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干部痛批教育金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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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干部痛批教育金钱化

●孙传炜（联合早报 20050203） 　　在地方元老的支持下，湖南一些退休干部和教育界名人近来连名发表公开信，痛批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在趋向金钱化，所有中国公民本应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已沦为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一方面有钱有势者的子女可以“买考分”进名校，另一方面大批优秀的贫困学生却被阻于学校的高墙外。 　　农民教育预算仅分到23% 　　《中国青年报》昨天全文刊登了这篇由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冯象钦，教育厅原副厅长刘欣森，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彭干梓，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戴海合写的公开信。公开信还有湖南省退休省长刘正“做过部分修订”，分量无形中进一步提高。 　　文章批评，中国的教育目前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政府投资不足，到了2003年才占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41%，远低于5.1%的世界平均水平，二是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占全国总人口超过60%的农民只分到23%的教育预算。结果是近年来“教育人文素质有所下降，教育价值有所失衡，教育行为有所失范”。教育机会不公的现状“实在令人忧虑”。 　　1990年代初，中国政府本来计划要在世纪末以前把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但始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1996年相关数字还一度跌至2.44%。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只有靠增加私人投资来弥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刮起教育乱收费之风，家长必须为子女就学承担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农村的情况尤其严重，连中小学校舍建设的资金，绝大部分也直接向农民征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潘云良不久前直言，中国的教育投资本来就有限，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重点中小学，庞大的经济压力使近几年农村学生的初中辍学率上升，有些地方甚至超过10%。据官方统计，初中辍学率每上升0.1个百分点，将产生10万个“不合格”的劳动力。 　　贫困生的困境并不会因为他们顺利考上大学而消失。1998年，中国改革大学招生收费制度，大幅提高学费后，许多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学生开始因为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目前在北京，一个学生至少需要2万5000人民币，才能完成四年大学教育。而中国农民去年的人均收入只有2936元，城镇居民也只有9422元。 　　专家指出，教育是穷人翻身的指望，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就和过去的科举一样，处理不好后果可能极其严重。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中国政府对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虽然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毕竟是积重难返，种种新措施的成效一时还没有显现。 　　中青报昨天发表的公开信批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已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生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为提高，“教育系统内的一些官员”还纵容许多学校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招生来敛财，给有钱有势者大开后门。 　　湖南老专家们痛陈：“抚今追昔，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学生当中来自农村地区的比例显著降低。那些咬紧牙关挤进大学的贫困生，也经常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无法融入同学当中的主流圈子。不久前媒体甚至爆出贫困生因为缺钱而靠溜进食堂捡剩菜剩饭果腹的新闻。 　　贫困生心理自卑、感情脆弱已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去年年初，来自广西农村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为不堪被怀疑打牌作弊而把四名同学杀死一案，就曾轰动中国。 　　 　　校长的尊严 　　●霍月伟(联合早报 20050203) 　　去年底到江浙参访时，曾经听一名地方官员讲过中国高考分数每一分的分量：每加一分，就意味着淘汰掉1000人。 　　有钱有权家长给儿女“买考分”，当然不会只买一分，就假定买20分吧，就那么刷掉了2万人上大学的机会！一般民众当然痛恨之至。 　　大学以外，学校巧立名目滥收费的问题，近年也备受中国老百姓炮轰。但外界听到的，还往往是城市人的埋怨之声，湖南退休教育界专家昨天在中青报发表的公开信，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拉到最弱势、最无声的农村群体。 　　中国历史上，取消了科举的朝代，很快就会面临人民造反，因为低下层完全失去了家族“提升晋级”的希望和机会。所以，教育课题对天生注重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也是重大的政治课题，搞不好就会闹革命。 　　湖南老专家在公开信中提到了一段往事：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到了昆明，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 　　追忆昔日教育家的风骨，老专家们感慨万千，随之建议当局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个：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就在教育部长周济上周自许该部门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际，老专家痛陈时弊的诚意和勇气勿庸置疑，但这封公开信，也要等到他们从岗位退下来后才能写得出来。 　　在今日的中国，校长和执政当局恐怕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目的……这些最基本的命题，才能有尊严去顶住高官、大款的压力。 　　 　　