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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分析
	——基于DSCE模型的数值模拟（下）

2011-8-16

　　首先，消除趋势项将所有的变量标准化。然后，求解模型的稳态。在模型的稳态附近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变换，从而可以得到模型的动态方程。动态方程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外生变量的动态方程，另一部分是行为方程和其他恒等式。借鉴刘斌（2008）[10]的方法，假定模型可以表示为：E[f（yt＋1，yt，yt－1，ut；θ）]=0，其中，Et是预期，yt是内生变量，ut是外生冲击，θ是参数。那么，模型的稳态可以通过求解下面的方程来得到：f（yss，yss，yss，0；θ）=0，其中，yss是yt的稳态值。 　　虽然根据已有文献确定了大部分参数的校准值，但是还有一些参数的没有确定，如：经济的增长率，持续冲击的趋势增长率μz和生产投资品技术的趋势增长率μγ等等，我们将采用完全信息的Bayes方法对其进行估计：首先使用Sargent（1989）[21]的卡尔曼滤波方法得到观测时间序列的似然函数，由似然函数与参数的先验分布联合得到后验分布，然后通过最大化对数后验分布得到参数的后验众数分布，最后使用Metropolis－Hastings算法可以得到整个后验分布。本文模型稳态参数的确定主要参照前人文献中研究结构取值，有关参数的具体校准值参见表1。　　
  　　在利用数据估计参数的时候，如果观测变量数据大于模型中冲击数量，就会产生奇异性问题：所有冲击变量会被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并替代，那么估计参数就失效了。这里参照Smets & Wouters（2003）[22]的做法，在模型中引入大量的外生冲击。这样在避免奇异性的同时还增加了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并且可以识别RBC技术冲击以外的波动来源，比较不同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本文选择了17种外生冲击：货币冲击（xt）、暂时性技术冲击（εt）、持久性技术冲击（μz，t）、生产投资品技术的趋势增长率冲击（μγ，t）、消费偏好冲击（ζc，t）、流动性偏好冲击（σq，t）、投资效率冲击（ζi，t）、价格加成冲击（λf，t）、政府支出冲击（gt）、劳动所得税冲击（τ1，t）、资本所得税冲击（τk，t）、消费税冲击（τc，t）、利息税冲击（τd，t）、存款生产技术常数冲击（）、石油价格冲击（）、存活到下期的企业家比例（γt）和异质性生产率冲击（σt）。这些冲击均是符合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其均值为零，方差分别为ρx，X代表以上17种冲击。我们假设政府总支出，各种税率和其他的冲击变量一样都服从AR（1）过程，冲击以对稳态的对数偏离表示为：。

　　根据已经确定的待估参数的特点，我们选择以下观测变量来进行Bayes估计：GDP、消费c、投资i、人均工资w、CPI、广义货币M2和总就业水平L。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1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三季度。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经网以及CEIC数据库。数据的具体调整过程如下：价格指数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表示，使用曲晓燕（2010）[23]的方法，将同比CPI序列转换成定基比CPI序列，以2001年1月的CPI为100，然后计算月度定基比序列的几何平均，得到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我们使用统计局公布的名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的近似度量，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投资的近似度量。由于GDP平减指数不容易得到，因此我们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代替它对名义GDP、投资和消费进行缩减得到真实的GDP、投资和消费。货币用每季度末的M2来代表。最后，我们利用Tramo/seats的方法对于季度的消费价格指数、名义消费、名义GDP和名义投资进行季节调整。Bayes估计结果见表2，表中给出了参数的事后估计均值和事后估计区间（篇幅有限，只给出了部分参数估计结果，外部冲击估计略）。　　
　　参数估计的稳健性检验，可以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的MCMC收敛性检验来判断，收敛性要求模拟的两个马尔科夫链的诊断结果应该比较接近。图1给出了多变量的诊断结果，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度量指标相对稳定，表明估计是稳健的，单变量的诊断结果证明估计也是稳健的。　　
　　对于外生冲击持续性的度量指标一阶自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冲击的持续性接近1，意味着很高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在长期，真实变量的预测误差大部分将由政府支出来解释。另外，持续性较强的冲击还有持久性技术冲击（也即劳动增进型技术）、异质性生产率冲击和存活到下期的企业家比例。对于各个税率冲击，先验分布和后验分布几乎重合，这说明这些系数无法识别（图省略）。对于价格粘性Calvo参数，ζP后验分布相对于先验分布往右移动，标准差变小，后验均值为0.8438，意味着每个季度企业有84.38%的概率不能调整价格，有着较高的粘性。工资粘性ζw=0.5561，也具有较高的粘性。因此，引入Calvo粘性对数据的解释极为重要。

