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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省区差异的综合评价与分析
徐璋勇/封妮娜

【论文分类】金融与保险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F62
【学刊期数】2008年10期
【论文期刊来源】《当代财经》(南昌)2008年7期第53～58页
【作者简介】徐璋勇，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封妮娜，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评价指标是衡量省区金融业发展差异的参数。要客观地反映这种现状和差距，必须在指标选择上遵循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所谓全面性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从金融发展的不同角度来衡量差异，包括总量、结构与效率；二是由于金融发展水平及差异的形成与其存在的经济、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将金融自身发展以外的重要因素也纳入其中。所谓可操作性原则，就是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从而使进行实证检验成为可能。基于此，本文将从金融自身发展和金融发展环境两个方面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进行衡量。
在金融自身发展差异的分析中，本文综合了现有研究的三个角度：一是金融总量角度，即借鉴竞争力的研究成果，从总量上来反映金融发展的差异程度，故选择了金融机构数、金融机构职工数、金融资产总额、金融机构资金总额四项指标；二是金融结构角度，这是金融发展理论演化过程中最早产生并得到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包含资产结构、资金结构、开放结构和融资结构四个子层次；①三是金融效率角度，它是包括宏观功能效率和微观配置效率、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在内的一种相互结合、相互协调的效率体系，将对保险、证券和银行等不同行业的效率指标进行分析。
金融发展的环境差异分为经济发展差异和其他资金支持差异两个方面。金融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所以，环境差异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为确保指标的综合性和简洁性，本文使用“中国发展指数”②的综合得分来反映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另外，外部资金投入对当地金融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本文具体考察了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和FDI三个因素。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指标含义
遵循以上思路，我们共选取27项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需要予以说明的是：
(1)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均采取《金融统计与分析》中的口径。资金来源结构指标(X8)反映了资金来源总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关系。由于统计数据中的资金来源构成中包含负项，从而分母大于分子，属于反向指标，与其他指标不一致，故使用“资金总额/存款余额”比率。资金运用结构指标(X9)用来反映贷款与其他资金运用途径的关系，其中资金运用统计包括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和外汇占款。
(2)区域融资结构指标引自刘湘云、杜金岷(2005)的研究成果。与类似指标相比，其操作性更强，并能大致反映地区整体融资情况。企业融资是区域融资的重要方面，其中，“非金融企业贷款融资/融资总额”(X11)表示在贷款融资与债券、股票等各类融资中的比重；“非国有企业贷款额/国有企业贷款额”(X12)反映了金融机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信贷支持程度，此处的非国有企业贷款由短期贷款中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和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组成，而国有企业贷款是指短期贷款中除以上三部分的贷款；票据融资是企业融资中逐渐凸现的方式之一，发达地区已近三成，本文以“票据融资余额/各项贷款余额”(X13)来反映融资方式的这种变化。
(3)金融开放结构(X14)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法进行定义。因为相关统计数据不全，无法使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或资产来测度，改用当地有无外资银行近似替代(有则赋值1，反之为0)。
　　二、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综合得分及排名
本文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其具体操作包括两类：一是直接利用统计软件求解，如因子分析法、SPSS统计软件能够自动给出具体分值；二是通过赋权重和数据归一化处理，得到综合分数。两类方法相比，前者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但因子分析中指标个数有一个最佳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可能无法通过相关检验(如KMO等)；而且，基于因子分析的原理，综合因子可能缺乏经济含义，或为了通过检验而将重要变量排除在外，这就使得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本文最终选择了第二类评价方法，而权重的确定又包括了主观赋权法，如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以及客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下面根据两种赋值法的特点，选择了操作相对简洁和客观的赋值方法——层次分析法。原始数据采取正规化处理。由于篇幅所限，分析过程略，具体权重见表1。中国省区金融发展差异的综合得分及排名按照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详见表2。　
如表2所示，从现有的行政区划看，东部地区除海南外，其他省份排名居前，其中上海、北京和广东分列前三位；中部地区除江西、安徽相对落后外，其余省份居中；西部地区排名基本靠后，而重庆、内蒙古超越中部个别省份，排名靠前。从排名顺序可见，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基本上位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等沿海开放地区，整个东部的金融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省区；中部地区整体金融发展水平优于西部，金融发展差异与地理上的梯度划分大致相同。然而，中、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总体看来，中国金融发展不仅存在东、中、西部间的地区差异，而且存在地区内部差异，这是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第一个特征。
(二)省区差异的成因分析
设各省的综合得分为100，通过计算金融自身发展差异和环境差异两类因素所占百分比，可以得到中国金融业发展省区差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③(如表3所示)。比较两类因素百分比变化，本文发现环境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从东到西逐渐降低，东、西部差距尤其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环境因素对综合得分的贡献平均为61.1%，而西部地区则为41.4%(西藏地区最低，仅为7.5%)。由此可见，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领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部地区优良的金融发展环境；而西部地区受制于相对恶劣的环境因素，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可见，环境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这是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第二个特征。因此，要缩小省区金融业发展差距，促进落后地区金融发展，必须优化经济、政策和资金等环境因素(阎大颖，2007)，为当地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金融发展视角下的区域划分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省区的金融发展地位，从而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本文对各省区综合得分进行了层次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根据得分和分类的有效性，大致分为五类(见表4)。　
除河北、海南和西藏外，表5基本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业发展差异现状。综合表4和表5的聚类结果可见，中国金融业发展落后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且西部地区还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即基本呈现出越接近内陆的省区金融发展差距越大的格局；东北三省的金融业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东部各省区普遍具有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聚类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省区间的差异特征。
基于聚类结果，从金融发展角度将31个省份重新划分为四级(见表6)。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其金融发展水平逐渐降低，金融发展差异逐渐加大。第一级基本位于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第二级基本位于中国版图的中间地带；第三级基本分布在中国内陆边缘省区；第四级则主要是中国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三个省区。这种差异化的分布，使得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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