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等五位教育界资深人士致信本报呼吁―― 　 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 　 ●中国青年报 20050202　 　 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 朱尚同 冯象钦 　 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 刘欣森 　 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 彭干梓 　 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戴海 　 最近两三年来，中央十分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为解决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困难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受到群众欢迎，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一方面是教育规模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成绩确实很大；但另一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教育人文质量有所下降，教育价值有所失衡，教育行为有所失范，特别是教育公共投资不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已成为普遍性问题，实在令人忧虑。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较少的投入在配置上也不合理，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 　 以湖南省为例，1994年全省农民集资4．6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高达8．85亿元，农民承担了农村中小学校基建的绝大部分资金。1999年，由于农民对此反应强烈，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但随后又刮起了乱收费风，农村更为严重。 　 此外在政策上，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公平问题，本来应该随同每年大学招生人数的调整和增加，逐年着力加以缓解，但力度仍很不够。再加上这些年大学收取的学费增长过快，给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困难。 　 以上这一切，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已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无从禁止的“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认，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解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去年，中央电视台揭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人在招生中敛财的报道，引起社会震惊，这并非个别现象，在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由于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对如何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维护“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维护教育公平的根本价值，均缺乏严格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如相当普遍存在的以钱“买考分”，就进一步加剧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加上教育仍属紧缺资源，学校之间又尚未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致使学校不考虑自身条件盲目扩大招生的自利机会主义行为也得不到市场的制约和惩罚。 　 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从领导到老百姓无人不知的公开秘密。可是这种假定向指标仍一年又一年由省计划、教育等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该类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但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的地方让一些本来的重点完全中学只办高中，使一批初中学生不得不在该校的“校中校”交高额学费入学，有的地方还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40％，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重点中学均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为名，大量招收高收费生（收费1万元至1．8万元）。有些办得好一点的非重点中学也仿效办特色班，另收6000元至1万元。由于名校效应，有的重点中学一个班有七八十人，两个人坐的位子坐3个人。所收费用一个学校几十万元乃至上亿元，有的还给教育行政部门提成，同样均无有效监督。 　 教育部虽多次严禁乱收费，但教育系统内的一些官员，对已泛滥数年的这种“卖考分”行为的严重危害却认识不足，或者听之任之，或者在处理上软弱无力，致使教育悖离了机会均等的原则，趋向金钱化。这种状况使大批贫困的优秀学生不能入学或不能进入与其水平相当的优秀学校，人才的潜在损失难以估计。 　 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子女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大提高了，贫困和富裕阶层之间，上下流动的障碍增大了，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和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手段减效了。 　 有人说，这样做可以增加教育经费，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可以发挥名校师资的作用，解决许多问题。但是，有些所谓民办中学或高等学校，其教育资源明明是国家的资产，民间投资极少甚至没有投入。作为国家公共资源，不尽力给社会成员提供大致均等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大致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却用卖考分、办分校等手段来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怎么说都是不能容忍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如任其发展，将丧失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基本道德基础。 　 建议通盘研究和解决各种有违教育公平的做法。从义务教育抓起，以三年为期，逐年扩大正规招生，减缩各种非常态招生。 　 我们呼吁再适当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其中首先是要增加义务教育的投资。 　 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而且在若干年内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逐步增加至5％～6％，并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领导的决心和决策，只要能下最大决心杜绝虚夸之风，减少国家财政不合理又非必要的开支就够了。 　 诸如：档次越来越高的政府办公楼建设；浪费极大的政绩工程；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公车开支、吃喝玩乐费用和公费观光费；一些县市以各种纪念活动为名，花费千万元新修演出广场，花费数百万元举办明星演唱会等。