　　四、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分析

　　不同的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贡献不同，因此需要对冲击进行方差分解。图2给出了17种冲击对实际GDP环比增长的历史方差分解。 　　不考虑实际GDP自身的贡献率（自我累加效应），从图2可以看出，对于GDP增长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投资和持久性生产技术冲击（劳动增进型），其次是存活到下期企业家比例及货币政策（用基础货币增长冲击来表示）。2001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3季度，经济在稳态上方运行，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地高增长，但是在2008年第3季度突然下降到稳态以下，直到2009年第1季度才开始回升。2008年经济下行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减少，大量企业破产倒闭，但是在2008年底中国政府的“4万亿计划”，同时配合减税等政策，对于2009年经济复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后，我们可以进行模拟分析，先让模型处于稳态水平，然后对模型施加一些外部冲击（主要是政府支出和税率），再通过随机模拟计算可以得到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动态冲击响应曲线，进而分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见图2和图3）。　　
　　
　　首先，我们来分析政府支出的动态经济效应。在初始均衡状态下，假设政府支出提高一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总产出在当期立即增加了近0.06%，大概在第5个季度以后开始回到稳态水平。从数量上来看，政府支出冲击的持续性参数为0.9626，冲击标准差为0.1359，一单位的标准差冲击相当于增加13.59%。政府支出的增加，不仅导致总产出的增加，也导致消费和投资在当期大幅的上升，消费在第5季度以后，投资在第10季度以后开始缓慢的趋近于稳态水平。产出增加时厂商对资本的需求开始增加，短时间内要调整资本成本，这导致资本利用率的上升，由于粘性价格和工资的作用，资本回报率第2个季度才开始上升并趋于稳态。由于模型中存在BGG金融加速器，实体经济和资产价格存在双向的相互影响。货币扩张带来需求增加，伴随经济扩张资本价格也会提高，这使企业家净值增加，因此企业家定期贷款和资本需求增加，这进一步推高了资本价格，刺激了投资。由于资产价格提高使得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下降，从而可以更多地贷款和投资。随着资本存量提高，工人的工资也相应提高，在第8季度以后开始趋向于稳态水平。数值模拟结果支持了国内实证分析的主流观点——中国政府支出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潘彬等，2006）[24]。 　　产出和就业增加导致货币需求增加，由于货币供给外生不变，这使得货币市场利率高企。随着工资和资本价格的上升，生产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这又会导致物价的上升，因此引起通货膨胀。随着总产出和通胀的上升，基准利率开始提高，广义货币等都开始上升。由于投资需求的增加，企业家和厂商融资结构中贷款的比例开始增加，自有资金比例开始下降，这使得外部融资风险溢价提高，由于金融加速机制，从而使厂商面临更高的贷款利率，大概在第6个季度以后开始回落到稳态水平。 　　其次，我们分析税收的动态经济效应。当面临1%的资本所得税率冲击时，居民消费在当期立即下降，大约在第4季度开始逐渐上升；总产量当期有小幅度的下降，随后又开始上升，这是因为投资需求过旺导致的，中国房市和股市的繁荣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当期下降，第2个季度又开始走高）。 　　在李嘉图财政政策下，与政府购买伴随的税收增加会减少家庭的终生财富。家庭会减少闲暇消费，劳动供给曲线左移，真实工资下降，就业增加。产量的波动源于劳动变化而非技术变化，因此真实工资变动方向与产量相反。资本边际收益下降，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从而投资下降。货币政策不对政府支出反应使得财富效应占优，因此消费下降。总之，正向的资本所得税率冲击对居民总消费产生负效应，对投资产生正效应。

　　五、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基于DSGE框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持续性，政府支出对产出、消费、投资及就业等都产生正效应，证明了政府支出对消费和投资具有挤入效应；第二，税收对产出、消费具有负效应，对投资产生正效应；第三，政府支出增加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税收降低的经济增长效应。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17冲击变量的方差分解也表明，政府支出和技术进步对经济产生长久的增长效应。针对2010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又创新高，积极财政的实施应该和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已达到平稳增长的目标。在保持财政政策持续性和稳健性的情况下，灵活地调整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的研究得到了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仝冰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文中理论模型的推导，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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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潘彬，罗新星，徐选华.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5）：68－76.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罗英 聂鹏 来源：《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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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效应分析 中国财政 财政政策 后危机 中国财政 动态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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