革，也有人说他是为了在中国散布新自由主义思想，使中国走私有化道路。中国经济出版社今年5月又出版了程恩富主编的《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其中也包括您。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张五常讲演的学术和杜会目的？
李：俗话说，“老马识途”。对于张五常来华传教的目的，我国著名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的一番话可谓击中其要害。陈岱孙教授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因此，在我看来，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和新霸权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记者：是张五常自己要来中国，还是有人派他来的？
李：是科斯派他来的。张五常来华的目的非常明确：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张五常本人是直言不讳的。1997年11月7H，张五常说，1981年夏，“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文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因为我不顾普遍的怀疑和大量的批评，发表了这篇论文，所以我自然很想知道我的推测是否会成真。而要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担任香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是最好不过的职位了。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目的是向外行介绍产权经济学。”。在这里，张五常的观点和目的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按照他的预测进行，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
张五常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解释成是在中国重建生产资料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所谓实行经济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改革，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在不改变主要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公有制性质的前提下，使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行农户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自主劳动与按劳分配，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产生了农业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张五常却把这一改革归结为搞私有化。他说道：“1981年，我推测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我没注意到几个月以前农业中推行的责任制会有这么大的作用，证明了我的论点。”张五常居然把中国农业改革的巨大成功，归结为是搞了私有化，是由他预测的结果，真是令人感到吃惊。他还把这一改革的实质作了进一步歪曲，任意往他的私有化观点上拉。他说道；“在中国，责任制无疑在农业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维持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保持了在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事实上推行土地的私人使用，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
记者：为什么说，张五常把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是因为搞了私有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李：在这里，张五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分不清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是土地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决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十分清楚。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其次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即有中国特色。哪里有搞私有化的含义？张五常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所谓“经济解释”，解释为中国只在意识形态上、表面上实行社会主义，而在经济活动的实质上则搞私有化。我们不得不指出，张五常教授是在歪曲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记者：张五常主张中国搞私有化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了。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有哪些论点？
李：张五常教授以私有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工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就等于搞私有化。一听说中国批准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他认为是我们的失败，他在1997年11月说：“最近北京宣布，国有企业发行和分配股票的时机成熟了。我猜想，‘成熟’一词意味着他们失去的已够多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实行公司制改组、股票上市，正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实力，并不会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张五常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他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分光给个人，中小型国有企业一律卖给私人。这与前苏联的“一大一小”做法是一样的。张五常主张中国的银行业也要私有化。其目的无非是让国外金融资本入主中国金融市场，挤垮中国的国有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只有金融业私有化了，才能使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他主张将我国国有银行卖给私人。他说：“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的管理机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担负着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责。张五常要我们将中国人民银行也卖给私人。谁是最“有能力管理的人”呢？当然是外国金融资本家及其雇员。他的经济自由化意志也太过分了，要取消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张五常在多次讲演中鼓吹要上海学香港，使金融业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取消中国政府干预。他说，上海要发展金融中心，就必须取消银行管制，银行业就必须民营化。张五常所说的“民营化”，其含义等于“私有化”。他所说的民营化，就是私有化。
记者：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有人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张五常对腐败的态度如何？
李：张五常教授反对我国渐进式改革所使用的论据，就是这个论点。张五常鼓吹“腐败无害论”。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他竭力反对中国搞渐进式改革，理由是渐进式改革会使中国走上印度式体制，陷入泥坑。他警告道：“中国正在走印度之路，如果仍然采取渐进式改革，中国就可能陷入印度体制，伟大的改革就全部结束了。”渐进式改革，是我们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过摸索，不断总结经验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路径选择。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已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有效的，获得了成功。在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确定之后，改革实施步骤完全可以用“试错”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渐渐地推进。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二是可使广大群众对改革措施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提高，最终使改革平稳而有序地推进，经过各个必经阶段，最后达到预定的目标——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对于这个众所公认的事实和道理，张五常视而不见，却推销“休克疗法”，以图改变中国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式，使改革陷进失败的泥潭。