这股虚夸、豪华、作秀之风如能刹住，这些钱如能减少2／3，估计教育经费就不止增加两个百分点。现在老百姓都十分欢迎中央提出的“勤俭办奥运”的决策，希望能持之以恒，一抓到底。 　 我们建议通盘研究和解决各种有违教育公平的做法。对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失范行为，应当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件件加以清理，分清缓急加以纠正。我们以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首先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严格限制公办高中收择校费。有些地方公办初中，也以“民办”为名收择校费，更应完全禁止。重点公办中学也一样不能收择校费。对违规校长经举报查实后应严肃处理。 　 二是像抓“义务教育达标”一样，抓好薄弱中小学校的改造、提高工作。现在有些地方对重点中学建设还在不断升温，有的还花巨款征地建新校，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而对改造、提高薄弱中小学校的工作，则冷冷清清，进度缓慢。我们应当急基础教育之所急，迅速调整工作重点，制订改造、提高薄弱中小学的规划，并切实付诸实践。上级政府在考察下级政府教育工作时，亦应以薄弱学校的变化为主。 　 三是对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少数民族班学生、保送生等政策，以及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的执行情况和实效，由教育部并同时委托非教育系统的部门（如国家工程院、科协、发改委等）进行调查，如确实对实现教育的公平性影响太大，或已成为腐败通道，该政策应予废止。 　 四是招生录取制度应最大限度实行信息的完全公开化。如组织由社会人士、家长等组成的观察团，全程监察录取过程等等，以完全杜绝权力和金钱对招生工作的腐蚀。 　 当然，积习已久，不可能设想所有的问题在一个晚上解决。但第一步从义务教育抓起，以三年为期，逐年扩大正规招生，减缩各种非常态招生，总是可以的吧！ 　 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个，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写到这里，记起几年前听清华大学毕业的长沙清华中学老校长旷壁城说过的一段往事。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到了昆明，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 　 抚今追昔，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个，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如果逐年得奖者能越来越多，则是中国之幸！ 　 （湖南省原省长刘正同志对此文做过部分修订） 　　 　　“我们积压在心中很久了！”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教育不公平问题，我们积压在心中很久了！”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朱尚同说。 　 他介绍，教育不公平现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长沙名牌高中择校费，高的收到1．5万元，初中1．2万元，现在连小学都开始摹仿。一些完全中学停办初中搞“校外校”，其实是为了换个名字好收钱。原本招1500人，但只招1000人，剩下的就收择校费，这使一些穷困人家的优秀学生无法入学。 　 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冯象钦、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刘欣森、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彭干梓、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戴海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们说，一些地方教育理念出现严重偏差。以前是“钢材学生”、“水泥学生”（在企业工作的有权的人通过物质交易换取子弟就学机会），现在则发展成买房就可以进名校，学校与商人勾结，学生入学变成房地产交易的条件。许多高校设立民办二级学院没有引进一分钱的民间资金，只是把名字换换就成了。各种腐败应运而生。 　 据朱尚同介绍，前国家教委一位领导给他打电话说：“见到这篇文章很高兴，当前教育工作问题较多，你们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太需要有这样的意见了！”他还介绍说，湖南省原省长刘正也对这个意见书表示同意，并做了一些修改。 　　 　 声音 　 用制度保障教育公平 　 近年来，国家对高校的投入逐年加大，精英教育开始平民化，这是非常难得的成就。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和家庭个体的差异性，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诸如贫困家庭的孩子无钱入学等问题，我觉得学校应该通过建立制度来加大扶持力度，保障公平。 　 一些学校办二级学院，乱收费，甚至卖考分，已经对学校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其现状与办学初衷有较大出入。这样做，虽然在开始时能从资金、办学条件等方面促进学校发展，但绝对会在培养人才方面出现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对此严厉查处，作为教学育人的高校也应自省。 　 ——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徐建军 　 重点学校制度创造了“寻租”空间 　 造成现行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问题的根源是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这种制度人为地制造差距，打造出一些明星学校，创造了“寻租”空间。其结果是家长不择手段地把孩子送到好学校读书。 　 以前，要想上重点学校，靠的是分数。现在，公正的程序已经发生变化：分数只是择校的标准之一，更重要的是金钱和权力的竞争。 　 现在，重点学校的功能有三：一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二是教育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三是经济利益。说句刻薄的话：少数重点学校成了害群之马！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彻底贯彻义务教育均衡化方针，取消重点学校。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杨东平 　 重点中学收费贵得离谱 　 当年，我为了读县里重点中学的重点班，花了2000元。如今，我的表妹进重点中学，收费已经贵得离谱，要9000元。 　 ——中南大学行政学院学生 王卓娅 　 教育不公与大学教育状况有关 　 教育不公平现象与大学教育状况有关。比如，现在大学分为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学的择校。因为大家都清楚哪个学校考上重点本科、考上清华和北大的人多。就算政府不在资源分配上进行调节，市场也会调节。 　 ——长沙市某中学教师 张尧 　 （本报记者 洪克非 原春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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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金 老干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民生产总值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 金钱 老干部

