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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成：社会主义需要新理论
袁大成
袁大成
承蒙群主抬举，有幸与大家交流一下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解读。
袁大成:
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那就是：原东方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出来什么问题，导致了其失败？
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助于揭示上述问题的答案，并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袁大成:
所以这并非一个陈旧的老话题，而依然一个现实课题？ 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得到科学的解答，以至于，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是众说纷纭，所以在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使我们付出过大的代价。
袁大成:
只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的解读，我们才能知道原来东方阵营的国家的经济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以失败而告终。也能正确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错与对，并了解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使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正确道路。
袁大成:
这里，先请诸公提出自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见解。
奇瑞:
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Lin:
公有制，按劳分配，。。。
奇瑞:
计划经济
文良玉 :
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社会之主义，资本主义是资本之主义
袁大成:
其实，不但大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就是指导了东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大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也鲜有系统的解答。
袁大成:
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熟知的有: 社会主义就是按定义有：按劳分配，或者是是苏维埃政权 + 电气化，还有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等等，莫衷一是。
袁大成:
在我看来，狭义的社会主义是用来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科学，是旨在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
袁大成:
这个定义会引申出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不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无法判断前一个问题的答案。
袁大成: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有答案，这就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导造成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周期性发生。
袁大成:
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看法并不到位。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包含着一个自我否定的悖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在逻辑上无法实现平衡。
袁大成:
资本主义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收益。俗话说就是要赚钱。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单元的生产都是在可以赚钱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只有产出大于投入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总是要千方百计减少投入，减低成本，才能使得其利润极大化。 当然，大家觉得这很自然，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的确，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单元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自然追求，天经地义。但是对于由无数个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单元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会产生巨大的问题。这种资本主义内在的机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整体失去平衡。
袁大成: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这里所存在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思想上构建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就是说，在其中所有的单元都是按照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收益，都是实现利润极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单元。那么这所有单元的投入总和其实正是这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总容量，或者说是购买力总和。那么，即使没有储蓄，即使所有的购买力全部投入市场，也无法完全购买完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产出。道理很简单，因为产出大于投入，二者之间的差值是无法靠资本主义生产单元所提供的购买力所消费。这就导致了生产过剩，会使得其中一批经济单元停产或倒闭，引起失业，导致购买力总和进一步缩减，连锁反应下去，在除数作用下，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总爆发。显而易见，这是个纯逻辑，纯数学问题，不是价值规律或萨伊法则所能解决的。
袁大成:
而且，每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单元，越是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利润，就越是靠残酷剥削减少其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成本，导致了其经济运转所依赖的市场容量越小，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悖论。正是这一悖论导致了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不平衡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陷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度越高，这种危机的周期越短，爆发的越猛烈。 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尽管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英国自己的人民还很穷，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外贸却占其国民经济的巨大部分，甚至想不远万里把产品卖到中国，还不惜以炮舰来打开中国的市场。这实在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所驱使。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他们自己的国民收入，属于成本的范畴，被压的很低。资本所生产的东西，必须靠外部市场来消化，否则就会导致生产过剩，经济下行，甚至爆发危机。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为的生产无计划所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逻辑结果。
袁大成: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在追求利润极大化，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边际收益中所包含的悖论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失衡，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呢？
袁大成:
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来自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实际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根植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根据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是平衡的，没有差值产生。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只是由于无计划造成的。
袁大成:
因此，在我看来，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所包含的基本矛盾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没有完成任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导致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计划经济取代生产无政府状态。后来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来操作的。