记者；什么是“休克疗法”？张五常教授这一主张会产生何种后果？
李：假如我国的改革当初果真依了张五常的“设计”，搞“休克疗法”，那就上了大当，结果肯定是与前苏联一样的。所谓“休克疗法”，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剂“良方”。其基本精神包括放开物价，紧缩银根，货币自由兑换，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稳定宏观经济的措施。1985年，在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试行，用来治疗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外债危机，结果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制服了恶性通货膨胀。1990年，波兰政府也在萨克斯的帮助下，采用“休克疗法”治理经济，使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900%降到1991年8%，当年7月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7%，市场和财政状况获得明显好转。但这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激进式改革方式，并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1992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后，反而造成大的动荡，经济状况未见好转。“休克疗法”的疗效，只能说是稳定宏观经济的临时措施。
波兰实行“休克疗法”确实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却带来了惊人的不良后果。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生产下降，团结工会政府也因此而下台。瓦文萨说，“休克疗法”在波兰并不成功。“休克疗法”可以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产生明显疗效，却不能在体制转轨中立竿见影。因为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的，不可能很快就转换成功。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治理经济环境和深化改革往往是交替进行的，不可能同时并举。既想深化改革，转换体制，又想稳定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事实上是不可能两者兼得的。
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实施中，是从三个方面入手的。所有制的私有化转换是基础，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是主要内容，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是基本条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有制私有化与市场自由化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要实现体制的转轨，又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反过来，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又依赖于所有制转变的顺利进行。这三者构成了“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必须先采取紧缩信贷的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规模，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调控，提高贷款、存款利率，限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其次是紧缩财政，增收节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减少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消减军费和行政经费开支，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赤字，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在放弃原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实行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外汇的自由化，实现卢布自由兑换及卢布与美元的统一汇率。经济体制上，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对国有企业进行拍卖、招标、先建成股份公司然后出售股票。为加速私有化进程，1993年10月1日起，国家还向每一个公民无偿提供了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由1992年底的46815家，到1993年达到88000家。实际经济增长率，1992年为-19%，1993年为-12%，1994年为-13%，1995年为-4%，1996年为-5%，1997年，才结束连年下滑，首次出现正增长0.5%。消费品物价上涨率，1992年月平均39.4%，1993年下降到月平均20%，1994年下降到10%。1997年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2%，是“休克疗法”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在采用“休克疗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休克”时间过长，“苏醒”时间延缓，“元气”也就丧失殆尽。1992年1月2日，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头几年经济情况根本未见好转。社会生产大幅下降，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增加，外贸逆差加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进程遇到重重阻碍，国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于是，“休克疗法”遭到众人强烈反对，政府被迫改组，经济政策开始调整，放慢了改革步伐。直到1997年才止住了国民经济连年下滑的趋势。私有化未能使经济出现活力。
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个方面。所谓的“小私有化”则是将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通过拍卖和竞争变为私有。1993年底约8.1万家，占企业总数1/3，职工3000万，占全国职工的42%，到1994年6月，上升到70%。所谓“大私有化”，则是以股份制形式转换的，进展缓慢。1993年10月，在近14000家大企业中，有8200家改为股份制。俄政府向每个公民无偿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股东证券），公司可以自由出售，或用于购买企业股票。到1994年7月，约有7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制，但这仅仅是改变了企业的法律地位，并未注入开发资本，也未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也未能焕发出企业应有的活力。到1994年年中，千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约有1800家陷于破产；到1994年底，失业人数近1000万人，失业率为13%～14%。俄罗斯的土地也实行私有化，俄政府发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人一份土地证和个人财产证，也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加快了，农业减产的情况也加重了。1993年农产品产量为9900万吨，1994年下降到8100万吨。近年来每况愈下。新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俄罗斯本来就是属于短缺经济，消费品供应一直紧张，物资紧缺成为经常现象，很难形成买方市场。在通货膨胀加剧、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实行紧缩政策，更造成市场供给进一步短缺。1992年实施“休克疗法”后，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2／3。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20%的最富有的俄罗斯人占有现今总收入的43%，而20%的最贫穷的人口只占有9%。1993年最高收入者的工资与10%的最低收入者的工资之比为26：l，而1992年为6：1。作为对照的资料是，1989年苏联的相应比例是4：l，美国为6：1，中国为3：l，拉美国家为12：1。”
记者：为什么1992年初，俄罗斯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的转轨方式，而不采取渐进的方式呢？