呵呵，仔细思考一下，提倡教育产业化也无异于教育金钱化，谈产业化自然利润化，公办学校也应更名为教育公司了，也就更不应该吃“皇粮”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法律也应改为“九年制收费教育”，博导、教授、教职工们还是“下海”去吧。

“教育产业化”有着特定的内涵。教育产业化是指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教育服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由非公共部门提供，服务价格即学费可以根据市场定价，受供求机制的调节。“教育产业化”决不意味着学校企业化或教育金钱化。

非义务教育付费制度可以理解为将稀缺的教育资源分配给那些最有可能从教育中受益的人。

非义务教育是一个服务产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是构成WTO基础性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已经作出了承诺。

首先，我国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如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等)不包括在教育服务中，不作承诺；第二，对跨境交付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未作承诺，这意味着对外国机构通过远程教育和函授等方式向我国公民提供教育服务，我国可以自主决定开放尺度，不受WTO协议的约束；第三，对境外消费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我国及其他WTO成员的公民出、入境留学或者接受其他教育服务；第四，在教育服务的商业存在方面，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市场准入上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并允许外方获多数拥有权，但没有承诺给予中外合作办学以国民待遇；第五，在自然人流动方面，要求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入境提供教育服务，必须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佣。

非义务教育领域的产业化是一种基本事实。但政府对教育产业是有政策约束的。教育管理部门不能推卸责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6 0:21:01编辑过]

1、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条第2款规定：“ 就本协定而言，服务贸易定义为：（a）自一成员领土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提供服务；（b）在一成员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c）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 （d）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自然人存在提供服务。”这里，对于服务贸易有特定的定义。至于服务产业并不是法学上概念，我记得好象是第三产业经济学上的说法。

2、“教育”一词的外延非常广，覆盖了教育的各个分部门，当然也包含了我国没有承诺的分部门以及义务教育等。

3、目前对“教育产业化”一词也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但从客观实际来说，已经或者正在异化成盈利性。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举办以盈利为目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当然，在国家、政府规定的范围内的收费还是容许的。

另外，提供几篇文章，供研究参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6 4:46:24编辑过]