袁大成:
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其经济改造方案就是以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以计划经济代替了自由经济（注意代替的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依然存在）。
袁大成:
在我看来，这只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硬件的升级。但是指导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思想呢，也就是软件呢？ 很可惜，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和理论。
袁大成:
最能代表长期指导了东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思想，莫过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如下一段经典表述了：
“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 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对于任何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64页）
袁大成:
可见，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上，原东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精神，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思想内核上并无根本的不同。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被一种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式的思维方式所支配：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为了被重新命名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极大化，一种恨不得“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效率的热情一直主宰着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指导者恨不得人人都是不吃饭的铁人一样，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快速地发展起来。实际上，只要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及其指导思想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追求经济效率，追求利润，追求积累的欲望要比许多国家都狂热的多。所以，在我看来，原东方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在内，其经济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说仅仅是国家取代了资本家而已，然后还是用资本家的那一套思想来指导社会生产。结果，不但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基本矛盾，反而把这一矛盾推到了极端。
袁大成:
你们可能要问，既然如此，那么当初东方国家，比如中国前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现象呢？
袁大成:
这是因为，刚开始的十几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由于起步很低，大量的基本建设吸纳了过剩产品。因为许多基本建设，比如在基本建设中的发电站等等，都在社会经济体系中起着消费的作用。但是随着基本建设的陆续完成，电站也开始提供电力产品需要社会购买力吸纳，这时候，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会显现出来。
袁大成:
另外，生产过剩并不一定表现为把牛奶倒入海里，它更多地表现为生产停滞与失业。在中国，由于计划调节的存在，很多过剩在生产环节就调节掉了。但是却调节不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导致的人民的贫穷。
实际上，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统治所导致的相对过剩很早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在五十年代末期，所出现了城市就业难的问题。政府开始动员城市无业青年上山下乡，让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来收容这些失业青年。这实在是由于资本主义思想所导致的人民贫穷而造成的相对过剩。
袁大成:
实际上，在没有大力出口的情况下，要使整个社会的所有生产部门都达到产出大于投入的“高效率”状态，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像要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同时达到贸易出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一样。要使一个社会内部所有的经济单元同时都作到产出大于投入的“有效率”的状态，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失误，就是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拼命追求这一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导致中国经济由于严重失衡而陷入难以发展的困境。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和精神仍然主宰中国经济的结果。
袁大成:
就在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在起劲地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的时候，西方国家却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开始清醒过来，抛弃了过去一味追求效率的传统的企业主式的经济思想，开始注意整个社会经济的均衡。这是西方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这个转折点的，在理论上有着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在实践中有罗斯福的“新政”。从此，西方经济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自我作茧的尴尬境况，才有了战后西方的经济繁荣。深入地讨论西方经济的这一转变将超出今次话题的范围。不过有一点需要指明，即西方经济的这个转变也是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一再碰壁的结果。正如克莱茵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只是在经历了几年世界大恐慌之后，方能够与若干标准学说决裂。
这些标准学说，就是资本积累和增值的源泉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越大，资本增值越快，社会经济发展地也越快。
袁大成:
凯恩斯革命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界抛弃了上述传统思想。西方经济学界这一思想转变，使得西方国家经济在二战后有了长足地发展，而且这一发展是在西方国家其殖民地市场份额不断减小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发展更多地来自内需的拉动，是西方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拉动西方国家进入了富裕社会。
袁大成:
就在西方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后，中国打开了国门。这时，中国的官员和百姓吃惊地发现，西方国家的普通劳动者竟比中国人富裕得多。 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思。然而中国人竟然是这样反思：人家西方国家今天之所以比我们富裕，肯定是由于比我们积累得多，而这种积累当然来自资本家老板的残酷剥削。中国要迎头赶上，看来是要补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课，我们也要发挥我们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用更残酷地剥削才能更快地迎头赶上。于是有了补课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
袁大成:
为了补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课，所以把原先的社会主义硬件逐渐改革成私有制。另外，凭借不惜代价的出口型经济，也消除了大部分由廉价劳动力们买不起的过剩产品，加上改革前中国在基本建设与重工业大量投入所积累起来的工业势能，所以中国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袁大成:
特别是，中国的农村改革把过多的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善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
袁大成:
但是，我要强调，这个成绩是以过去的错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参照而言的。而过去的错误，并非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错误，所以，把原来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并宣布资本主义为历史的终结是浅薄的看法。因为原东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既然原来的经济问题，是没有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决裂所致，那么，以原来的经济问题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就没有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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