李：这与西方贷款的诱惑也是分不开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曾给俄罗斯许下了不少诺言。正当俄罗斯上了“休克疗法”的手术台后，由于自身面临许多经济困难，加上政局动荡，西方国家在“输血”问题上心存疑虑，很少兑现，或者提出了许多苛刻条件。1992年4月，西方允诺2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93年4月，又应诺434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先后共674亿美元，实际上只到位11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的庞大计划，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多年来，俄罗斯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试图以一次性的“休克”就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未免显得有些天真。迄今，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无大的进展，更谈不上成功。在重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程。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生产连年下降。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袭击到原本体质虚弱的俄罗斯。独立初期，盖达尔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和丘拜斯搞的“证券私有化”均告失败。如今，内债超过700亿美元，外债约1300亿美元，内外债务总和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4%。1997年好不容易止住国民经济下降并略有回升，1998年又开始下滑，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5%，通货膨胀率高达75%～80%。一年接连三次爆发了金融危机，汇市混乱、股市暴跌、债市瘫痪，卢布贬值了70%。海外舆论认为，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危机使俄罗斯陷入了前苏联解体以来最为严重的困境，整个经济再度滑向崩溃的边缘。
记者：前苏联的垮台，与美国有无关系？
李：是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是搞垮了前苏联的国民经济。萨克斯罪责难逃，因为正是他担任了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搞“小卖大股”，倡导“休克疗法”，后来臭名远扬，辞职回国，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讽刺和批评。回国后领了近1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研究中国私有化问题，给中国制定的方案也是“小卖大股”，所不同的是由“休克疗法”变为渐进疗法＼此外，他提出美国经济学家不用事必躬亲，通过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宣传这一理论就可以了。萨克斯推行“休克疗法”有一套观点，他认为：（1）私有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内容（这一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2）制定保护私有化的法律。（3）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4）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卖”。（5）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是建立股份公司，然后把股权卖给私人，包括卖给外国人。（6）多给党政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因为这些党政官员是过去培养出来的，是私有化的凶猛的反对者，要扫除这一障碍就是给他们股票，让他们腐败而下台（据吴易风教授在“海派经济论坛”第14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与张五常的观点和主张如出一辙。这毫不奇怪，张五常本人也在充当着萨克斯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代言人。从以上我们可以看清楚什么是所谓“休克疗法”，它给前苏联带来了什么后果。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休克疗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
记者：张五常的经济理论的立足点是什么？
李：张五常的所谓“理论”的立足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自私的”，他多次重复过这个论点。张五常在《卖桔者言》、《经济解释》等书中写道：（l）“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他个人最大的利益。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任何行为都是这样看：捐钱、协助他人、上街行动等，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2）“盗窃何害之有？……盗窃是自私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
记者：为什么说张五常的自私经济人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呢？
李：在张五常教授看来，他的逻辑是：由于有了私产，才能有市场；有了市场，才有资本和资本家。他认为私产是基础，是出发点。这就是他的“独步单方”。换句话说，张五常的核心观点非常简明：市场和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私有产权是逻辑起点。人的自私性，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最初出发点。这种流行观点，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只要攻破这点，张五常的“理论”便即刻土崩瓦解了。然而，他的这一“理论”，是经不起马克思观点的检验的。市场，即交换关系总和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必然性。“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因而产生了交换过程的必然性。正是交换使产品变为商品，使商品变为货币，形成商品货币关系体系，即市场经济。市场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表现而已。因此，不管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条件下，只有存在社会分工，就必然产生市场和市场经济。
至于人性的善与恶，那属于人类道德范畴。生产关系不能由道德来决定，而恰恰相反，道德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可见，张五常的基础是唯心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上述论点面前，张五常的“独步单方”不灵了，破产了！难道真如张五常所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吗？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是由一定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制约当事人的经济行为，决定个人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反过来，由人追求私利的欲望来构建生产关系。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那种用自私“经济人”前提来设计经济体制目标的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要求人们在改革中研究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具体生产关系形式，研究生产条件的社会主义所有权关系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对设置所有权机构和经济工作岗位的客观要求、对当事人的制约和激励，并道选出符合要求的代理人。这个原理还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中的当事人，必须确立由这种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观念，否则，就不能自觉接受这种经济机制的约束。以自利为行为准则的人，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所有权关系的人格化。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
记者：张五常是如何攻击马克思的？我们应该如何驳斥他的谬论？
李：综观当代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张五常教授的许多著述、言论，可以看出他忠实地捍卫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面目和用心，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我在这里首先要驳斥张五常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随意攻击。张五常为什么对马克思如此仇恨？这是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革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社会的面貌。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成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救星，也成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克星。这就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对他的长期不断的攻击。100多年来，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的攻击。我们来看看，张五常这位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随心所欲地攻击马克思的。