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

发布：　来源：　时间:2004-11-15 15:27:00　阅读次数：

1. <SCRIPT src="http://www.wcq.cn/Click.asp?filename=153043">
3.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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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1955年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惟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中国教育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学者们曾经设想的“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现象。 　　“教育产业化”在诸多教育领域被泛化和异化 　　我们试图溯本清源。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教育产业化”在这些领域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误读和扭曲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2003年以来，汤敏一直被“教育产业化”问题困扰着。这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面对媒体，汤敏坚决表示：自己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 　　9月2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问题时也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他把教育产业化上升到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了教育事业”。　　今年以来，这已经是教育部高官针对教育产业化第二次如此明确的表态了。年初的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即曾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事实上，教育部的表态，针对的是从去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所遭遇的巨大批评。一方面，去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很不寻常地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她说，“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53％，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政府承担的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掀起扩招和高收费的狂潮，上大学对考生学习成绩要求越来越低的同时，对其经济承受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 　　本就严重不足的教育资源被过多投入到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城市和东部地区以及高等教育当中，中国的教育部门因此遭到来自各界的猛烈抨击，被指责最烈的是近些年来教育界最时髦的改革思路或称指导思想——教育产业化。这也直接导致了教育部高官公开否认提倡过教育产业化。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5月份，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大学城”违规审批、非法圈占土地和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两大问题；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财经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等重点大学招生黑幕被曝光。教育外衣下的丑恶浮出水面，教育产业化则再次被抛出来成了过街老鼠，教育部的表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不承认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曾经的“天使”怎么变成了“魔鬼”？ 　　一个曾经深入人心的改革口号，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当扩大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稀缺的矛盾因为各种利益的干扰而变得尖锐时，教育产业化就成为攻击的首要对象。”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 　　“这完全是一种误会。”汤敏认为，现在把“教育产业化”形容为所有发生在教育领域内的问题的罪魁祸首真的很冤枉。 　　汤敏告诉《商务周刊》，事情的原委应该从1998年说起。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但是汤敏强调，扩大大学的招生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配合大规模的助学贷款。他认为，支持产业化的人谈的实际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反对产业化的人实际指的是基础教育，大家谈的不是一个概念。 　　“教育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汤敏说，“教育产业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被扭曲了。” 　　汤敏强调：教育是分层次的，应该按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讨论教育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他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即“对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应分而处之，义务教育本是国家财政系统的责任，非义务教育则可以考虑国家财政适当投入时，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事实上，中国借助于市场力量解决教育问题可以追溯到1992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1992年是有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段。中国各个行业开始借力于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教育也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正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 　　汤敏认为，对于教育是第三产业的界定本身并没有错误，借助市场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置也没有错误。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教育产业化在市场的种种变化因素中被泛化和异化了。 　　“笼统谈教育产业化是不准确的。”汤敏说。 　　按照汤敏的解释，当教育列入第三产业时，并没有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进行属性界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实情况下，在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的层次性被日益模糊，教育领域各个角落都笼罩着市场的烟雾。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则对《商务周刊》强调，中国教育要不要市场，这不用争论，在批评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上，把矛头对准市场是不公平的，“关键是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 　　“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教授告诉《商务周刊》，“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那么，一个天使，是如何异化成一个魔鬼的呢？

教育产业化 Education Industrialization

教育产业是当前经济界、教育理论界及教育实践人士谈论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学者都运用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名词。发展教育产业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以教育作为特殊产业为前提的。而教育产业化却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是按办企业的办法办教育，诚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一味提倡教育产业化势必影响教育产业理论逐步成熟和完善，在实践中也容易步入误区。 　　

教育产业化容易导致的几个误区之一：教育产业化是对教育本质的错误诠释

（一）教育产业化容易混淆教育与一般产业活动的不同 　　我们知道，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即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地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教育的属性看，它是属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教育的职能是促进人的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显著区别，它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尽管我们承认教育的产业属性，但是教育产业与一般产业不同。 　　第一，物质生产领域的产业，其生产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具有商品性的物质产品，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利润，产品生产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教育活动的结果是人的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的提高，其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教育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面向未来，它是维系国家、民族希望的事业。社会效益最大化是教育追求的基本原则。 　　第二，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准确计算；教育为个体和社会发展创造的价值无法像物质产品那样用经济手段衡量。 　　第三，物质生产劳动周期短，效益可以即时反映；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周期长，效益具有滞后性，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从以上区别不难看出，教育活动与一般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质的差异，不应将两者相提并论，教育产业化论者的提法只是看到了两者相同的一面，而忽视了教育活动的特殊性。