2002年4月下旬的北京讲演中，张五常说：“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年，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马克思的书，当然是指《资本论》。《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丰碑，是人类知识的宝库。马克思花费40年心血写成的这部巨著，是前人智慧的高度结晶与升华。张五常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能说明他知识的浅薄，不能说是《资本论》没有水平。张五常竟说是因为他读不懂，因而《资本论》就是错误的。这是何等武断、何等唯心主义的结论。张五常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中国走私有化道路。1999年他在华中理工大学作讲演时和2001年他在暨南大学作讲演时，曾这样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几个钉子而已。”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的恶毒谩骂和人格攻击，是绝不允许的。可见张五常的言论非常恶毒和卑劣。马克思虽然早已过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远有生命力，这是公众对马克思的“定论”。若要对马克思作“盖棺定论”，恐怕不由张五常一人说了算，历史自有公论。马克思是世界公认的“千年伟人”。20世纪末，世界顶尖级的学者名流在全世界范围评选千年伟人。要在成千个著名人物中评选出谁是过往一千年内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结果马克思名列榜首，成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应当什么是对马克思的公正“定论”吗？
张五常写过一篇专门诽谤马克思的文章，题目是《最蠢莫过马克思》。在该文中他写道：“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在这里，张五常自己蠢，读不懂《资本论》，却反过来责怪马克思蠢！在这篇文章中，张五常强调地写道：“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科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如前所分析，张五常关于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只有社会分工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记者：现在有人说：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只有让它死掉。国有企业改革不要再去研究。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这种论调为何是错误的？
李：这是张五常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有害的观点，一方面散布国有企业改革失败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为大搞私有化找借口。
记者：张五常“理论”走红有何原因？
李：这要从科斯与张五常的关系谈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被西方经济学界推崇为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科斯定理”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不仅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提到产权理论都言必称科斯，就连目前中国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的论文，大都也言必称科斯，将科斯的论文奉为经典加以引用。然而，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它不仅很玄，而且很混乱，难以称为“理论”。这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张五常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上述评价完全适用于张五常。这是因为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的所谓产权理论实际是贩卖科斯的一套货色，也是乱而言的蒙人的东西。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私有产权，科斯等人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我国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公有产权，因而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所谓产权理论，根本不能作为我国产权改革的理论指导。只有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产权理论开始传播到我国国内。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逐步形成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科斯开始在我国学术界走红，张五常也跟着走红。张五常跟着科斯在我国学界走红，并非因为他们的所谓“理论”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适应了正在中国流行的一种经济思潮的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上看，迎合某种需要的理论与该理论是否科学，常常是不一致的。不能认为某种理论流行了、走红了，它就是科学的理论精品用演艺界的现象也能类比此理。假如某一歌星被捧红了，很走红，票房价值攀高，是因为迎合了某种需要，而并不能说明他（她）是全国水平最高的歌手。张五常在大陆走红的原因，正是迎合了国内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需要。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从60年代末开始风行一时，使科斯走红。在我国，80年代末起出现了一股将张五常捧为经济学红星的思潮，甚至称之为“张五常旋风”。有的论著竟然把科斯和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当作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而被用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而根本不提及马克思和邓小平的产权理论。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岂非咄咄怪事！
记者：有人问：马克思到底有没有产权理论？如果说马克思根本没有产权理论，当然就只好使用科斯和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了。
李：我国资深教授吴易风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中蕴藏十分丰富的产权理论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后得出了重要结论：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吴易风认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并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组合体；财产权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在财产权这一组合体中，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具有各种形式。这样，马克思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发现了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
我认为，吴易风的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加以大大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和调整。这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我国的国有产权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由此可见，我国国有经济的产权改革，必须而且完全可以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作为依据和武器；对科斯、张五常的所谓理论推崇备至，这是十分危险的。
可见，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所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发展和创新着的马克思经济学完全能够担此重任。
记者：目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对待张五常及其理论的态度如何？
李：近来，己有一些率先觉醒的学者起来批判张五常，然而学术声势不够。张五常的学术和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这种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与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既然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对张五常的思想论战已经开始，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理应责无旁贷地起来积极参与这场严峻的思想交锋，我们“海派经济论坛”和“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学者，理应起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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