（二）教育产业化淡化了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区别 　　教育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但是，教育与经济毕竟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活动范畴。如果完全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市场行为控制教育，经济规律或产业运作规律支配教育发展，使教育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为目标，必将导致教育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误区之二：教育产业化扩大了教育产业的范围和作用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规定的对适龄儿童实施的一定年限的普及的强制的兔费的学校教育。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提供教育是政府的义务和职能，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 其次，把义务教育纳入教育产业发展的范围，也助长了近些年中小学“择校热”。有学者分析迫使重点学校收取　　“择校费”的原因，一是“择校”问题的出现大大缓解了重点中小学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二是择校高收费在一定程度有助千抵制重点中小学招生过程中的不正之风。然而，以钱择校代替以权择校，是否就是一种进步呢？出钱择校，实际是一种钱学交易，并非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等价交换。一旦家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学生受教育质量和程度的条件，教育就可能成为富裕阶层的特权，这不但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而且最终会影响国家、社会、乃至教育自身的良性发展。

教育产业化夸大了发展教育产业的作用 　　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不但扩大了发展教育产业的范围，而且也夸大了发展教育产业的作用，因为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它对社会的贡献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而且，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整体落后，决定了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有限的。如果不顾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教育超前发展的观念，单纯把教育作为调节经济波动的手段，希望短期内通过扩大教育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不利于而且会有害于经济发展。

误区之三：教育产业化简化了发展教育产业的内涵

　　发展教育产业，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无可否认，高校收费政策和扩招政策的施行，是发展教育产业的重要内容，但也并不能代表发展教育产业的全部。如果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不仅无益于教育产业的发展，对于正确理解和执行高校收费政策和扩招政策也是有害的。 　　（一）发展教育产业，并不等于一味提高收费标准，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项公共事业，国家和社会是教育产品的最大收益者，因而教育投资主体还应当国家，国家仍应当是未来高等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因为国家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相信这一结论对我国发展教育产业也有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收费仅仅是发展教育产业的表现之一，其立足点是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改变过去政府单一投入的状况，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最终使高校成为面向社会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法人实体，从而真正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 　　（二）发展教育产业，不是高校招生规模的简单放大 教育产业是目前经济环境中少数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产业领域。在教育产业化呼声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通过教育产业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高校扩招便成为发展教育产业的热点。 在高校师资和教学设施等有限的条件下，教育规模的扩大必然使教育质量受到影响。而且有些研究已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并非数量不足，主要是质量不高和结构不合理。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另外，如果单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一味大规模扩大招生，是否会带来高素质人才过剩，教育资源浪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经济的发展与教育有密切关系，但就各级教育的贡献率而言，高等教育扩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教育。

　　结论：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在于把教育视为一般产业，完全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将产业动作方式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发展教育产业的意义在于树立经济观念，借鉴现代产业发展中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落后体制，激活和调动教育资源的潜在力量，提高办学效益，密切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社会发展变化中，教育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功能，然而，作为一项培养人的活动，无论何时，它所肩负的根本使命都是不应忘记的。

教育产业化：路在何方

发布：　来源：　时间:2004-11-15 15:31:00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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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是经济、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理论上说，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是是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教育是一种全局性、主导性的产业。”这一观点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然而在我国，教育产业化的重新提出，有着十分现实的考虑。 　　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矛盾　　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不到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 　　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受教育的愿望空前高涨。从目前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比例看，教育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达20%左右，是增长最快的项目。但是，目前我国初中毕业生只有50%能升入高中阶段，而高中阶段教育中，职业教育占56%，普通高中不到50%。 　　启动教育消费　　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基础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教育也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产业，能满足人的需要，能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资教育，不仅能够缓解教育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而且能够启动教育消费，增加国内总需求。假定每年大学增加招生100万人，首先可以缓解失业压力；同时，教育规模的扩大，需相应增加教职员工，这就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多渠道投资教育将扩大教育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如增加教学设施、更新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等，从而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产业化运作教育如何健康发展　　在教育需求的拉动下，产业化运作教育的模式已层出不穷，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难免良莠不齐。某些社会投资者惟利是图，在以种种欺骗手段套来资金和学生之后，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教育到底如何产业化运作？如何避免“淮桔成枳”的命运？ 　　明确一个认识：教育是特种产业，不能完全产业化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是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也产业的。教育是公益性很强的事业，各国的教育主要是由政府来办。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又需要吸引社会力量投资教育，而社会投资是要回报的，但又规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于是，就出现了教育公益性与资本寻利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当务之急是要界定教育产业化的内容，制定有关教育产业化运作的政策、法律和必要的监管措施。 　　从国际经验看，教育已成为全球经济范围内扩大社会间差别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所以义务教育和国家有特殊规定的教育必须由国家来办，不能产业化。 　　从教育的属性来看，教育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教育机制的运行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因此，教育系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不能产业化运作；在教育系统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方面，则可以建立起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新体制，进行产业化运作。 　　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建立教学与经营适当分离的机制　　具体而言，基本的思路是国家以土地为投资，社会投资者以校舍、设备等硬件设施为投资，办学者以软件为投资。学校进行全面的成本核算，包括教师成本、教学管理成本、校舍、实验及教学设备等成本。社会投资者不直接参与教学管理，其投资回报主要从教学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而来。办学者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的宏观指导，根据教育自身的规律并考虑社会需求设置专业，以优质教学吸引生源。这样就能在体制上解决教学与经营相分离的问题，杜绝把教育当作“摇钱树”的现象。教育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有关教育产业化运作的政策、法律和必要的监管措施。 　　尽快出台鼓励、引导和监督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是世界性的共同问题，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对策。如美国的4年制大学或学院，私立的占72.7%（1994年）；日本的大学，私立的占73.6%(1994年)；泰国的大学私立占61.5%（1995年）；印度尼西亚的高等学校，私立的占86.6%（1994年）；韩国的高等学校私立的占82.2%（1994年）；印度的高等学校，私立的约占73%。 　　解决我国教育总供求的矛盾必须挖掘社会上一切的办学潜力。近年来，我国社会力量办学得到较快发展，到1997年，全国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教育机构5万余所，办学范围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扩展到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民办高等学校大多数是顺应广大高考落榜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绝大多数只是专科水平，而且只有极少数取得国家承认其学历文凭的资格。在许多国家中，民办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从政府不赞成、不承认到政府认可，但不鼓励，控制发展，再到政府赞成、扶持并制定法规管理的曲折历程。现在，我国的民办教育已得到政府认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中央教育管理部门应制定更加积极的鼓励措施，扶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要专门立法以保障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智力来我国办学　　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在遵守我国法律、维护中国教育方针的前提下，中外合作办学对于借鉴国外有益的教学管理经验、教育内容和教育思想，提高办学水平，探索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新途径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是教育产业化运作的核心　　所谓教育的产业化运作，是指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应面向市场，教育也要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对教育成本进行严格的的核算。为此，就必须对国家统包统管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教育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学校真正成为自主管理、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有些类似经济体制改革，即在公办学校的外围发展起大批的民办学校，要对国家统包统管的学校进行彻底的改革，把国家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引入教育体制改革，把部分公办学校转为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通过一定的方式改为股份制学校。 　　政府对学校已有的投入中以学校资产的形式而存在的部分为国家股，由国家掌握控股权；其他热心发展教育的国内外企业、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的资金为社会股。成立董事会，学校成为独立法人，依法对学校实行自主管理。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在招生、收费、师资聘任、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干部任免等方面独立决策。学校通过学费和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国家同样以“抓大放小”原则，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重点抓好“211工程”为主的那些能代表国家水平和高校形象的大学，在政策、经费上给予倾斜和保证。“放小”是指让那些非重点的或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的学校转向公有民办体制。国家在宏观上对这些学校起监督、调控作用。国家重点扶持和管理的大学，在办学体制上也需要改革，改变那种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办学效益。

是啊，这样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